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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再评温家宝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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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2月28日 来稿)
    
    
     我在《为邬书林一辩》这篇短文中,对温家宝题为《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稿进行了一些点评。但是,谁都能看出,我是言犹未尽,没把话说痛快。 (博讯 boxun.com)

    大家知道,在200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是胡锦涛先作报告,之后才轮到温家宝登台讲话。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的报告如死水微澜无人理睬,温的讲话却令人感动反响强烈。章诒和女士说:“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的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可以想象,当两会代表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教诲和指示时,除了不时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外,内心当有怎样的轻鄙和反感。
    说实在话,温家宝的讲话与胡锦涛的报告确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胡锦涛的报告整个儿是用官话套话堆砌出来的,除了袁鹰先生违心地夸了他一句外,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人对胡的报告说了什么好话。而温家宝的讲话除了官话套话比较少外,还确有真情流露和个性化的表述。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读了温的讲话后是真动感情了,他说:“温家宝总理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心情激动,口无遮拦。雷先生无意之间把“很久很久”以来胡锦涛所作的所有报告都给贬下去了。我的朋友吴思先生是个十分理性、平实的人,他说:“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人民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
    关于温家宝的讲话别人没有提到,而我想加以肯定的一条是:温在报告中打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擦边球。温家宝经过“用心思考”后,首先赞扬了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接着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随后就提到了比较敏感的吴祖光,赞扬了新凤霞;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谈到了比较敏感的赵丹遗言,并给出了钱学森的发问: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依我看,温家宝打的这些擦边球反映了他心态中的开明之处。
    然而,温家宝的讲话真的如雷颐先生所说“这样好”么?真的有什么“真知”,真的很“精彩”,“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么?对此,我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不愿或不敢直面事实,不能坦坦诚诚地说出切中肯綮的真话来。
    温家宝讲话的第一条是“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这就是说,他把问题说成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明白“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因此需要他来加以启蒙和点拨。其实,真正的问题明摆着:由于人权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敢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尤其是不敢求真,不敢讲真话。会场中的在座诸君心里谁不清楚,半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敢讲真话的人,是出来一个,就被政府收拾一个,以致文艺工作者要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袁鹰语)。温家宝不能直面现实而置换命题忽悠人,由此已见一斑。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条是“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在这一条中,温家宝也是刻意躲着紧要处,说了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其实,真正紧要的话只有一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口头上提倡“百家争鸣”,实际上专搞“一家独尊”,因此大家的思想怎么解放得了?!正因为思想得不到解放,也就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各位看官,说这句话需要真知灼见么?不,只需要尊重事实,服从常识就够了,但温家宝却做不到。
    温家宝讲话的第三条是“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上两条一样,温家宝再次回避事实,只字不提文学艺术家们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的真正原因,反而要他们树立“高尚的品德”,以周文王等古代圣贤为榜样,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在受迫害中发愤而为。我认为,温家宝这么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要求过分,而且已然显虚伪之心,少恻隐之情。
    温家宝讲话的第四条是“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方面温家宝的确感到了危机,出现了忧虑。但是,他依然刻意回避了精品和人才出不来的根本症结——中国没有建立起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只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求来所谓的“精品”和“人才”。这是因为,在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制度下,精品和人才的多少与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呈负相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当然唐朝是一个例外,如吴思所说,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官方容忍或忽略了体制外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因此才文采斑斓,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而在当代中国,后极权专制控制能力尚能实行大体上的思想禁锢,并且也不想容忍或忽略民间的创造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能出的精品和人才,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精品”和在正统之内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才”如张艺谋等而已,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精品和人才涌现出来呢?
    上文提到,温家宝在讲话中特意谈到了赵丹的遗言,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平心而论,温家宝在大会上提及赵丹遗言是需要勇气的。赵丹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然而,这个温家宝照例是黄花鱼溜边,躲开紧要处,刻意不提赵丹遗言中最是精华、最为出采的话,那就是: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必要。应当说,温家宝摘引的那句话是有价值、有意义,但那句话别说赵丹压根儿不怵,随时都能把它讲出来,就连有肝无胆的郭沫若也什么时候都敢说;唯有上面这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的话,赵丹只能一直憋在肚子里,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还是黄宗英说得好:阿丹用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一丝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而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可想而知,赵丹如果说早了,必遭迫害无疑。然而,在陈云等人早已作古的今天,温家宝依然不敢转述赵丹的肺腑之言,这就是一件掉链子的事了。
    温家宝在紧要处掉链子,除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淡忘”赵丹遗言的精粹之处这一件外,我在这里还想再提一条,这就是他不敢赞扬更有风骨的吴祖光先生。早在1957年,吴祖光就提出了赵丹遗言中谈及的问题。当时,他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一介文人吴祖光在50年前就有如此识见和风骨,这就难怪他要被定为右派、受尽摧折了。然而,在反右前敌总指挥邓小平撒手人寰10年后的今天,对国之先贤推崇备至的温家宝却对吴祖光这位“可与日月争光”的人物欲言戛止,但说吴夫人凤霞好,“画如其人”,这可就又掉了一回链子。
    综观温家宝的通篇讲话,应该说不是没有真诚、没有真情,但在紧要处却尽是敷衍、打马虎眼——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独具慧眼。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读了温家宝的讲话稿后,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备受鼓舞”之余,针对温家宝洋洋数千言,却对“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置一词的做派,不客气地追着温家宝的屁股说了两个“当务之急”: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务之急;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只可惜,你急他不急;你“竭智献议”,他置若罔闻,只当没听见。
    最后,评说温家宝的讲话,若是漏掉了关于戴爱莲的那一节,就决不能说已经把话说痛快了。温家宝在大会上细腻地描述了他与戴爱莲的过从交往,还专门引述了戴爱莲病危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温家宝拉着她的手,她大声对温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温家宝还介绍说:“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我相信这几句话是温特意要说的。我琢磨,温家宝之所以特意那么说,不像是为了怕他的政治局同事指责他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而更像是为了与“退党大潮”较较劲。然而,放上那几句话的结果却是弄巧成拙,这恐怕是温家宝始料未及的。
    说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已根本没有普世性,只有“人口太多”这一条是它的依凭了么?再说,朝鲜的金正日听了能舒服么?温家宝如果对金正日说:“朝鲜人少,不需要劳动党(共产党)的领导。”那金正日还不气得鼻子都歪了?而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更不干了。依照戴爱莲、温家宝的逻辑,蕞尔小国古巴的人口才一千二百万,那还需要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你说卡斯特罗听了,能不从病床上蹦起来跟家宝同志玩命?还有,戴爱莲的话,欧盟听了也会觉得不是滋味。欧盟各国与中国相比,人口不多,因此都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欧盟这块饼正在越做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欧盟这个准国家难道也需要共产党来领导不成?!
    行文至此,我算是把话说痛快了。
    
    
    2007年2月2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2月27日播出)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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