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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乐:文革浩劫责任谁属:重新检视刘邓周在文革期间角色与作为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2月26日 来稿)
    
    作者:馮天樂(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經整整六十年了,這場運動是毛澤杔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除了大批知識份子和平民百姓遭受迫害,家破人亡之外,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劉少奇更被折磨致死,鄧小平則被流放江西。1981年11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筆者認為,對於這場給全國人民帶來沉痛苦難的空前浩劫,毛澤東當然要負最大責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了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等人大力推行極左路線,整肅大批黨政幹部之外,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也要對文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連受群眾擁戴和官方稱頌的周恩來總理,也參與對同僚的鬥爭和迫害,可以說,劉少奇、鄧小平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又是文革的加害者。現在已經有很多檢討文革成因和教訓的文章,但卻鮮有探討除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之外,其他領導人應對文革負有何種責任。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究竟起過什麼作用,使運動的發展愈演愈烈?筆者認為,研究文革這段極為複雜的歷史,應採取宜細不宜粗的方法,仔細探討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角色與作為,方能正本清源,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認清真相的基礎上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
    
    據RoderickMacFarquhar(馬若德是他的中文名字,麥克法誇爾是國內音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記載,從1966年3月4日到4月8日,在鄧小平、彭真、葉劍英的共同主持下,來自軍隊不同部門的42名高級幹部開會批判羅瑞卿。羅無法忍受對其個性和行為的殘忍抨擊,3月18日他試圖自殺。下麵是3個月後劉少奇向黨外知名人士作的冷酷的報告:
    
    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現在住在醫院裏。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他的這種行動······是嚴重地對抗黨······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期間從電話中得知了這一消息。他的直接反映是問:「為什麼跳樓?」接著評論道,「真沒出息!」在接下來的會議上,羅的批評者們對著他坐過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進行著抨擊。羅幹了一件對其敵手有利的事情;他企圖自殺,讓那些即使對他的罪名有懷疑的人,也撫慰了自己的良心,因為羅既然可以用自殺的方式背叛黨,那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背叛黨。
    
    4月12日,周、鄧、彭寫信給毛澤東,告訴他對羅的審查已經結束,有關「錯誤」的報告已經起草完畢。這是彭真在重蹈羅的覆轍之前進行的最後一項官方活動。
    
    筆者從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讀到一份〈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該文件詳細記下了文革開始後第七天(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就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朱德: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
    
    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由(×)指揮(按:也不是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你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你回來的。
    
    林彪[又把問題引導到彭羅陸楊問題上來]: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雪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雪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XXX):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甯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志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年底到1938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一些「殘餘」。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裏,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我當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面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他聽了很為驚奇:你還有錯誤?那時錯誤嘛,城市觀點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對你(朱德)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監督。
    
    [最後鄧小平宣佈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
    
    筆者認為,此時劉少奇、鄧小平尚未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成為文革的鬥爭對象,所以心存僥倖,企圖透過批鬥自己的同僚,來證明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從而將鬥爭的鋒芒引向別處。或許在他們看來,只要自己不與毛澤東正面衝突,毛澤東也奈何他們不得。陳毅無端指責朱德要搞政變,周恩來明知朱德已經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加上軍權長期被毛澤東架空,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還要說他是「定時炸彈」,更有落井下石之嫌。此後不久,北京許多高等院校,都掀起了矛頭指向校黨委的大字報運動。甚至新北京市委機關裏,也有人貼出了新任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大字報。在外地,西安交大、湖北大學、武漢水運學院等院校也發生類似情況。六月三日,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決定立即向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組。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6月7日,毛澤東曾從杭州作電話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筆者從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找到一份〈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從這份文獻中可以看到劉少奇打算效法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用「引蛇出洞」的辦法來對付鬧事學生:
    
    師大一附中何方方等七同學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為此,六月二十日少奇同志找該校工作組長和參加工作組的幾個同學(包括他的女兒劉平平)談話,談話中說到:鬥爭中的中心問題爭取多數群眾,現在不能鬥劉超(該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總支書記)。內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鬥,中間是要出事的。出現了說你(指工作組長)是黑幫的大字報,證明內部不一致,證明他們(指貼大字報的七位同學)對運動不滿。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現在你們是二個司令部。這張大字報和善意的批評不一樣。你是組長,你是核心人物,這張大字報就是不要你來領導。現在人家向你進攻,人家向你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洞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鬥爭,先打好這一仗,先爭取與劉超合作的學生,這是子彈,這七個人後盾是地下的。
    
    據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介紹,許多院校裏仍然一片紛亂,許多學生公然攻擊「中央八條」,是束縛革命群眾的「條條框框」;他們攻擊工作組包庇黑幫壓制革命,揚言要從工作組手裏奪回文化革命的領導權。6月20日前後,北京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都被學生驅趕。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等遂指示工作組進行反擊。從6月下旬到7月中旬,各院校工作組都大力進行「反幹擾」,把一些學生(也有教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不少人被整得神經失常,甚至有人自殺身死。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對此評論道:「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由此可見,雖然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百般淩辱,被折磨致死,確實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劉少奇為求明哲保身,也可能囿於階級鬥爭的慣性思維,對自己的同僚和參與文革造反的師生大加撻伐,也同樣傷害了不少無辜的幹部和群眾。他對文革的惡性蔓延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評價甚高:「周恩來同志對党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其實,周恩來雖然保護過一些幹部和民主人士,但這是在毛澤東的同意和授意下進行的,這些被他保護的人,都是毛澤東不欲打倒的人,至於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周恩來不但不會去保,而且還要加以整肅。據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記載,1966年5月,中央成立了專案組,這是與中央文革小組並列的機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項目組下設四個分組,分別有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安子文負責,而周恩來就是這些項目組的總負責人。以後這些項目分組的負責人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擔任這個總負責人,直到去世。中央專案組在其成立之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等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專案組。專案組存在期間,搞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案子,這些案子可以說,毫無例外都是冤假錯案,周恩來作為這些專案組首要負責人當然要負最主要的責任。具體而言,對於那些被打倒的高層人士,都必須有毛澤東、周恩來的簽字、批准。何人要被軟禁在北京衛戍區或送到外地隔離看管,以及何人要被關進秦城監獄等,這些都要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旨意視具體情況而定。比如,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當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在對劉少奇的處理方面,周恩來是很嚴厲的。劉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離起來,劃地為牢,再交由「群眾」批鬥,隨後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以至後來劉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以及轉移到河南開封而死於當地,周恩來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今文革已經過去六十年了,不僅青年人對文革的歷史認識模糊,甚至經歷過文革的老年人,都對文革的歷史認識產生不少偏差,究其原因,乃是受到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影響,〈決議〉宣稱:「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樣,似乎只有毛澤東重用過的林彪、江青集團在文革期間犯下了禍國殃民的罪惡,與其他領導人無關。加上未能接觸原始史料,不少人遂將文革歷史簡單化,以為只有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等應對文革的災難負責,而很少人注意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受文革壓迫者,同樣要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負責,他們都曾對運動的發展推波助瀾,對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不加援救,甚至落井下石。當然,單純指責這些人缺乏道德勇氣,或者說他們身不由己是遠遠不夠的,要防止出現文革這樣的歷史悲劇,必須在重新審視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探討促成文革的深層原因,才能理解在當時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支配下,為何幾乎全國上下,無論中央首長,還是幹部群眾,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這場政治運動,而且不少人有意無意中說了不少違心話,參與了對別人的揭發批判,留下了歷史汙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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