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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宇:改革与文革:警惕后者的“武器库”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7月02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杨立宇
    

    如果说“大跃进”主要祸害了中国农村,那么在相似的程度上,“文革”主要祸害了中国城市。但后者的表现更夸张、更刺眼。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文革”只在表面闯入了中国农村?这需要从“四清”运动开始说起——“四清”(又称“社教”)运动与“文革”鱼贯开展。
    
    考虑到改革开放在“文革”的废墟上起步,而现在有人暗示改革的某些后果需要借鉴“文革”的方式加以对付,那么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了。
    
    假如两个人在打架,区别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打架,以及造成了什么主要后果。我怀疑明里暗里为“文革”招魂的人,是否还保有作为人的基本良知,或是对以毒攻毒、以火救火的天方夜谭中毒太深。
    
    简而言之,评价“文革”的困难主要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对现代中国人构成一道很沉重的政治智力测试题。但“文革”本身的祸国殃民性质不值得辩论。该运动从面子到里子都荒谬,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吃尽苦头,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打粮食”的,而且再次让中国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
    
    “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又共享的那个“大”字,暗示了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和发生机制。奇巧的是,两场运动还共享了“发动”这个专用政治术语,并且时隔不到十年又搞了上十年——为什么中国人很容易被“发动起来”成为真正的秘密。
    
    不能把“文革”的责任统统推到一个人或四个人身上。按“文革”初期中国八亿人计算,平均一个人要对两亿人的行为和处境负责,无异于说一个坏人的本事极大而两亿好人极端弱智。
    
    农村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现代中国人已知的后果更深刻。老实说,“四清运动”只有“清经济”被落到了实处。农民对身边的传统公平准则一向心明眼亮,也精通与人斗。“四清”的其他内容农民都不大懂。稍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经历过“四清”运动的许多基层干部,皆有“脱过一层皮”的余悸,心灰意冷,士气低落。
    
    “大跃进”释放掉了农民狂热的能量。“三年自然灾害”让农民再次牢记饥饿之苦。而“四清”运动则再铲平村庄内细微的贫富差距,等于释放掉了农村“文革”的大部分能量。干部的特权也就剩下合法地不干活了——为官者的会议总是很多。
    
    由于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主要源于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城里“吃商品粮”,因此农民在接受城乡差别的同时,也受到意义深远的启发——当工人比当农民好。
    
    农民不能对“价格剪刀差”进行有组织的集体抗议,是因为“支援国家建设”绝对“姓公”,所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只剩下“出工不出力”这一招了。于是不出所料地普遍出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经济效果。
    
    我感到,“文革”开始时批斗所谓走资派,再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恐怖的强制性政治含义,农民(社员)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当时的中国农民正在以低效率的集体劳动方式,支撑着中国经济的主要压力。没有贫富差距,只有均贫和更穷,甚至有不少手持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外出讨饭的农民兄弟。
    
    中国农村问题的是非界限生成于均贫到饥饿之间。中等烈度的问题是贫富差距。高烈度的问题是官民关系。当农业问题处于低水平时,在政策上解决它的难度并不大,收益却可能很可观。对此,利益集团的分析框架可能只有很微弱的解释力。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不是在“文革”期间一无所获?肯定不是。正如电影《秋菊打官司》非要“给个说法”所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官方评价既敏感又重视。
    
    毛泽东把约1500万完成了造反使命的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命令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农民具有极大的精神安慰剂效果。不过此举代价蛮大,城市青年成为农村紧缺口粮新的合法瓜分者,加剧了农民的实际负担。与城市知青下乡反向操作的是,政府又招收了大约1400万农村青年进城当工人——差不多就属于瞎折腾了。
    
    但是,如果从日后改革开放时代所需的某些主要微量元素看,结论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庞大的知青群体对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或者说基本国情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进而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的巨大难度有了深刻理解,不再容易被廉价的口号搞得头脑发热。
    
    由此观之,知青运动可被视为一笔为改革预存的社会政治资本。这张牌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
    
    农村和农民在“文革”期间的最大潜在收益,是毛泽东重新力推“两条腿走路”的农村工业化政策。这一次,在农村兴办社队企业是携带着雷霆般的政治目标来的。1976年农业部正式设立了农村工业管理局。
    
    如前述,把一部分工业使命交到农民手上,中国经济就由不得计划体制的周密算计了。关键是“乡村企业的利润归事实所有者而不归中央”,何况农民几千年来就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市场知识。此举实际上意味着计划体制不得不向中国农村的现实妥协。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以此为最初的端口,是有一定道理的。
    
    毛泽东曾经满怀诗人的浪漫情怀,力图把人民公社办成“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综合实体,并获得了可圈可点的进展。典型如农民办的小学和办在农村为农民瞧病的小诊所。这两件事都涉及社会正义、市场条件和人的基本权利,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工具性权利”——达到“实质自由”的必要条件。
    
    不久前笔者赴农村调研,再次注意到几户农家正厅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的像。我问道,“毛主席搞人民公社把农民饿得够呛,邓小平让你们有吃有喝,你们为啥只挂毛主席的像”?大同小异的回答我又听到一遍:“邓小平解决了农民吃的问题,但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腐败,要穷大家一块儿穷嘛。现在反腐败,这好!当官的不敢胡乱喝酒咧······”
    
    我想我能理解“农民的真理”,问题是怎样理解“文革”与反腐败的关系。
    
    在可预期的时空内,对中华民族智力的最大挑战有两个,一是做对改革的顺序,二是将对“文革”的反思推进到可取的深度。二者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文革”是改革前最后一个糟糕的驿站,更在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正是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经历过“文革”的人通常更不愿意主动提及“文革”——“文革”的阴影无时无刻地影响着许多改革的底线。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深知一旦国家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确凿无疑的是,“文革”是整个民族的伤痛,所有职业人群看上去都受了委屈,都可以自称“受害者”。那么谁是加害者?
    
    “文革”结束以后,官方要求“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很可能是次优的,实际上也没法做到最优。当时算旧账只会再次生乱。不过不给一点“说法”也不成。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足够有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恰当分寸。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①“文革”是一场灾祸;②主要责任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这使多数人能暂时放下内心的委屈,着眼未来,投身改革······
    
    1981年的《决议》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也及时。但有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拖”就消失。其中最难以平衡的方程式是,方程的一端是“发动者”犯下了严重错误,而在方程的另一端,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容易被“发动起来”,去投入一场疯狂和绝对有害的运动?
    
    1966年秋,我还是小学生。一天晚饭后,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红卫兵(十几岁的中学生)敲我家的门——他们敲错了。他们的目标在对面——我父亲单位一位留美归来、受人尊重的总工程师的家。
    
    之后在十几秒的时间内,我就听到一声清脆的打耳光的声音,他们在打一位老人。随后我忽然被打了一巴掌,原来我的家长发现我留了一个门缝向对面看,生怕不小心把红卫兵招惹来。之后不久,我听到红卫兵们命令两位老人爬着楼梯下到院子里去,其间打骂声不绝。第二天,红卫兵进出走廊时神气活现的劲头令人终身难忘。
    
    现在回想起来,最初起事抄家的红卫兵们一定是从哪里弄到了“犯罪执照”。如果说他们还有一点人性,恐怕也就剩下一点混浊不堪的劣质人性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只要听到有气无力的敲锣声,那就一定表示又有“走资派”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在游街。再往后,打砸抢的规模所形成的恐怖气氛,跟现代战争影片所展示的场面相比,只是少了枪声而已。不过随着工人参加“文革”,枪声很快也补齐了。
    
    直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究竟为了追求什么目标,需要中国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会有人怀念无法无天的“文革”?
    
    “文革”后期我去某省会城市,有两件事让我至今历历在目。一件事是公共汽车发神经了,五六辆车呼啸而过却不载客,车窗玻璃全无。另一件事是国营菜场只有盐和咸菜可售。
    
    根据官方说法,“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要说“文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一定是对社会主义的天大诬蔑;然而要说“文革”是为了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要认真对待了——反对私有制吗?不是,当时中国遍地是公有制。
    
    从足以煽动起人们心中有历史根据的怨言和不满来看,贫富差距和特权有充当“斗牛红布”的嫌疑。
    
    虽然中国并未经历过一个像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把贫富差距和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等,以及介于人情和腐败之间的送礼之类行为,统统打上资本主义标签予以谴责,在扣减大脑正常思考功能的条件下,也确实不难办到。
    
    “文革”的社会动员机制有三个关键窍门:①把贫富差距和腐败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②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③利用传统社会对贫富差距和特权、腐败现象经久不绝的反感心理,来“发动群众”予以打击。
    
    现年50岁以上的中国人不会忘记,“文革”前半程动不动就搞“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确有较强的煽动(发动)效果。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心理和“两层中国”社会结构的下层部分汲取打击力量——与革命时期的力量同出一源。只不过“文革”采取了恐吓方式:“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应该说,上述社会动员的套路在当时的农村已经彻底失灵了。因为农民普遍认为最苦在1960年代初,不到十年再忆苦,朴实的农民往往实话直说。
    
    作为伟人的毛泽东精通历史,特别了解下层民众的心理。但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享有无数夸张的荣誉称号,比如“世界的太阳”“人类的救星”“东方的列宁”······就是没有一顶经济学家的桂冠。这暗示,作为革命大师的毛泽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因果关系也是一厢情愿的。
    
    相反,真正能恢复秩序就真能恢复生产。比如,当时政治地位很高的火车司机中之个别人,竟敢将火车开到半道停下来到路旁的村庄去吃饭、买鸡蛋······
    
    总之,“抓革命、促生产”是最失败的政治监护。
    
    我当年看过一些大字报,内容无非是一些占小便宜的鸡毛蒜皮,却上纲上线提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其实统统没有超过个人恩怨和微量私仇的范围,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义愤填膺——民众只是对道德瑕疵和官僚主义保持着一贯的反感而已。
    
    狂热分子和投机之徒对各级干部的人身、肉体攻击,大体上也受到传统官民矛盾所形成社会心理的“暗中资助”。这种比“秀才遇到兵”更恐怖的氛围确实能产生一种效果:收获了“铲除利益集团”的效果。诚实论之,改革之初中国拥有这张“牌”,对随后的改革开放确实有“坏事变好事”式的影响,是中国特有的改革禀赋。
    
    可以肯定,“文革”时期的中国暂时退出了任何一种名目的文明。恐怕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愿意与“文革”为伍。红卫兵很快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臭了,50年以后还会更臭。
    
    “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时期,“文革”中最不可饶恕的草菅人命达到高潮,毁掉了工人作为领导阶级的荣誉。而十年未涨工资也让工人家庭吃不消。关键是,工人步学生后尘参与“文革”使目的不详的武斗升级,把许多城市搞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此时任何一声吐字不清的“立正”口令,都会让人立即服从。
    
    一般说,披着羊皮的狼与披着狼皮的羊相结合,最善于制造诡谲的恐怖气氛,而且效率奇高。所幸农民对“文革”没有兴趣,亦无精力,否则“文革”的后果更不堪设想。但愿“文革”的教训起码够中国使用一百年,绝不许其还魂。
    
    最终,政治运动依次打击了中国所有职业人群,各家都苦不堪言,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很微妙的机制是,一旦政治被墨化到这种程度,经济反倒很容易成为中国改革的首选领域和优先目标。
    
    中国人对“文革”的认识还远谈不上深刻,反省也不够到位。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竟有人企图为“文革”招魂。其中最荒谬的看法莫过于赞扬“文革”的所谓大民主形式。我坚信倘若民主有灵性,她一定会愤怒地拒绝这个很“大”的高帽子,耻与之为伍。民主会强调自己从不提倡并坚决反对整死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人。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有一个十分可恶的条件,即要求人们“把大脑交出来”,以毛泽东一人所言为绝对真理,以便“大民主”的形式只容得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祸国殃民的理论。有谁听到过“文革”时期被整死的人,有机会为自己说一句有效的公开辩护的话吗?
    
    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大难临头时才想到《宪法》,也未能免死。可见民主和法治在当时中国的根基有多么浅,一阵风就可以把她连根拔起。事实上,连施害者们也出尽洋相。比如“文革”正式杀人的判决书上言明“依法判处死刑”,依什么法?
    
    连《宪法》都指望不上,《刑法》《民法》压根就不存在,怎能窃用法律的名义杀人?
    
    更严重的是,如果被害人试图为自己辩护,通常都会自动触犯一种说来就来的“不老实罪”,拳脚伺候算是客气的。当时中国人没有权利的概念,将乌合之众令人发指的狂欢称之为民主,无异于给职业咆哮者和精神病患者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群体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群体容易成为刽子手,也容易慷慨就义”。
    
    有人相中了“文革”的反腐败功效,或许以为猴子是由人变过去的。其实正是在“文革”时期诞生了一个专业的腐败术语,叫做“走后门”。而“前门”聚集的正是无数无权无势无助的“广大革命群众”。
    
    我曾见过,连菜场的营业员都给熟人广泛的优惠——卖菜既挑好的,又抬秤。当她实在承受不了排队人群的道德谴责浪潮时,也咆哮一句“你们谁在单位不给熟人开后门?凭啥说我?”结果谴责的浪潮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无论如何,在讨论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约束条件时,我们需要警惕从“文革”的武器库里找出反对改革的武器。否则,中华民族很难以智慧相称。
    
    (摘自《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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