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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党国极权主义的顶峰/冯崇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7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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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冯崇义
    文革五十年,党国当局为了提防国人追究党国罪错而危及日益萎缩的执政根基,严禁国人对文革的深入研究、讨论和反思。但是,鉴于个人崇拜再现、政治挂帅重来、“红色文化”回潮、思想控制和政治迫害升级等现象引发“文革复辟”的话题,民间对文革的讨论异常活跃,网路上的相关言论汗牛充栋。文革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革的反思和评判难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运动群众进行权力斗争的把戏;也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及广大民众理想主义的心血来潮。有人说文革是祸国殃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的奇灾大难;也有人说不能否定人民大众反抗官僚特权的“人民文革”。
    
    如何将文革研究引向深入?难道真实的文革不可捉摸?仍然精神抖擞的百岁智叟周有光不断大力提倡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以便更精准地给中国定位。运用周老前辈提倡的世界眼光,将文革纳入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以及世界政治发展变化的脉络来考察,就会看到文革并不都是玄而又玄的中国特色,并非难以破解。实际上,文革只是国际党国极权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极权主义分析框架是认清文革本质最有效的理论工具。在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三个只接受过中学教育的痞子,居然能够成为大独裁者而将整个世界闹得天翻地覆,将他们三人放到极权主义分析框架中来比较,对提高人类的历史智慧大有补益。
    极权主义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使用的概念。最初是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赞美法力无边的全能政府。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 极权主义概念变为贬义词,用来指陈和谴责全面压迫和迫害公民的野蛮政权。但是,当时对极权主义现象的研究至少有两个缺陷。一个缺陷是对极权主义的反人类本质缺乏整体性把握。人们对法西斯主义这一右翼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深恶痛绝,却对对共产主义这一左翼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轻轻放过。即使是欧美学术界,由于受左翼思潮的支配和影响,也拒绝将左翼极权主义和右翼极权主义等量齐观,将法西斯主义视为罪恶,却对共产主义保留同情和敬意。另一个缺陷是对极权主义的讨论和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欧洲的实践经验,中国这一世界专制主义的大本营被轻轻放过。实际上,党国极权主义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发展到顶峰、发展到最完备的形态。
    党国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团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党人向世人炫耀的一个业绩就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们现在知道,1917的“十月革命”并非一场革命,而只是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者侥幸得逞的一场小政变。以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耍流氓手段解散俄国立宪会议、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标志,这场政变所开辟的“新纪元”,则是创立了党国极权专制这种新的政权形态、野蛮扭转人类文明从君主专制走向宪政民主的发展方向,将部分人类引入党国极权专制的岔道。在“君主专制”的“家天下”废墟上建立党国专制的“党天下”、打断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这是人类历史的大挫折、大倒退。列宁等政治骗子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专制政权形态,而且利用辩证法(诡辩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狡诈地论证“民主”就是“专政”,“专政”就是“民主”,为没有道德底线的党棍们推行独裁专制提供理论依据。列宁还用痞子恶棍的口吻,将他所推崇的“无产阶级专政” 大言不惭地定义为“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党国极权专制的专制程度远甚于君主威权专制,但又带有“人民解放”的迷人包装、带有建立人间天堂的美好理想和底层民粹主义情怀等迷人毒素。吸食党国极权专制这迷人毒品的国家和民族,无论是俄国和中国等左翼的共产主义党国,还是意大利和德国等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党国,都极其野蛮地打断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民主化历史进程、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对外战败的缘故,意大利和德国等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党国只是昙花一现。俄国和中国等左翼的共产主义党国,充分复辟和激活古代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寿命更长、危害更深。到了二十一世纪,原苏联东欧的的共产主义党国都已经寿终正寝、演变为宪政民主或选举民主。中国共产主义党国,则在风雨飘摇中依然屹立于东方、顽固地维持着后极权主义秩序、成为世界专制主义的大本营。
    我们今天回顾文革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党权至上、领袖崇拜、意识形态狂热、党管干部、军警姓党、生计控制、思想警察、恐怖统治等党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八大特征,在当时的中国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第一,党权至上:高踞于国家、政府、社会和法律之上的是一个不经公民投票授权而垄断政治权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而渗透整个社会的专政党。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都建立党权至上的体制,而中国文革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达到的高度或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对社会细胞控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可谓空前绝后。
    党国史学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说是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甚至于使党组织“陷于瘫痪”。这样一种观点,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官僚体制和群众运动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和思想误区。共产主义党国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又建立起“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等级官僚体制,既曲折地体现现代国家科层制管理的内在需求,同时又非理性地抵制这种需求。原教旨共产主义党国体制是制度化严重不足而又官僚主义极端严重、两种相反的祸害同时并存的邪门体制。一方面,因为共产主义党国体制存在政治优先原则和以党代政机制,也因为等级官僚体制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原则相抵触,使得现代国家的科层制管理体制无法发育成熟、国家官僚管理体制无法健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党国体制集“官本位”之大成,将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党官僚行政权力支配的轨道,权力就是一切的等级特权、以唯书唯上和命令主义为特征的官僚主义,都发展到“革命群众”深恶痛绝的地步。共产主义党国同时并存的这两种弊端,在党国体制内部本就无解。文革初期以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冲击官僚体制的实验只进行了几个月就被“毛主席党中央”叫停,模仿“巴黎公社”而创立的“上海公社”模式还未成形就为“伟大领袖”所否定。实际情形是,全国人民始终“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一刻也没有动摇和改变;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取代各级党委的“革命委员会”,更忠诚地执行党的意志、更严厉地打击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第二,领袖崇拜:对党的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一党专政与领袖独裁合二而一。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在党卫军系统之外具有很大的被动成分;苏联当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直受到党内高层的抵制;文革时期毛泽东则是“君师合一”,将列宁和斯大林合于一身,或者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及其跟随者们所制造的个人崇拜显然略高一筹。当时官定的说法是“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毛泽东获得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至尊称号,获得了“亿万人民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于是乎“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以及及唱给毛泽东的颂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理的大地上响彻云霄,男女老少跳给毛泽东的“忠字舞”遍布一切场地,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手持《毛主席语录》成为出门必备的装束,毛泽东成了神州大地独一无二的大神。“造反”在文革时期大行其道,但当时的造反只是重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把戏,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人群的造反,也不是向党国官僚集团的总头子、共产主义皇帝毛泽东造反,而是奉毛魔之旨造反、协助官僚头子清除政敌、以最愚昧的方式效忠暴君。文革时期的造神达到如此荒谬的程度,甚至于很多被毛泽东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在见到毛泽东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山呼万岁,在毛泽东离世时都痛不欲生、惶惶不可终日。
    第三,意识形态狂热:将专政党的教义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宣称这个意识形态包含人类全部真理及完美理想,强制全民信仰这个包罗万象而具有准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并将违反这个意识形态的言行定为犯罪、从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残害生灵和人类心智的毒物。苏联和法西斯德国都极度重视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但与中共党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党国意识形态在中国文革时期所具有的威力,当时就被形容为“精神原子弹”,实不为过。文革时期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彻底砸烂封资修”(即古代中国、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共产主义阵营温和派的人类一切良善文化遗产),举国城乡大兴文字狱,数以万计的无辜生灵遭逢因言获罪而丧失生命或身陷囹圄。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论者津津乐道毛泽东及文革参加者的“理想主义”。无论是共产主义许诺的平等天堂,还是纳粹主义宣扬的优等人类世界,极权主义之所以对人类危害至深,恰恰在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勾引和迷惑人类心智的“理想主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描绘地上天堂或乌托邦,整齐划一、十全十美,确实能够鼓舞斗志、蛊惑人心。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建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观,信仰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认定为建立天堂必须灭掉某些人群,无论是通过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是其它方式。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昭示着人人平等、各取所需的未来乌托邦,更意味着现实中的饥饿、抢劫、恐怖、杀戮与死亡。毛式共产主义运动的心理基础或精神力量,不是人性中的良善和高尚,而是全面激活、激发人性中的凶残与顽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观的支配下,将觊觎富贵的嫉妒、不劳而获的贪婪、奴役他人的权欲折射到迷人的社会正义和平等理想之上。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在文革时期表现为气冲霄汉的正义感和丧心病狂的政治迫害,千百万“革命群众”在平等主义理想的感召下,在平均主义天堂的吸引下,积极投身于“伟大领袖”所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迫害。
    文革时期的反特权、求平等,当然具有正义性和理想主义色彩。1949年那场革命(现代农民战争)的胜利者,迅速依照论功行赏的原则组成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等级官僚集团,形成垄断国家政权和财富而“坐江山”的“新阶级”(吉拉斯:《新阶级》)。“新阶级”或“特权阶层”的等级特权,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示的人人平等的理想形成尖锐的对照。毛泽东及文革时期的“革命群众”,当然有正当理由打击这种特权。然而,文革时期在党国意识形态严格指导下的反特权行动,处处体现着特权、强化着特权。领导反特权运动、日夜发号施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恰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特权分子。在那个全民禁欲、极端贫困的年代,毛泽东衣必特制、食必特供、住必行宫、行必专列,享受着无边无际的职务消费,利用特权获取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稿费,霸占着一群“妃子不像妃子宫女不像宫女”的少女少妇,特别是掌控着全体国民的生杀予夺之特权。偏离民主法治的人间正道,对特权分子进行专政的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行使的也恰恰是不受法律限制、没有司法程序公正的整人特权。
    当今一些人士因憎恨现实中的腐败横行而怀念文革时期“革命干部”的“廉洁”。将文革视为一场“廉洁”的运动,或者以“廉洁”来评判文革时期,严重违反历史事实。腐败的确切定义是以权谋私,无论所谋之私是财物女色还是权力地位。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极权主义政权极力标榜“廉洁”,但这种政权从来无意杜绝腐败,而是在表面“倡廉”的同时,怂恿那些有利于政权、受制于政权的腐败。文革时期“政治挂帅”之下的腐败,最要紧的还不是以权谋财,而是以权害命。当时在产品分配及就业升迁等过程中大走后门、恃权劫色等谋财谋色的腐败也相当猖獗。但更为恐怖的是,文革中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绝不比“走资派”更为崇高、更为善良,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纷纷假公济私、残酷迫害和整肃宿敌和新怨。在文革时居于党的领导地位、操控着生杀予夺之特权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定点清除对他们不利或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同事和知情人。上行下效,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号迫害他人以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地位的腐败勾当,各行各业的文革红人们也纷纷在其权力范围内如法炮制,尽管文革时期不乏受骗上当、牺牲自我的苦行僧。一些“革命闯将” 和各类迫害狂们在“反特权”的“革命行动”中所获取的,恰恰是政治资本及封官进爵的特权。他们在理想主义的神圣光环下实现的,恰恰是实实在在的特权和利益。在“斗私批修”的“革命风暴”中成长、升迁的那些“革命干部”,往往官瘾更大、权欲更强、痞气更足。文革没有遏制腐败、消灭权贵,而是培植新权贵。政治运动作为共产主义党国的自选节目,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剥弱权贵,而只是使权贵易位而已。
    第四,党管干部:党依据忠诚第一的政治标准任命和管理所有干部,控制一切组织资源。这种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干部选拔任免体制(nomenklatura),在中国文革时期也被发展到极致。文革时期,国人对官职和地位的崇拜使历史上的官本位相形见绌,与当时对官僚特权的批判更形成尖锐的讽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官方说辞是为了“反修防修”,也就是通过阻遏干部蜕化变质来防止党“变修”。干部蜕化变质和“党变修”(弱化党国的原教旨主义凶残本性)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各级干部的“蜕化变质”和党国专制,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专政党全面掌管国家权力和社会经济资源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全面激励各级干部以权谋私的冲动。他们从夺到江山的第一天起就已演变为特权阶层,尽管不断地高喊各种动听的口号。至于“修正主义”,则是中共领导层对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对一些进步改革的指控和诬蔑。大独裁者毛泽东将揭露个人崇拜、平反释放政治犯、回复农产品贸易、解冻文化艺术、以及提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等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视为大逆不道的“变修”、“变质”。
    “英明的毛主席党中央”在文革中不断向世人宣示,他们的崇高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各级干部的“蜕化变质”。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清除“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大规模清洗干部队伍中以及各行各业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通过学马列、学毛著、“斗私批修”等没完没了的彻底洗脑来培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是,他们保证党的权力“掌握在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的种种所为,只不过是将党国极权机器变为血腥无比的绞肉机,造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权力迷,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升迁而勾心斗角,甚至于六亲不认、“大义灭亲”。
    第五,军警姓党:军队、警察及一切武装力量归属于执政党而不是国家,是党的专政工具而不是以捍卫国防及公共安全为最高责任。毛泽东的信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的忠诚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能够挑战并战胜党内“走资派”最重要的资本。军队在文革中对“毛主席党中央”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忠诚,获得了厚实的回报。在文革初期暴风骤雨式的红卫兵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是波澜壮阔的“三支两军”,实际上将全国纳入“军管”。在文革中催生的“革命委员会”,普遍以军人为核心,各种“群众组织”也都必须以当地驻军为靠山才能站住脚跟。当时最高贵的出身是革命军人、最走红的职业是革命军人、最时髦的服饰是革命军装。各行各业纷纷模仿和实施军队编制,整个中国号称“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兵营社会主义”。文革时期所谓“砸烂公检法”,其实只是毁掉检察院和法院的正常职能,使得公安系统的权力更大、更凶。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靠边站了,公安人员则在审查、惩办各级干部的各种令人毛骨耸然的“专案组”中担任骨干。当时的公安系统与军队紧密配合,直接听命于“毛主席党中央”,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为党除敌。
    第六,生计控制:极权党国实行经济统制和指令经济,垄断经济资源、控制国民生计。共产主义党国极权秩序的建立,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自由主义思想理念为前提。通过没收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大改造”,中共在建政的几年时间内就依靠明火执仗的掠夺神奇地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种党国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中共通过党国“官府所有制”全面控制国计民生,进而实行“不服从者不得食”,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以实现共同富裕、共享现代工业成果的欧洲社会主义原初理想南辕北辙。到了文革时期,中共极权党国在全面落实单位制度、户口制度、口粮制度、票证制度等党国极权主义社会控制机制的同时,更进一步“割资本主义尾巴”、“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对个人生计的控制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既然已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全面强化所有社会个体对党国的依赖和依附,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彻底摧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主之生命,创造迷信盲从的愚民和群氓人格,就易如反掌了。
    第七,思想警察:极权党国不仅建立控制一切精神生活的宣传机关,对媒体和教育实行全面垄断、控制和改造,而且授权警察和其他党政部门钳制国民的思想与文化生活。各级干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掌握下属们的“思想动态”,连小学幼儿园的班干也是如此。极权党国通过镇压和灌输双管齐下,建立起以整齐划一、斗志昂扬、豪言壮语、蛮横慓悍、暴力血腥等精神气质为特征的极权主义美学(法西斯美学或共产主义美学)。中共在文革时期既将极权主义美学普及到一切角落,也成功地将全体“革命群众”纳入思想思想警察队伍。神州大地到处都是党的义务思想警察和精神行刑队,任何“反动信件”、“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反动口号”都躲不过“革命群众的雪亮眼光”而被及时地检举揭发,甚至深夜躲在家里“偷听敌台”也会被左邻右舍扭送公安局、派出所。
    第八,恐怖统治:极权党国所许诺的地上天堂,是以屠杀和迫害为前提的,总是容不得由它确定的“敌人”,总是动员一切力量不断地清除敌对组织、敌对意识形态和敌对人物。极权党国依据其政治标准将国民分成“人民”和“敌人”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不断地选定和制造各式各样的“敌人”由国家暴力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并且在大规模捕杀的同时对全民实行公开和秘密的双重监控,故意制造无所不在、深入骨髓的恐惧。
    共产主义党国的大清洗手段分两大类。一类是斯大林式,大清洗主要是依靠官僚体制和法制手段;另一类是毛泽东式,在大清洗中“专政机关”的霹雳手段和“群众专政”的无比威力同时并举。中国和海外的左派都对斯大林式清洗颇有微词而对毛式“群众运动”或“群众专政”津津乐道,特别欣赏文革时期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等形式进行的“大民主”。但是,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谓“大民主”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表现形式,“群众运动”运行于“毛主席党中央”运动群众的轨道,“群众专政”所执行的是党和专政机关的指令。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将“阶级敌人”的范围从原来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扩展到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等21种人,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叛徒”、“内奸”、“工贼”和“现行反革命”,鼓励“革命群众”对他们随时抽斗、乱捕滥杀,暗无天日。
    恰恰是因为运动群众广泛参与,文革的打击对象无边无际,而且创造了互相检举、互相揭发、互相指控、互相背叛的互害模式,形成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整个民族都在党的领导下合法使用国家暴力、大犯特犯反人类罪,践踏人权、草菅人命。应该强调指出,除了最初半年多时间内的个别例外,文革时期的恐怖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国家暴力,表面上“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实际上都是受国家机关、公安机关和军队的操控,为“毛主席党中央”打击各种敌人、捍卫以“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想”。无论自以为多么“纯正”的“革命群众”,无论以多么愚昧盲从的方式效忠暴君,其言行一旦被党国认为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则立即会遭到专政机关毫无留情的镇压,包括红卫兵“五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王、关、戚。
    好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颇有悟性的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文革形容为“绞肉机”,这台两派甚至多派互相撕咬的“绞肉机”将权倾一世的林氏父子也绞的稀巴烂。加害者与受害者和二而一,“革命闯将”与“人民公敌”在文革中频繁易位,很多整人高手也被整死,或者被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生不如死。文革时期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现的忠诚,要么是谋取权力地位的手段,要么是被别人当成谋取权力地位的炮灰,不是虚伪、便是蒙昧。那些带着善良和真诚投身到文革中的人们,在狂热地捍卫“真理”和“纯洁”的过程中也被权力和蒙昧蹂躏到了极端。无限忠诚的“革命群众”在不断地被利用、被欺騙、被愚弄之后,总有一些人会逐步地感觉到、意识到“革命”本身的荒谬,因而理想破灭、疑团满腹、信念动摇。也会有一些人在荒谬感、幻灭感侵袭下到文革时期流落民间的、原来只供批判的“反动书籍”和“异端思想”中寻找答案和精神养料,受那些人道主义文学作品和“修正主义”理论著作的启发而拥抱人道、民主、法制、自由等“异端”思想和价值。质疑、抵抗“毛主席党中央”的各种“地下思潮”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终于逐步形成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印红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党国官方宣布终结文革,并不表明文革(极权党国的政治迫害)的结束,但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后极权。后极权是退化疲软的极权,是力不从心的极权,是被迫向社会让步而走向没落的极权。在后极权时期,极权控制机制因为衰败老化、因为丧失信仰和意识形态狂热的支撑而松弛,党国统治者因为部分群众的觉醒而不敢轻易发动群众搞运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发生松动和裂变而呈现半多元状态,政治领域还维持着一元化控制,但也不再密不透风铁板一块。。
    关于极权与后极权两种政权类型(regime types) 的联系和区别,林茨和斯泰潘所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书有简明扼要的比较。以多元因素为标准划分当代世界的主要政权形态/社会形态,可见下表:
    
    文革是党国极权主义的顶峰/冯崇义


    当今中共党国是典型的后极权主义政权,中国是典型的后极权主义社会,政治上继承着极权主义的一元化,经济和文化领域则己演变为半多元。原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党国,都经历了从极权到后极权、再到宪政的大转型,尽管转型的成果在一些国家尚未尽如人意。这些转型尚未尽如人意的国家,确立了通过民主选举解决政权合法性来源的程序正义,尽管还未能切实落实人权、法治和繁荣稳定等宪政民主的其它目标。中国从后极权向宪政民主的转型是大势所趋,党国政权不可能传到红三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自由主义力量的成长、以及世界的大势,都使得中国的宪政转型势不可挡,心智健全的人皆当作出明智的选择、为中国的宪政转型助一臂之力。习近平红二代要开历史倒车、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极权主义,因而使当今中国出现一些“新极权”的特征,引发“文革复辟”的惊叹。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有能力重建党国极权,他们所进行的无谓折腾和垂死挣扎,除了表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绝对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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