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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策:寻找共同点—西藏的“中间道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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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5月0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王策:寻找共同点—西藏的“中间道路”政策
    西藏的“中间道路”政策是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并根据民主机制,经由西藏人民议会、噶厦等民意代表与团体进行讨论协商后,共同作出的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路线图。其基本内容是西藏不追求脱离中国的独立,只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宪法的民族自治框架下,实行西藏地区的“高度自治”,或叫“名符其实的自治”,其核心精神就是藏族人们不追求对其居住地领土的独立权,只要求其自身治理上的自治权。所以说“中间道路”不是“藏独运动”,而是西藏的“民族自治运动”。西藏的这一运动是基于自古以来藏人自治的历史事实,无容置疑,合情合理。
    
    历史上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和唐朝、蒙元、满清以及中华民国等等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用现代政治学范畴的语言来说,容有不同的诠释与认定,颇难达成共识。但不管是唐朝的公主和亲,还是元朝的设置宣政院,清朝驻藏大臣,中华民国的蒙藏委员会,以及册封帝师、法王、金瓶掣签,等等设置举措,都仅仅是对西藏政教事务一种象征性的与间接有限的介入,并不存在外来非藏族的大小军政官员对西藏的日常政治宗教事务进行巨细无遗的直接管治。事实上就是,通过悠久的历史岁月,西藏人民以其自身特有的语言、文化、风俗、政治、宗教与地理环境等等,凝聚成独特的民族主体意识,尽管与周边近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但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宗教自治体而存在雪域高原,他们所拥有的这种自治权,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自治权”。
    
    但是西藏的这种“历史自治”状况在1950年起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单方面的予以改变。中国的军队在1950年开始派遣大军入藏,进行所谓的“和平解放”;继而通过1959年的“平息叛乱”,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对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进行了直接的汉人管治,彻底地改变了西藏人“藏人治藏”的历史常态。
    
    王策:寻找共同点—西藏的“中间道路”政策


    中国政府对西藏社会的这种史无前例入侵改造对藏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它迫使达赖喇嘛带领八万西藏人离乡背井、流亡境外,它关押残杀西藏人民、迫害喇嘛僧尼、毁灭寺庙、破坏文物,它不仅是在政治上剥夺了西藏人的自治权,而且在文化上打乱了藏传佛教的正常信仰秩序与法脉传承。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自1950年至1979年,共造成100多万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数千座寺庙被拆毁得只剩下六十几座。西藏人民为了自己的民族尊严、信仰自由和自主生存,一直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近年来出现了140多人的“自焚”抗议,更是惨烈悲壮,令人痛心不忍!
    
    西藏被外来民族占领管治的状况,就像当年满清入关灭了明朝,给汉族人造成的痛苦是一样的。满人攻占中国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残酷杀戮。又发布“剃头令”、改变汉族服饰,改造中国的文化,大兴文字狱以钳制中国人的言论思想。所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政治的变迁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他认为易姓改号的王朝兴替只是“亡国”,意指像满清的入关,是异族入主中原,改变汉人原有的文化道德伦常价值,这是更严重的“亡天下”。所以他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意在反清复明。
    
    西藏目前所处的现状正相当于“亡天下”境地,并且由于它独特的宗教传统遭到摧残管治,更使它处于丧失宗教自主权的“亡教”的地步。比如西藏大小寺庙不得悬挂达赖喇嘛尊者法相,反而要挂毛、邓、江、胡等中共领袖画像,妄称“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使佛门庄严圣地沦为中共政治宣传之低俗场所,平时还派遣大量驻庙干部对寺庙进行全面管控。
    
    更有甚者,中国宗教管理部门还买卖各级活佛的指标,造成假活佛泛滥;还横加操控对高层活佛转世灵童的指认,严重破坏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传统制度。比如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选定的班禅喇嘛十一世灵童被中国当局从人间蒸发,改由中国当局操纵另行指认,致使神圣的活佛转世闹出了“双胞胎”。根据历史旧制,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互为师徒关系,班禅喇嘛的灵童须得到达赖喇嘛的承认及拜达赖喇嘛为师,反之亦然。现在出场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存在争议,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承认,被藏人称为“汉班禅”,显然也难以得到信众的普遍承认,使藏传佛教独特的活佛转世传承制度面临深重危机。
    
    鉴于西藏人民处于“亡教” 与“亡天下”的双重痛苦困境,急需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来使它摆脱目前的不合理现状,以获得真正的自治。在我看来,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就是一个充满宽容、妥协与互利精神的政策,特别是其法理是建立在它自古以来的“历史自治权”之上,是解开西藏问题症结的一条和平理性的双赢道路。
    
    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少多民族国家在处理不同民族区域关系上,都是以尊重民族区域的历史自治事实为原则来解决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有很多例子可以借鉴。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西班牙的情况。
    
    西班牙是一个由多民族地区构成的国家,由于多元的文化语言及历史上不同地区曾属于不同王国,造成文化和区域认同的差异,历史上一直分分合合,情况比较复杂。西班牙在独裁者佛朗哥死后进行民主化转型的时候,就面临着具有分离倾向的民族地区追求独立或高度自治的诉求。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通过各方协商,他们达成了折衷的方案。其新宪法既坚持国家的统一与不可分割性,又赋予各民族地区以不同程度的自治,可以说这是西班牙的“中间道路”方案的成功案例。
    
    新宪法中首先规定:“西班牙奠基于国家统一与各民族所组成的区域自 治”,在“自治区”专章中则规定:“有共同历史、文化与经济特征之相邻省份、岛屿、或属于同一历史实体之省份,得决定组织自治政府,并依相关章程中的规 定成立自治区”。
    
    在实际实施中以各民族地区拥有自治的“历史特权” (Fueros)以及地区本身自治发展程度的条件为依据,分别赋予他们不同类别的自治地位。其中自十六世纪以来就享有“历史特权”的加利西亚、 加泰隆尼亚、巴斯克三个自治区首先通过“快速通道”获得“完全自治权”(full autonomy)。随后安达鲁西亚于1980年也获得完全自治地位。瓦伦西亚及加纳利亚群岛则获得其“高度自治权”。其他的各地区也分别先后取得不同程度的一般自治权。
    
    由此可见,西班牙在民主转型,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过程中,是以其各民族地区的“历史自治权”为法理依据,并按不同的自治发展程度,赋予各地区以不同等级的自治权的。如果以此为参照的话,藏族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与宗教的“历史实体”,一直拥有它的“历史自治权”,完全有资格和条件获得“完全自治”或“高度自治”。
    
    实际上,除了西藏之外,目前中国边陲的各民族地区像蒙古、新疆以及香港、澳门特区等等,都有资格依据其“历史自治权”以获得各自不同程度的自治地位。
    
    我们特别注意到近年来在香港兴起的“香港自治运动”,其法理依据也是基于香港的“历史自治权”。其发起人之一陈云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来自一百五十余年的城邦自治历史,他说:“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共之后,香港依照《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其精神是传承自英治时期的香港城邦格局,也服膺香港人的自由城邦市民的身份,并非凭空创造。香港目前的‘国中之国’地位,其文化根基来自香港的城邦史”。(陈云:《坚持香港自治 保卫自由城邦—香港城邦自治运动总纲 》)
    
    另一位香港政治学者方志恒针对中央政府关于香港的自治权力范围与享有程度是:“中央授予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的论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倡言香港人必须要重构香港自治权的“历史法理论述”(Historical-legal discourse),并以此为基础推进本土民主自治运动。他指出早在1980年代中英谈判展开之前,香港就已经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自治殖民地。他说:“如果我们宏观地阅读我城历史,当能明白香港的自治权,并非单纯由北京自上而下授予,而是经过了殖民地时代伦敦权力下放、《中英联合声明》国际条约确认及最后才由《基本法》正式成文化的三阶段演变”。所以他说:“理解到香港自治权的三个阶段演变,当能明白所谓‘香港自治权完全来自中央’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北京在天朝主义路线下,刻意扭曲历史事实的政治操作。因此当下香港人必须建构论述,重认我城的自治传统。唯有我们如此才能理直气壮,在‘天朝中国’下力争我城应有的自治权。” 。(方志恒:《重构香港的自治权》)
    
    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自治不断侵蚀,并刻意打压香港人民的特首普选,阻止香港通过民主化进而完成其高度自治的进程,现在已激起香港人民的反抗,一股“新本土主义”的思潮正在如火如荼的兴起。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新本土主义”者为香港制订了“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的“香港自治路线图”。他们不仅要扩大香港本地的争取自治的香港市民力量,而且还要推进“民间外交”,试图和东南亚等国家公民力量合流,构建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南公民社会”,互为声援支持,为实现香港的“永续自治”目标而努力。
    
    这种大格局的“香港自治运动”值得西藏、蒙古和新疆等地人民的参考学习。鉴于中国边陲各地区民族拥有自己自古以来岁月悠久的“历史自治权”,完全可以以此为法理论述切入点来争取自己地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以此为契机来推进“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人民要求的“自治”与“民主”两大目标合流,最终实现民主化的地区高度自治。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周边的各民族地区和港、澳特区都应该在维护与发展“历史自治权”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从而汇成一股风起云涌的各民族与地区“泛区域自治运动”的大潮流。与此同时,这一“泛区域自治运动”也应该同中国海内外的“民主宪政运动”联手合作,互为犄角之势,分进合击,共同来冲决黑暗、专制、压迫的中共大一统党国体制,这样才能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
    
    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大转型的关键时刻,各种矛盾都在日益激化,中国执政当局如果一味霸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无视广大人民对“自治”与“民主”的迫切要求,最终必将造成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火山爆发,走向崩溃解体。如果能转而尊重各民族地区和特区人民基于“历史自治权”上的“真正自治”要求,以西藏提出的“中间道路”与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高度自治”精神为原则,并参考西班牙以及其他现代民主国家的地区自治模式,重建中国各民族地区与特区的民主自治体制,并以此为契机启动中国全面的政治改革,筹建民主宪政,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建设成一个各民族、各地区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大和谐的共和大家庭,携手共享民主自由的美好未来!
    
    (本文为2016年4月22日至24日在台湾召开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之专题论文)
    
    作者:王策 (中国共和党主席)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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