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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和平集会引发美丽岛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5日 转载)
    转载自作者博客
    文/李禄俊 阿信
    

    1979年 11月15日,一大早,施明德和党外总部秘书张美贞一起赶往台中梧棲小镇,参加基督教长老教会梧棲教会的主日礼拜,刚好遇上长老教会台中区会在梧棲教会举行长“人权祈祷会”。
    
    从牧师口中,施明德才知道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1]发表32周年的纪念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将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南三个区举办不同形态的纪念活动,关怀人权受到侵犯的同胞和良心犯,祈祷上帝祝福台湾的人权现状能够得到改善。台中的 “人权祈祷会”每月举行一次。
    
    洪振辉牧师当时服务于台中大专学生中心,还担任长老教会台中中会的副议长。在聚会结束祷告时,洪牧师说:“任何人都有表达其思想的权利。凡不是以武力实现其理想的人,都不应受到政府当局的压制和迫害。”
    
    当时,长老教会祈祷会的进行,根本不敢发函或电话联络,因为情治单位检查很严。只要一泄露风声,就会有陌生人带小录音机去现场采录消息、打小报告,使活动无法进行。因此,每个月祈祷会确定的地点,只能在这个月的祈祷会中口传。
    
    洪牧师口传说:12月10日的“人权祈祷会”在台中民族路教会举行。
    
    洪牧师不认识施明德,只看过他写的“我的死囚哲学”。这天遇到他本人很重视,聚会结束两人同桌吃饭。
    
    饭桌上,施明德知道长老教会已经与天主教人士计划在人权日举办“人权祈祷会”。他询问:
    
    “党外”是否也可以加入为联合举办的单位?
    
    洪振辉牧师回答:
    
    1. 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共同庆祝人权日;
    
    2. 民族路教会太小,不够容纳党外的联合行动;
    
    3. 教会是站在信仰的角度关怀人权,但是,党外站在政治立场争取人权,你们的危险较大。因此,你们争取人权步伐应该比教会更积极,要举办更大型的人权大会才对![2]
    
    杨青矗回忆说:
    
    当时在台湾没有人知道有所谓的国际人权日,这件事给了施明德办活动的灵感。他先找到台中服务处办活动,台中服务处不敢接,于是换找台南服务处办。我从报上看到苏南成警告如果美丽岛杂志社到台南办活动,他会把人赶出台南的消息,结果台南服务处也不敢办,最后才找上高雄服务处。[3]
    
    高雄服务处总干事林弘宣征求杨青矗的意见,问他要不要接。杨青矗说:这是件大好事,为什么不办?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1979年台湾岛上的这场“乒乓球赛”,1月22日,因着“余登发”案,在高雄开始遭遇赛;大约11个月的较量之后,总决赛的时间和地点确定:
    
    时间:12月10日;
    
    地点:台湾高雄。
    
    11月25日,《美丽岛》杂志第四期出刊,发行约14万本。
    
    11月29日,六名暴徒携带斧头闯入台北黄信介家中,捣毁玻璃和办公家具。同日,八个流氓闯入《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手提棍子,在几分钟之内,掀翻桌子,打破玻璃,把屋子砸的一片狼藉之后扬长而去。
    
    《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不为所动,在被袭当日,就立即报案,并从服务处五楼楼顶悬挂下一条白色巨幅标语,督促警方尽快破案。同时,根据“戒严”条例,五人以上的集会,即需警局批准。杨青矗安排林弘宣和警局交涉,并去市政府借高雄体育馆的室内场地,结果高雄市政府以场地另有用途为由不肯出借。
    
    室内场地借不到,服务处又出新招。林弘宣跑去市政府申请借用室外场地——市中心扶轮公园,办“世界人权日活动”。
    
    警局当然不会批准,杨青矗也知道他们肯定不会批准。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这就是高手过招!杨青矗回忆说:
    
    在戒严时期,要在户外办活动,一定不会批准,申请扶轮公园的用意,是为了和相关单位讨价还价,让他们把体育馆借给我们。毕竟体育馆是室内,比较安全……
    
    《美丽岛》杂志社十多个服务处成立时都办开幕演讲会,都是在室内举办,事先向警察单位申请时,也都未获准,但还是硬办,经常都是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核准文件才送来,这样官方才有台阶可下。有了以前的经验,虽然申请未准,但我们还是继续筹备……[4]
    
    情治单位通过杨青矗的工作单位高雄炼油厂给他施加巨大压力。杨青矗没有屈服,很快被调查局约谈:
    
    有一天,长官来了,是高雄调查处处长高明辉,我们两人在炼油厂招待所的客厅单独见面,谈了三、四个小时。最后高明辉说不过我,翻脸说:“我们国民党来到台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你们不知道感谢,还在作乱。”我告诉他说:“台湾老一辈人认为,如果国民党没来台湾,继续让日本人统治,现在的繁荣进步不只如此。我很难讨厌这种受殖民地统治的话,但日本是战败国,你们是战胜国,你们的民主素养和经济发展能赢日本吗?”
    
    高明辉完全无法忍受我说的话,生气地拍桌子。最后他要我不要办活动,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台湾党外的活动,你要阻止就对全台湾的党外人士说。[5]
    
    这样谈话的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一计不成,警总又施调虎离山之计,命令高雄炼油厂派杨青矗12月9日必须到台北出差。
    
    杨青矗回忆说,他在炼油厂工作19年,从来没有出过差。听到要他出差,他心知肚明,问厂方可否不去。厂方回答:非去不可!
    
    12月7日,《中央日报》发表“行政院长”孙运璇以台美“断交”一周年为题发表的演说,凸显杀机:“今后任何企图破坏安定团结,制造纷扰,堕入‘敌人统战陷阱’或为‘敌人’制造可乘之机的行为,‘政府’决然‘依法’处置,不稍宽容。”
    
    乒乓球赛已经进入决胜负的阶段。艾琳达回忆:
    
    12月6、7日时,大家都感觉当局已经准备要抓人,但还不是真正要逮捕,而是要吓唬人。被逮捕过的政治犯都知道情治单位抓人的过程,一旦他们觉得逮捕某人,他们会将这个人包围起来……24小时跟踪,等待上面的命令行动。[6]
    
    12月8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成立。主任邱茂男,总干事傅耀坤。党外人士乘坐10多辆游览车前来祝贺。会议刚刚结束,便衣便大张旗鼓地抢服务处展柜上的书籍,双方发生拉扯和口角。
    
    活动结束,施明德、艾琳达、姚嘉文等人乘车直赴高雄:
    
    我们几个人从屏东回高雄时,每部车都被情治单位跟踪,而且他们还一定要把他们的车子插在我们的车子之间,不让我们三四部车子,一部接一部开在一起,他们一定要插在中间,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抓人,十分嚣张……[7]
    
    你来我往,党外人士谢秀雄的车差点发生车祸。实在气不过,谢秀雄下车,站在路中间,拦住紧跟在他后面的车子。大家纷纷下车,和特务理论。有人一冲动,捡来一块大石头,朝特务车子后玻璃一丢,玻璃破碎,石头把坐在车内的特务的头给打伤了。
    
    这是最需要冷静的时候,但党外人士的火气反而越来越大。
    
    12月9日,一大早,忙着要赶回台北《美丽岛》总部的蔡有全被黄信介专门留下来。黄信介指示他:看住施明德,别让他乱来!
    
    同日,国民党在电视上发布公告:今年的“冬防”将从12月10日起实施。为维持秩序及避免妨碍交通,任何群众集会将严加取缔。
    
    蔡有全回忆:
    
    12月的南台湾,天气还很闷热。9日下午2点,施明德、林弘宣、陈菊、杨青矗、周平德和我,在高雄美丽岛杂志社的总经理办公室开会,讨论隔天演讲会的主要内容。施明德问大家还有什么工作没做,在座的人脑袋一片空白,林弘宣的场地没借到,陈菊邀请的演讲人也不能确定,整个活动没有一件事办好。
    
    我看到施明德很不高兴。林弘宣问他:“明天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到底要怎么做?你要讲啊!”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黄信介前一天才要我留在高雄代表总社帮忙,他担心施明德会乱搞,要我和姚嘉文看着施明德……
    
    这时候国民党特务不断打电话到杂志社恐吓、骚扰,整个气氛很糟糕。陈菊坐在我旁边的一张大藤椅上居然睡着了,鼾声大作,我赶紧叫醒她,但没过多久她又睡着。办公室的气氛很沉重,大家没有交集,下面的人不服施明德的领导,施明德也不知道怎么下指示,二期只是个外人,没有特定职务,只能看着办。后来施明德才要我当他的随身联络员。
    
    众人沉默许久,陈敏雄拿了两、三张十行纸进来交给施明德,他竟然还向施明德行军礼:“报告总经理,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看到他拿的十行纸上写着车辆的种类、数目,火把数目、各地参加人数等各种事项。陈菊本来在打瞌睡,这时候也醒了,她一看到十行纸的内容后,抓狂地对着施明德说:“你是在干什么?刚刚开会什么都没说,现在这又是什么?台中才刚冲突,现在又拿火把、棍子干什么?”
    
    由此看来,施明德开这个会议根本是多余的。林弘宣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转身就离开,还叫我一起走。[8]
    
    20多天前,《台湾日报》记者吴哲朗被法院判定犯诬告蒋家“伤害罪”,即将入狱服刑,党外人士借用台中太平国小的礼堂在台中为吴哲朗举行“坐监惜别会”。那天,散场时大家手拿火把走出会场,走了大概100多米,气势很壮观。
    
    施明德发现这个方式很能鼓舞群众士气,就拿到高雄来用。
    
    那天下午,《美丽岛》高雄服务处里面,热闹非凡。艾琳达回忆:
    
    办公室里人声鼎沸,许多志工来来去去。琳达找了一个角落,卷起袖子,趴在地上,做起“国际人权联盟”的旗帜,足足有十二尺乘六尺见方。尽管已经是冬天了,南台湾的气候还是搞得她满头大汗。她抹了抹额头,对旁边也趴在地上做标语的张温鹰笑了笑。[9]
    
    下午4点过,义工姚国建和邱阿舍开着一辆“发财”小货车从《美丽岛》服务处驶出。
    
    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大声广播,号召群众一定要参加明天在扶轮公园举办的“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
    
    警察挡在门口,严词警告说,活动未获批准,不准上街宣传。宣传车执意要出去,几个警察干脆躺到地上。上来几个群众,一、二、三,警察被抬起来丢到一边,宣传车顺利开出。
    
    车子开到鼓山分局门口,一群便衣团团围上来。两人被拖到分局里面,旋即遭受毒打。
    
    晚上6点多,周平德接到电话说出事了,大家于是赶紧联络设法救人。陈菊、施明德、
    
    周平德、蔡有全、林洪宣、苏治芬[10]、戴振耀等闻讯都赶往鼓山分局门口。施明德和警方谈判,要求放人。
    
    大约有1000明群众聚到分局门口。晚上10点,警方同意放人。施明德派蔡有全和苏镇秋律师跟随警方去领人回来。
    
    12月10日零时过,蔡有全把姚国建和邱阿舍领出来,两人浑身是伤,昏迷不醒。蔡有全赶紧把他们送往大同医院。
    
    这件事发生在美丽岛事件前一日,称为“鼓山事件”。
    
    周平德是生意人,为人精细、周全。10日早晨,他起了个大早:
    
    早上8点多,我到预定游行的路线绕一圈,看到六合路上有好几十辆的镇暴车,高速公路还不断地有镇暴车开下来,整个高雄市形同戒严。
    
    而鼓山分局则是大门紧闭,警察总局的大门也拉下来,仅留一小部分空隙,不断地有一些吃的东西搬进警局去。[11]
    
    12月10日,台北。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在阳明山开幕。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台湾的民主:
    
    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
    
    他说:
    
    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他昭告780位与会代表:
    
    由于美台断交及党外运动的集结,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
    
    就在蒋经国呼吁和平和安宁的同一天,高雄事件,也称为美丽岛事件爆发。
    
    12月10日中午,国民党和党外协商的中间人黄越钦教授专程从台北赶来高雄。姚嘉文委托周平德负责接待。一见到周平德,黄越钦就告诉他,由于预感事态严重,国民党关中也到了。
    
    周平德立即开车送黄越钦去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到了目的地,周平德留在车上,黄越钦单独进去,向警方转达党外并不希望发生冲突,只想活动顺利进行,活动完马上结束的立场但警方不为所动,严令取消活动。
    
    下午4时,得知事态严峻,黄信介从台北赶往高雄。
    
    下午5时许,在街上巡视了大半天的蔡有全回到服务处,发现整个办公室乱七八糟。满屋子都是火把、牌子,艾琳达正趴在地上写布条。服务处外面围了好几百人,曾心仪手执麦克风,用普通话大骂国民党。
    
    在办公室他碰到刚从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赶来的黄越钦和黄顺兴。两人受托来找施明德协商,请他亲自去和南部司令常持琇会面,谈判解决问题。蔡有全突然发起脾气。他当着黄越钦和黄顺兴的面告诉施明德:“没必要!国民党到现在还不断地打恐吓电话进来,先叫他们不要再电话来恐吓我们!外面都戒严了,先叫他们撤退,这样才有诚意,不然还有什么好协商的?”
    
    一怒之下,蔡有全开始大骂起黄越钦和黄顺兴来,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同路人。
    
    黄信介把蔡有全留在高雄,本意是为了制约施明德,现在蔡有全比施明德还冲动。大战之前,更需要理性和谨慎,但双方的火药味愈来愈浓!
    
    下午5时,高雄市扶轮公园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华三路,军、宪、警林立,开始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
    
    下午6时,黄信介抵达高雄火车站。高雄南部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亲到车站迎接,说既然集会已经无法停止,可以照常进行:“只要参加大会的人不蓄意闹事,治安人员除了在场维持秩序,将尽量不予干涉。”
    
     常司令补充说:“但不得于会后手持火把、木棍或易燃化学物品游行,以免滋扰事件发生。”
    
    黄信介点头答应,双方订下君子协定。
    
    高雄服务处内,艾琳达左盼右盼,总算收到朋友从台北给她带来的三色带。这种红黄绿相间的三色彩带,艾琳达托志工做了二十条大条的,游行时披在身上,三十条小条的,游行时别在胳膊上。
    
    她的目的是游行时,让群众一眼就能分辨出美丽岛的主要成员。
    
    琳达回忆说:1979年7月28日,党外在台中公园聚会时,琳达发现他们张贴的标语都已经被特务撕掉。她就想:
    
    我们需要一些颜色来区别我们和国民党的不同。而且用颜色代表,不需要文字,既有象征性,也不会被撕掉。
    
    当时我常搭车经过高速公路,沿途都会看到绿油油的稻田与台湾农村的红砖屋,以及夕阳下水池所映射出的一片金黄色,形成一幅美丽的农村景致,这就是台湾景色的代表,所以我用这三种颜色设计了三色彩带。[12]
    
    游行要开始了[13]。担任总指挥的施明德穿一件有灰色肩章、军装风格的黑毛衣。琳达走到丈夫跟前,为他披上三色带和另一条绣有他名字的彩带。
    
    姚嘉文、陈菊等也都披上三色带走上街头。
    
    大约晚上6时50分,美丽岛宣传车开动。施明德和姚嘉文登上改装的小货车做前导,施明德和姚嘉文登上改装的小货车做前导,后面跟了大有两、三百人,前面的一百人都手持火把。
    
    艾琳达和陈菊、曾心仪、苏治芬举起“国际人权联盟”的大旗帜走在队伍中。
    
    由于扶轮公园已经被军警包围,施明德、姚嘉文决定更改路线。游行队伍从位于中山一路和大同路交界处的美丽岛高雄服务处,浩浩荡荡地沿着中山路一路向南,朝几条街外的中正路与中正路交界的大圆环挺进[14]。
    
    队伍刚刚出发,常持琇中将陪同黄信介赶到现场。常持琇发现有人举着火把游行,非常生气。恰在这时,队伍中有人拿东西抛向常持琇,中将的帽子被打掉在地上。
    
    常持琇拂袖而去,并下令镇暴部队紧跟游行队伍,缩小警戒圈,以防不测。
    
    蔡有全回忆说:
    
    我们才刚出发,镇暴部队就跟上来,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这么多部队,后面跟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镇暴车,一波一波地压上来。
    
    游行队伍走到圆环停下来后,群众静静地听我们演讲。附近的商店的走道上都挤满了人,但都被宪兵阻挡无法接近,我叫了一个宪兵班长过来,向他表明我的身份,要求他让群众进来。群众进来后,有一个人对他说:“少年仔,扶轮公园有两三万人,会出代誌哦!你们要去把他们带回来哦!”
    
    我像施明德报告后,他好像不太相信,过没多久,他跳上宣传车宣布,他要和姚嘉文进入新兴分局谈判,如果半小时还没出来,就表示他们被抓了。
    
    大约晚上7点,游行队伍抵达大圆环。演讲车停在新兴分局北侧的中正三路口,先是黄信介,接着姚嘉文、张俊宏等站在车上演讲,群众高呼口号:“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
    
    这时现场的群众已聚集差不多3000人,镇暴部队团团围住游行队伍。镇暴部队外面站满看热闹的群众。很多人想冲进来,却被挡在封锁线外。
    
    晚上8点10分左右,施明德临时交代张俊宏担任总司令,由他和姚嘉文进中山路派出所交涉,要求撤回镇暴部队,允许他们在原定地点集会到晚上11点。施明德等同意警察进场维持秩序。
    
    南区副司令张墨林向常司令请示后,施明德等的要求被全部驳回。
    
    施明德离开后,张俊宏等人站在车上向群众演讲。大约就在周平德向群众报告昨天发生的“鼓山事件”经过的时候,杨青矗从台北赶到现场。
    
    晚上8点30分左右,停放在附近邮政局旁的镇暴车上突然有几缕白色烟雾冒出,有群众误以为镇暴部队施放瓦斯,大喊:“放瓦斯!”现场立即骚动起来。
    
    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演讲车前跪下,哀求游行队伍克制。
    
    杨青矗因为是当地人,又是服务处主任,熟悉路况,大家就要他指挥。于是,杨青矗坐上“发财”小货车的副驾驶室。他四面观察:圆环南侧都是镇暴车,东侧中正三路又有镇暴车在冒白烟,北侧的中山一路口也有警察和宪兵封锁。只有西侧的中正四路口没有看到宪兵。
    
    为避免冲突,杨青矗叫司机从圆环绕到西侧的中正四路。
    
    周平德一直在看表,这时距离和施明德约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看到车子往前走,他赶紧大喊:
    
    “时间还没有到,还有几分钟。”
    
    他的话音淹没在高音喇叭声和脚步声中。
    
    很快,施明德和姚嘉文从警局里面跑出来。两个不约而同地拿起火把,跳上指挥车。
    
    指挥车沿着中正四路开了大约100米,到了南台路口。杨青矗回忆:
    
    我们才发现天桥地下有宪兵排成的人链,要阻止我们通过。当车子快碰到宪兵时,可能是太过紧张,司机手脚一直发抖,车子竟然熄火了。宪兵于是把我们的车子往后推,后面的群众就从后面往前推。
    
    当宪兵和群众推来推去时,我听到后面演讲车上佟聪凛[15]用麦克风大声喊:“冲啊!冲啊!”
    
    车子前面持火把的群众,用火把戏弄宪兵,逼得宪兵一直往后退,封锁线因而松掉,立刻被群众冲破。
    
    我看到有一个宪兵被冲倒在地上,就赶紧跳下车,把他拉起来。[16]
    
    这时,就有少数群众追打宪兵。蔡有全、黄昭辉等急忙劝阻:“不要打,不要打,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但是没有人听。杨青矗回忆:
    
    封锁线冲破后,原本在路边围观的群众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群众越来越多,情绪非常激动,我听到路旁有民众和宪兵发生冲突的声音。我很担心情况会演变成群众包围警局,甚至放火烧警局,这是有可能的事,因为我听到群众喊:“去买汽油!”
    
    我于是从小货车的驾驶座下来要去找施明德和姚嘉文,问他们要如何处理。我一下车就看到他们两人已经在小货车上,我问姚嘉文:“要带去哪里?”
    
    他说带回服务处。这与我的想法一致,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警局,到时群众去包围警局,这种责任我们实在担当不起。
    
    于是,我带领队伍转入瑞源路,转入瑞源路后,就听到吕秀莲的演讲,“现在不是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不是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大家要出来!”,很令人感动。
    
    瑞源路有一两间木材行,群众要冲进去拿桷仔,老板赶紧将门拉下来,失去理性的群众不断地撞门、叫嚣,一下子,就有人从后门抢了一些桷仔出来。
    
    群众这种不理性和不讲道理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些人可能是市井一直在流传的,某些单位雇佣来闹事的流氓。
    
    之后我们从瑞源路转入大同路,整条大同路都挤满了人,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跑出来这么多人……
    
    我看到这种情况后,从小货车跳上演讲车,我跟俊宏说就在这里演讲。我的用意是,因为镇暴部队都驻守在服务处一带,而大同路这里都是民众,沿路满满都是人,镇暴部队和镇暴车无法进入干涉演讲者,而且演讲已经安排好了,让演讲程序进行完,对民众有个交代,等演讲结束,我们就地宣布活动结束,要大家解散。
    
    俊宏认为回服务处比较安全,于是我就叫演讲车慢慢地开回服务处。
    
    一到服务处,张俊宏就在演讲车上大喊:“台湾人已经胜利!”意思是我们已经胜利了,大家解散,结果群众不散……[17]
    
    开始是党外发起群众,群众玩得正热闹。谁说散也没人听!乒乓球赛只好继续。
    
    黄信介委托黄越钦与常司令紧急交涉,要求先行撤离镇暴部队,一便美丽岛方面劝退民众解散。但常司令坚持必须先行驱离民众,谈判依然陷入僵局。
    
     游行队伍回到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时左右。台南神学院毕业的长老教会牧师许天贤带着神学生们和群众一起用台语呼喊:“停止剥削农民!”、“美丽岛是我们的!”等口号。
    
    他们还唱起配上基督教曲谱的歌曲《咱要出头天》:
    
    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
    
    有一日要出头天,哦,我心深信
    
    陇无讶疑,有一天会出头天!
    
    咱要手牵手,咱要手牵手,
    
    有一日要出头天,哦,我心深信
    
    陇无讶疑,有一天会出头天!
    
     《人权之歌》:
    
    人权,人权,咱要维护,
    
    人权,人权,咱要维护,
    
    维护,维护,咱的人权,
    
    直到胜利日子!
    
    台湾,台湾,咱要爱惜,
    
    台湾,台湾,咱要爱惜,
    
    爱惜,爱惜,咱的台湾,
    
    直到咱做主人!
    
    艾琳达拨通越洋电话,向“国际人权联盟”负责人介绍正在进行的记念世界人权日和平游行活动。对方又惊讶有高兴地说:“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也敢游行示威了!”琳达接着告诉他:“‘国际人权联盟台湾工作中心’的旗帜也在游行行列中!”
    
    对方更高兴:“这是‘国际人权联盟’的光荣,祝你们成功!”[18]
    
    不过,美丽岛之夜后半部分最耀眼的明星当数吕秀莲小姐。她站在一辆装有扩音器的大货车上,一个人演讲时间就超过30分钟。后来在接受审讯时,警察对她说:“高雄事件前半段由施明德负责,后半段你要负责!”
    
    吕秀莲大声疾呼:“许信良在美国已接到我们的消息了,向世界各国媒体报告,今天世界人权日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
    
    大约晚间10时20分,吕秀莲演讲结束,大冲突立即爆发。
    
    镇暴车突然向现场的群众开过来,后面紧跟手持盾牌的士兵。群众大哗,纷纷拿起石块和棍棒向军人打去。服务处对面大益饭店前面的木制栅栏被人统统拔下,用作武器。
    
    镇暴车开始向现场发射瓦斯弹。混乱中,黄信介登上宣传车,对着话筒大喊:“活动结束”!
    
    话音未落,有人拿起一根棍子,狠狠地打在黄信介的屁股上。
    
    就在这个时候,周平德看见林义雄和康宁祥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们两人本没有计划要参加今天的活动,结果有人在现场不断打电话给康宁祥,说是事态严重。康宁祥不敢置身事外,急忙约上林义雄从台北打出租赶到高雄。
    
    他们搭车到五福路,一看情势不对,于是一路闪避人群匆忙跑来。
    
    他们两个都有站上演讲车,高声呼吁常司令节制。
    
    两人刚喊完,镇暴车又发放瓦斯,群众倒了一地。
    
    不久,有人找到杨青矗,把他带到附近的一家饭店,到时他看到林义雄、黄顺兴等都在。他从窗户看下去,发现路上有群众大喊“一、二、三!”,把安全岛上的铁栏杆全部拔下来,丢在路中央,要拦阻镇暴车前进。还有一些人拿起铁栏杆往宪兵方向砸,宪兵也跟着往回砸。
    
    蔡有全回忆:
    
    那天晚上游行的群众确实也比较凶悍,我们回到服务处后,镇暴部队又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在附近站着,发生冲突时,我赶过去处理。这群阿兵哥最可怜,被打得最惨,群众真是够狠,把这群阿兵哥打得抱头鼠窜,有一个阿兵哥无处可逃,最后爬到树上,群众当中竟然有人拿起火把烧他。[19]
    
    ……
    
     乒乓球不仅打出界,而且还掉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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