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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会会长林牧晨在中华公民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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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会会长林牧晨在中华公民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

    各位良师益友,各位志士仁人:
    
    自辛亥革命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来,中国的民主变革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漫长途,经历过傲视全球的辉煌时刻,也遭受过惨绝人寰的黑暗岁月。
    
    六十多年前,中共曾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许诺获得多方面的支持,但自49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共集团口头上的民主完全是骗术,它与民主为敌,与人民大众为敌,为自己的特权统治无恶不作。它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实际上是综合了纳粹主义列宁主义的铁血独裁。曾被中共的谎言迷惑而拥共者,最后都会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是个一不中华二不人民三不共和的官僚特权党国。觉醒使人反抗,反抗使人横遭暴力,以林昭为代表,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前仆后继献出了生命,促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
    
    以实行民主宪政为共同诉求的成规模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如果从1978年算起,已经三十多年了。它的主体曾倾向于“体制内改革”,但无情的事实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观点,对中共绝望而倾向于革命。而且,曾几何时,肯定中华民国、回归中华民国的主张已占上风,“民国风范”在世风日下的中国大陆犹如劫后春草般复苏。这种变化,不仅基于对历史的追踪反思,也基于对中华民国在台湾之成功的认识。如果说的确有两个中国,那么人心才是区分这两国的界限:即独霸特权的中共专制集团的党国,与主权在民的老百姓的自由民国。
    
    我们中华民会是老百姓的组织,我们的努力是为老百姓的权益,我们的期望当然是把专制党国改变成自由民国。我们今天在中华民国自由的海岛上开会,就是为了明天能在自由的民国的大陆欢聚。为此目标,需要各路英雄群策群力,以找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法,以移山的坚韧努力去完成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伟大工程。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就5个方面的问题地说一下自己的观点,以求大家的批评指教。
    
    一.中华国情分析。
    
    中国大陆目前的基本国情可概括为:
    
    1. 社会综合状态:病态繁荣。
    与毛时代相比,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物质改善,生活放开。还包括基本免除了政治犯死刑。但在有所改善的同时却附带畸形演变,表现如:人欲横流、贪腐为荣,谋财害命,淫乱成风,仗势欺人,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治安混乱,道德滑坡。
    病态的繁荣既不能持久,也不能令人民大众获得真正的幸福安宁。因此,无论贫富,争相外逃,成为继“大逃港”之后的又一奇观。非国破家亡却离家弃国,正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反映出民心浮动国情堪忧。
    
    2. 社会基本矛盾:官民对立。
    共和法统乃主权在民,大陆则是假共和之名而主权在官。 官有特权,民无人权。州官放火,百姓灭灯。党占国库,官夺民财。枪口对民,防民若川。
    历史上有过许多暴政,但从未有过对民众的管制侵犯蔑视荼毒达到了连信仰和生育都难逃法网的地步。中国人骂人最恶毒的话就是咒人断子绝孙,如今绝后之家到处可见,兄弟姐妹叔伯婶姨渐成作废之词,人为的天伦残破史无前例。古今中外,几曾有过把人权人格人性人伦如此肆意践踏的国家!
    官民对立的情绪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日益激化,导致许多微末小事都会突然演变为成千上万人卷入的暴乱。强制圈地拆房的惨剧、自焚跳楼的悲剧,和与之相应的烧警车砸官府甚至杀警杀官的惊险剧不断上演,无日无之。
    压迫者与反抗者,两方面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中。我们从中看到了悲哀,也看到了某种希望。
    
    3. 社会最大危机:政权非法。
    中共的党代会决定国政,党集团凌驾于政府和所谓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以及法院。所谓“党领导一切”就是占有一切、统治一切。霸权自授,权大于法。权来于军,军为党私。法不监党,党高于国,官非民选,政禁民问。如此党国,足以令秦皇自叹不如。
    人民的知情权被“国家机密”等理由轻易剥夺。人民的表达权被以“颠覆国家罪”等借口强力压制,并且无可奈何地被“代表”。人民的选举权是一张不许兑现的空头支票。在如此一干二净的石板上还能长出什么花草?中共党国已经把自己在人民当中生根的说教变成了黑色幽默。
    民运和民众维权运动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中共党国的死穴。要使政权合法,使共和由假变真,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以抵制还是顺应革命,将决定危机能否不至于演变成浩劫
    
    4. 社会意识潮流:人心思变;
    所谓“马列主义毛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已经没有市场。不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已是纯粹以特权贪财渔色的利益分赃集团。这个集团只能倚靠分享贪腐特权的奴才维持统治,拼凑些“和谐稳定”之类的下三滥“理论”来遮掩破败的门面。
    广大民众,包括为数众多的党政军警特人员,已经明白中共统治是非正义的、必死无疑的。中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这已不用怀疑,迟早而已。
    大变在即,各种思想都活跃起来。所谓“左派、右派、自由派、民主派、社民派、民国派、改良派、改革派、保守派、革命派”等等名称,已不能分清百川交汇的流派,却生动地反映出一个打破禁忌的新时代已然降临。
    反映在文化艺术等领域,也是缤纷杂乱,争奇斗怪,迎合着躁动不安的人心。混乱中出现一种现象:官方支持的“歌德派”日渐门庭冷落,民众喜欢的“暴露派”到处受捧吃香。在媒体或公共场所嘲讽咒骂官党已不稀罕。难得有跳出来为官党说话的还非常容易招来一顿臭骂甚至老拳。
    即使在中共高层,鼓吹民主攻击专制的言论也大有市场,而且时常表现得毫无顾忌,渐渐从“亡党亡国”的忧虑变为“亡党救国”的期盼。
    
    二.民主运动与革命
    
    显然,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须经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变,无论是和平的演变还是暴烈的激变,都将是真正的革命,是继承辛亥法统的民主革命。
    基于社会的进步,如今的革命已经不必通过暴力形式来完成了。
    但如果被革命的对象顽抗到底,暴力革命或许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据此立场,我们把这场革命称为民主运动,就是为了争取和平的变革。
    针对多年来“民运”概念的扭曲,我们强调:
    
    1. 民运,即民主运动,是民众要求并亲自实践兑现国家主权的政治行为。民运必须是有民众参与并成为群体事件的一场或连续的变革运动。对民运的误解、丑化,把某些个人的言行与民运划等号,是不对的。中共惯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促使一些名利熏心之人捣乱搞鬼,还有的是犯糊涂。这都不奇怪。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民运。多年来,许多人为民运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绝不应该因少数参与者的劣迹而抹杀民运的价值与功劳。
    
    2;民运反对专制,实质就是革命。民运革命化的自我成熟过程,也是主张改革、容纳改革、超越改革的过程。“改革”可以理解为居于改良和革命的中间道路。对于坚持一党专政的“改良”,我们必须明白原则上的区别,抵制改良派的破坏作用,争取他们向革命化的转变配合。因此,我们在反对中共专制的同时,绝不歧视共产党员。我们在主张民主的同时,也承认其他人提出各种异议的权利。民主就是多元共存。
    
    3.与专制斗争的主战场在大陆。目前在中国大陆劳工大众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正向更高的政治权利斗争方向发展。这才是中国民运的主体。海外各种民运活动及海外人士的各种努力,都应与之配合,实现本土化转移,方为成功之路。
    
    4.民运在海外三十多年来成效不理想,关键在于组织没有搞好。基本上都是有组织之名而无组织之实,而且鱼龙混杂,山头林立,虚招内斗,自废武功。如果不尽快组合成统一的有实效的政治集团,就只能被淘汰。为此,多年来一部分民运人士做了许多努力以图整合民运队伍,包括提出组成民主议会的设想,但至今未能有所突破,好像卡在瓶颈、困于死结,令人顿生打破瓶子斩断绳结之想。
    
    无须讳言,中国民主运动还未成熟到具备登上政治舞台的实力,以致多方面发出的感叹集中于“看不到替代中共的力量”。东风将起,战船何在?形势严峻逼人。
    
    发起成立【中华民会】的初衷,就是想绕过“民运圈”的死结,走向“民众圈”,开出一条实实在在的成功之路。
    
    三:大陆公民政治的可行性路线
    
    1. 草根路线。许多人把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宫廷政变”、“军事政变”、或“政党政治”、“精英政治”、“外交政治”甚至“神化政治”。而我们则认为:草根民众群体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政治的提升,才是中国民主变革的主体。【中华民会】自我定位于民间社团,就是要区别于空对空导弹式的“民运”流行概念,低下头来,着眼于基础工程,着手于日常生活。所谓“知难行易”,先从小事做起,从底层做起,在石坡上铺泥土洒水播种,让自由的生命扎下根基。广交朋友,互相帮助,逐步增强自救自卫自主自治的力量。这是任何人都能够去做的事,没有理由做不成功,问题只在于如何加快发展速度,扩大这类民间组织,寻找契机楔入社会问题,立起支点撬开僵死的板块。
    
    2 乌坎模式。乌坎事件是中共统治六十多年来第一次公民政治成功的范例。村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赶走了官党村委,自行选举民官,而且得到省府官方的认可。虽然,在整个国家都在专制之中的大环境下,一个小小的农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成功,一星火花很容易被踩灭。但至少可以证明:公民政治是有效的,是有无限发展空间的。
    乌坎事件也说明:替代中共党官的领导人才有的是,就在民众中间。没有共产党,事情更好办。
    以往总以为民主选举只能在民主制度实行之后才有可能。但乌坎事件还告诉我们,民主选举也可以成为在专制压力下直接争取民主权利的突破口。【中华民会】的诸多主张里,包括对党官“不支持、不拥护、不合作、不供养、不承认、不服从”的抵制运动,还有“说服、规劝、逼迫党官转变立场变成民官,或虚为党官实为民用。”
    乌坎事件说明我们的主张是可以付诸实践的,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3.美丽革命。如今,不流血或很少流血的革命实例已经很多。如“天鹅绒革命”、“玫瑰花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不但名称很美,其革命的过程也充满美感,往往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参加了一场狂欢节聚会,在激动人心的交响乐曲中,在热泪与欢呼中,人们的灵魂受洗升华,同时,国家也突然就焕然一新了。经历过78民运、86学潮、89民运的人们,也能回想起当时曾热血沸腾的那种美感。日益临近的中国大陆民主革命是否能够通过如此美妙的震荡一跃而成功?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梦想,只要大家努力,梦想就有可能实现。
    当然,我们的努力必须是务实的,不是那么抒情的。“茉莉花革命“绝非有人所说仅仅发一通网帖或手机短信就立马成功的。例如联络、组织、信息、筹款、谋划、发动、策应等等,与组织军队投入战场一样绝无轻松浪漫。我们必须清醒,面对的是敌人,只有打败他才可能享受胜利的喜悦。做好了基础工程,在革命进程中,争取大批共产党员官员军人警察特务投向民主阵营,以鲜花代替刀剑,以兴奋的泪光代替痛苦的血光,大家一起迎接自由,那才是最美丽的。
    我们希望,即将来临的中国民主革命,会避开血腥,成为又一次可以用鲜花来命名的美丽革命。
    
    4.万年工程。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最牢靠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或基础不稳,民主制度即使建立起来也会被推翻,就如同辛亥革命或俄国二月革命的厄运。又如阿富汗伊拉克及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其源于宗教族群的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灾难甚至更加惨重。即使发达的民主国家,对社会不同群体的矛盾和个别极端分子的犯罪,民主制度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需要组成公民社会的广大群众来化解。
    没有组织功效的民众是一盘散沙,组成公民社会就是最有生命力的政治力量。所以,公民社会的路线,既是突破专制争取民主的正道,也是维护民主完善民主的保障,这是一个立即可以开工的工程,是一个迅速可以见效的工程,又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工程。
    【中华民会】的宗旨,就是参与此项浩大的公民社会工程。
    
    
    四.台湾与西藏等地区与中共政权的关系
    1.近来大陆西部地区逾百藏人自焚,一如六十余年来汉族和其他民族何止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自杀,无疑是中共专制暴政导致的惨剧。暴政不除,惨剧不止。
    自杀不仅表现了绝望,表现了生不如死的痛苦,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意志。
    把被迫自杀列为犯罪,证实了中共统治者极端的蔑视人道和正义。仅以文革中成批自杀的知名人士为例,宣布自杀为犯罪,等于把所有曾宣布“平反”的自杀者又打成罪犯,再一次屠杀这无数冤魂。
    中共的蛮顸姿态,恰恰证明了他们是藏族人民的凶恶敌人,手握屠刀,抓住每一个人,死也不放。而且,从中共首脑到为数可观的奴才,从来就把少数民族视为被征服者,不降伏即杀戮理所当然。
    显然,藏族人民与中共统治集团的矛盾,不是提出最温和的要求,和平地谈判就可以解决的。要获得自由人权,只有通过组织起来展开坚韧的斗争,直到推翻专制,方可成功。
    西藏流亡政府是所有不愿为奴的西藏人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支柱。希望藏族领袖们引导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展开策略性的斗争,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才能增强斗争的实力。
    2. 中共长期叫喊“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人民应庆幸“解放军”未能得逞,否则难逃浩劫。如今中共改变策略,但亡台之心依然,因为有三个它无法容忍的事实:一,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对照着中共假共和的非法性;二,民主阵营对中共政权形成的包围圈,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三,由于中共长期封杀中华民国,逼迫台湾完全有可能为了生存发展宣布成为与大陆割断关系的国家,而一旦那样的话,中共政权必将面临国内各方面的压力而难以维持。
    从五十年前的海峡战争与长期对峙,到至今未变的政治外交围堵,加上日益严峻的武力威胁,都明白无误地证实台湾与中共集团的关系是敌对关系。多年来某些台湾人士亲共的言行,实非明智之举。须知一旦被中共吞并了台湾,非但人民遭殃,就是那些一度受宠若惊的统战对象也难免兔死狗烹。
    而台海两岸的民间交流则应获赞许。“不能得罪13亿人民”,此言不差。问题是,如果把不得罪人民理解为讨好中共政权,那样就混淆了是非。
    长期以来,无数追求民主的大陆人士倾听着自由中国之声,把台湾当作灯塔。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提出应让国民党民进党到大陆发展,竞选未来民主统一的国家总统。台湾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认真思考这样的前景。
    
    3. 中共的敌人来自三方面:国内各阶层各地区反对力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民主阵营力量,以及境外华人的反对力量,其重点包括了尚未完全控制的香港,特别是完全不能控制的台湾和达兰萨拉。
    中共拼命攻击的就是它最害怕的。台湾和达兰萨拉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此两处是足以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一旦敌方获得这样的实体作为支点联合起来集结为阵线,就会完全扭转局势,使中共处于面对叫板被动应付的下风。
    
    如此棋局应该怎么走,应该不是个难解的问题。
    
    五.大陆民间组织的生存发展
    中共统治六十余年,镇压得最严厉的就是反对专制暴政的民间组织,连带着无数与政治无关的民间组织也被横扫一空。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清除他实现狂妄目标的障碍,纵容盲目拥护他的学生组织起冲锋队式的红卫兵,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给民间组织打开了一面城门。虽然不久便着手收摊关门,但中国民间已经获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组织经验。
    
    1978年底开始的“民主墙”运动,最突出的就是首次涌现出数量空前的民间民主团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自办民间刊物的形式组成的,组织人数少则二三人,多则一二十,而且从整体来看已相当成熟,配合有序,进退有度。其中许多人成为80年代以来民间反对派组织或政治关注群体的骨干。
    
    1982年起,海外华人办刊物搞组织,扩大了中国民运的回旋空间。
    
    1998年起,以民运人士为骨干的组党活动产生了标志性的意义。
    近十年来,民间维权活动高潮迭起,已经具有民权运动的声势规模,甚至不断出现近乎于革命暴动的场景。但因没有组织效应的牵引策应,加上中共大力镇压和分化,往往一哄而起坚持不久便一哄而散。
    
    不过,经过多年的较量磨练,已经有许多群体形成了很有潜力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十大类组织:
    1. 小区域组织。例如乌坎村民组织化的维权斗争,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水准。由于是熟悉的乡里乡亲,目标关系切身利益,不会被完全打散。一旦扩大范围联合周围的村镇,其势难以阻挡。
    2. 专题群体。例如多次抗议污染的游行示威,加入者有明确的目标,并且有风险不大的共识,比较齐心,容易多次召集并自然产生骨干队伍。
    3. 上访群体。共同的经历可以使这类群体演变成具有感情色彩的松散型但活动频繁的组织。当局的压制与分化会使他们的人数减少但素质却提升。例如上海维权人士,已经被当局的压迫磨练、团结成一支成熟的队伍。
    4. 关注群体。这种群体是专打抱不平的侠义集团,为正义而不避风险,最容易结为生死之交。而且其中许多人具备法律政治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功力非凡且勇不可挡。这个群体无疑具备了领导者的实力,他们最大的发展空间不是自己组成团体,而是与其他民众群体紧密结合。
    5. 信仰组织。例如地下教会,法轮功,伊斯兰教组织等,会形成比较牢固的组织关系。
    6. 前卫型群体。例如艾未未事件中多次形成聚众抗议的高潮,参与者许多具有前卫艺术家或其粉丝的特点,虽然难以结为组织形式,但同气相连,易于召集,一呼百应,影响力很强。
    7. 慈善组织。一般情况下此类组织避开政治,容易获得合法地位,容易获得民众欢迎。虽然不具斗争性,但对社会有益,也潜在地促使社会进步。例如高耀洁医生和慈济功德会曾荣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8. 绿色组织。以改善生态环保状况为己任,自然会给当局出难题,因此会变相压制。但因符合大众利益,此类组织会长久生存。
    9. 秘密组织。秘密组织几乎一直存在,消灭一批又涌现一批。我早在76年、78年、89年就接触过这类组织,其中有主张武装起义的。根据内部信息:从90年代起,各类秘密组织的数量已经十分可观。虽然其中明确反政府的很少,但基本上都与当局有某些矛盾,否则何必秘密。可以预料,随着革命的临近,此类组织将会发挥令人吃惊的作用。
    10 .自重型组织。认定群体的公民权利,形成互助互利自治自主的团体,开展联谊交流与共同发展的各种活动,量力而行地介入维权斗争,有分寸地过问政治。注重组织发展,促成以公民社会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民主国家的工会就是此类组织。而在中国大陆,工会早已成为官方的附庸。
    我们组建的【中华民会】,着眼点就是填补这最大的一片空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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