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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研究文革的又一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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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3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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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参与》作者:徐友渔
     (博讯 boxun.com)

    由郭建、宋永毅、周原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是继《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和《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之后完成的又一项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爆发于1966年,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段不可回避和忽视的时期,但是,由于人为的全面持续的压制和禁锢,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成为空白。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1966--1996),文革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专利,但由于语言隔阂、资讯缺乏、人力不足等原因,西方的研究也谈不上硕果累累。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复杂和举步维艰的研究现状不得不使人认为,文革研究是一项需要从长计议,甚至要寄望于下一代的事业。摆在文革研究者面前的任务,除了作好自己的研究外,就是要为长远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上述资料性、词典性的出版物,便具有特殊意义。
    
    据我了解,这种奠基性工作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由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世界对现代中国了解和研究的需要急剧增加,许多国外研究者在涉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前后时期的问题时感到疑问重重,犹如坠入五里雾中,但他们又不可能重新学习和全面补课,《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这类书籍对他们可能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第二,目前大陆想记录和研究文革的有心人不少,其中多数人虽然有亲身经历,但由于没有交流、学习的可能,他们的思想和眼界基本上停留在零碎、片断、芜杂的个人经历和感想的水平,如果这些人有幸能接触到上述海外出版物,他们的思考、研究、写作就可能变得全面、系统,具有学术意义。事实上,我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这类书籍不但对海内外非专业的文革研究人士,就是对专门的研究者,也是很有价值的,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离不开相关的工具书。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文的文革大辞典,它包含了300多个词条,涵盖了文革10年中的重要人物、事件,重要概念、口号等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虽然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收罗无遗,但全面性仍然是本词典的突出优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条目的选择和撰写上,作者表现出了基于深厚研究功力的眼光与匠心,摆脱了只把文革当成党内的、上层的政治斗争的狭隘理解,不仅记载官方正史会记载的上层人物与重大事件,而且记载具有民间和社会意义的人物与事件,比如造反风云人物中在“五大学生领袖”之外的朱成昭,理论家周泉缨等,还有民间思想者如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等等。不仅记载了如林彪“9.13”出逃,推出样板戏等重要的事件,而且对于民间发生的事件,大到青年一代的地下读书运动,小到任毅的流行歌曲《知青之歌》,都有翔实记载,事实上,后者对于真切理解文革中人们的经历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词典还反映出了作者基于学术立场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受官方决议、文件和各种不同学术流派观点的影响,主要是陈述事实、着重考据,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非常注意准确性和具体性,小心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词典多次提到上世纪50和60年代之交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因饥荒的死亡人数,说是2000万。我们知道,对这个数字的估计有差异和争论,大致说来,上限在4000万,下限在2000万,而有人以坚持“没有那么多”来否认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其实,对于评价领袖、政党的政策错误,少说一些并不是开脱的理由,本词典取下限是明智的。词典的撰写并不只是综合、总结现有的各方面材料,而是体现了作者的独创性研究,比如“样板戏”、“四旧”等条目,词典详细说明了它们的起源、在《人民日报》和“首长讲话”中官方提法的形成、变化等等。又如,不少文革中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所谓“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因入狱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了,作者通过在大陆的实地采访,对王力、关锋、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多人在文革后的经历作了追踪记录,对他们的逝世年月日也有说明。
    
    当然,和任何优秀的出版物一样,这部词典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若干瑕疵。
    在“刘结挺”和“张西挺”这两个条目之下,说他们两人都是在1967年成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因为卷入四川的派战而下台,这个说法有不够精确之处。
    
    刘结挺、张西挺这对夫妻和“造反干部”在1967年翻案成功,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的负责人,分列第3和第4位。但1967年5月7日只是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其中第3条说,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5月28日由毛泽东同意的中央“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中央同意此二人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在省革委中分列第4和第6位,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日期是1968年6月2日。因此,说刘张二人在1967年成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
    
    刘结挺、张西挺于1969年底下台,表面看很像是因为派性问题,因为从1967年夏季起,四川成都的派性斗争就是以刘张问题为中心,一派要打,一派要保,刘张二人也是亲一派、压一派。但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刘张垮台直接原因是省革委第一把手张国华和第二把手李大章联名给中央写信,告他们两人的状。说他们“卷入四川的派战”充其量是一个借口,而且在表面的理由中也不是主要的。他们的上台下台,根子在中央一级的斗争,此事说来话长。刘张两人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与西南地区一把手李井泉的矛盾而下台,并持续受到打击。文革时,四川的造反派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冒着风险,与刘张共患难,多次一道到北京去告李井泉的状,替刘张翻案。翻案成功,刘张衣锦荣归,但刘张回川后不支持自己的战友和恩人“红成”,反而支持其对立面,更激进的造反派“川大八•二六”。“红成”非常愤怒,指责刘张忘恩负义,掀起“打倒刘张”运动。其实,非常明显,刘张的态度,由中央的态度决定。“红成”打倒刘张,以1968年3月被中央表态定性为“翻案逆流”而告终。刘张垮台,真实原因在中央,而不是“卷入四川的派战”。梁兴初入川前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入川后对“红成”也不支持,原因也是听中央的。梁后来受驻川部队54军影响,转而支持“红成”,中央也没有批评他“卷入四川的派战”,他的下台,是受林彪事件影响,根子同样在中央而不在于派性。
    
    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可以说这部词典在条目的设置上,有两个遗漏。
    第一个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196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全校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决定招生暂停,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停办多年。我觉得,词典应该把这件事收入,因为大学停止招生,以及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实在是文革中的大事。
    
    第二个是,我比较坚持认为,词典应该有“二月镇反”这条,并且有较大篇幅的说明。
    1967年二月,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发生了当地军区、当地驻军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事件,造反派中较激进的一派被取缔,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反动组织”,头头、骨干被抓,许多人被游街、批斗,或者被通缉,已经被打垮的保守派迅速恢复,反攻倒算,协助军队镇压。在许多地方,监狱人满为患,天上是军用直升飞机撒传单,地上是满街警车呼啸,直到4月,中央宣告“反击二月逆流”,各军区纷纷认错,被中央批评、改组。“二月镇反”是对“一月夺权”的迎头痛击,是对文革中最紧跟毛泽东和文革派的群众组织的公然镇压,在多数省份,被抓捕的人都在万人以上,牵涉到的群众在百万人以上,这么大一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不提。相比于词典用大量篇幅谈“二月逆流”,这种遗漏显得更不应该。
    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记得,当时的“二月逆流”,就是指“二月镇反”,至于上层的矛盾,什么“老帅、副总理大闹怀仁堂”之类,人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清楚。只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革”的官方宣传中,“二月逆流”的光荣故事才改变了这个名称的原来含义,反复述说,广为流传。本词典这个条目的内容,就是得自于官方津津乐道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完全反映了历史真实,我不知道,因此不能随便怀疑。但为了全面的真实,就依这个故事本身,也应该指出以下两点。第一,比起老一代革命家支持、通过发动文革的中央决议,比起他们支持、通过“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中央决议,在抵制文革这件事上,可能“二月逆流”最具有货真价实的成分,因此成了百谈不厌的故事。第二,老革命向文革派发难,主要因为4件事:打倒老干部、取消党组织、搞乱军队、抓捕高干子弟,这些事,说成是国家大事可以,说成是既得利益也行,对有些人反正是一回事,但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普通老百姓的遭遇等等,并不是争执的话题。我对“二月逆流”的高风亮节是认可的,但肯定没有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当然,上面的话是借题发挥,全面剖析并不是这部词典的任务。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作为词典的特征和实用性也很明显,除了比较详尽的条目正文,它还包括一个“文革大事记”和“文献索引”。“文献索引”分为“毛泽东与文革”、“中共领导人和文革”、“红卫兵和知青再教育”、“造反派、群众和武斗”等14个专题,不仅检索方便,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目录索引。辞典最后还附有几乎所有条目和文革重要词汇的中英文对照表,这对从事有关文革研究和中外交流的人都有非常实用的参考作用。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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