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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邓小平教女儿批斗同学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9日 来稿)
    《我的文革纪事》之九
    
     7月5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遵照邓小平上午的指示,动员和部署“在师生中开展要不要争夺工作组的领导权”的大辩论。

    
    高二2班罗治的笔记详细记录了工作组组长张世栋的动员讲话。为什么要开展这场大辩论?我校存在着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矛盾和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我校的反映。这个矛盾和斗争不解决,我们的运动就不能很好地开展。我校工作组有缺点,大家批评,我们热烈欢迎。但我校有些同学已经超出提意见的范围了。他们把和我们的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把和卞仲耘的斗争说成是大阴谋,把我们运动计划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甚至有人说:反党我也要干到底。由此看来,这些已经超出提意见的范畴,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为了帮助争取他们的转变,做了必要的等待,也做了各种工作,经过大家的帮助和她们自己的学习,已经有些同学转变了,做了检查。但仍然有少数同学坚持自己的意见。工作组是不是革命的,要不要赶,是不是敌我矛盾,这些都要辩论。对她们我们要做工作。应该指出,她们过去帮了敌人的忙,犯了立场性的错误。辩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她们转变过来,和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她们应该赶快悬崖勒马。我校这种矛盾不是孤立的,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联系的。
    
    他还讲了大辩论的目的,是弄清是非,教育群众,加强团结,巩固领导。有的同学以为辩论是要开斗争会,要把有些同学打成反革命,我在这里郑重宣布,不是要开斗争会,不是要把同学打成反革命。辩论的宗旨是增强团结,李黎黎、王南芬、梁二同她们有问题,但和我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她们要团结——批评——团结,对其他人更要这样。到现在为止,李黎黎表示要检查错误,只要你好好检查,揭发有关人的问题,这样你就是好同学,希望你见诸于行动。现在王南芬也表示自己有错,我们表示欢迎,也希望你见诸于行动。对你们来讲,就是检查错误,改正错误。我们主要看你的行动。到现在为止,拒绝参加辩论,没有一点表示检查的只有梁二同一人。我们希望你接受党的教育,转变过来。因此,我们重点的重点是梁二同,对梁我们希望她检查改错,对她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要做到“不戴帽子,不要打人、骂人,不要侮辱人,不要围攻。希望她参加辩论,但参加不参加,由她决定。”
    
    辩论会的安排,先讨论她们的大字报,然后就可以写大字报反击。具体讨论:(1)问题是由谁引起的?(2)她们的矛头指向谁?(3)梁二同等人是不是偶然孤立的?(4)工作组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应不应该夺工作组的权?
    
    辩论对象高三4班李黎黎(代表13个同班同学)、高三1班王南芬(代表9个不同班级的高中生)、高三3班梁二同(代表18个高中生)。7月6日,在工作组的布置下,校园内贴满了全校师生批判、指责梁二同三人的大字报。7—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约80人现场参加,全校则以听广播为主。
    
    三人中,唯梁二同不到学校,拒绝参加辩论。据高三年级一位校友回忆,梁二同在空军大院因反工作组而赫赫有名。她反工作组的行为在空军大院发生争论,空军机关分为两派,内部一开会就说到师大女附中反工作组这件事,这些中层的,并非最高级别的干部开会,居然讨论该不该支持她。邓榕在大字报里也提到,父亲邓小平听到梁二同坚决反工作组时,曾经要秘书打电话让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转告军界有关领导,不要插手女附中的运动。梁二同是我们姐姐班的同学,她给我的印象朴素、低调,总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我还听说她高中毕业了(66届高中生)还没入团,这在干部子弟中很少见,可见她的特立独行。她发起组建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直坚持到1967年夏天,还在我的日记里出现过,那时,一哄而起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却早已烟消云散。
    
    人的记忆虽不可靠,却常常以画面出现。我记得有一次从高三3班教室门前经过,恰巧看见一群同学面朝里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指责着谁。我也挤进去看热闹,发现被围在中间的是小F,她是梁二同团队里为数极少的非干部子弟,因“白专”被讥为想做居里夫人。小F坐在中间的椅子上,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头发被汗水黏在前额,目光冷傲,说话口气毫不示弱。坚持以强硬态度对抗工作组的梁二同可以不来,但是小F没有梁二同的“资本”,她躲不开“大辩论”。
    
    受到围攻最严重的当属李黎黎,6月17日以高三4班13人为主的第一波反对工作组大字报的第一个签名者。她们13人最终都承认了错误,回到“正轨”上来,但是李黎黎被彻底压垮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娃娃脸和娇小身材。辩论会后不久,她成为哭笑无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两年后大病初愈的李黎黎下乡到北大荒农场,又确诊患上红斑狼疮。1969年夏,她回京探亲,返回农场的次日因服药过量,不幸去世,年仅22岁。写这些字的时候,李黎黎仿佛就坐在我的桌旁,她会感觉到我的心痛吗?
    
    王南芬曾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有很高威信。我那时虽不认识她,却一直敬仰她具有的学生领袖范儿。我也记得王南芬只身战群雄的场面。我没有机会和王南芬谈起往事,但是我懂得,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成为众矢之的的滋味;只有被伤害,才知道那个伤疤一触就会流血,不管时光流逝了多少年。
    
    三天辩论过后,召开了总结大会。当时有清华大学同学来作报告,说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是“反革命”。工作组一位副组长讲话,说我校反工作组的幕后人物是“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张世栋作总结,认为“辩论会”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辩论壮大、教育了左派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女附中的领导。与此同时,恢复党团组织。成立新的党总支和临时团委。7月12日,由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刘进在讲话中强调:革委会要把学习毛著当做第一件大事,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来学习、宣传、运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绝大多数,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她还就学毛选问题做了具体安排。每天8-9点进行“毛泽东思想万万岁”的广播,9-12点学毛选,9-11点自学,11-12点可以相互交流,等等。
    
    革命委员会设委员15人,其中初中生3人,高中生9人,教师2人,职工1人。反工作组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联队,当年十月张贴的《大事记》对“革委会”表示了不屑,称:工作组违背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而是一切包办代替。匆匆恢复基层党组织,以便进一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
    
    接着,各班级也展开“反夺权”的斗争,并让老师回到各班级参加运动。
    
    这时,我所在的班发生了一件事。(我在纪事之四《谁主沉浮》中写到,我班核心小组“5个人有四个是团员,唯一一个非团员也有过硬之处,她的伯父是开国上将,一个月后她‘火线’入了团。”我想她应该是核心小组里的二号人物,暂且叫B吧。)B同学要“火线入团”了,以前不同意她入团的干部子弟们,鉴于她运动中的积极表现,现在必须热情欢迎她入团。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个团员,一个是干部子弟,另一个出身平民。她们说,B要火线入团了,我们几个都觉得运动开始没几天,平时入不了团,现在凭什么就能入团?颇不以为然。我说,不同意就别举手呗。这成为我后来的一个罪状,许多年后我理解了B对我的愤恨。我班干部子弟文革前基本都已发展入团,她却被挡在外面,现在要火线入团,这是莫大的光荣和骄傲。我对她的不敬,确实伤害了她。
    
    七月中旬,我们班也像别的班一样,抓了“夺权分子”,就是我。说实话,年深日久,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早已释怀、淡忘,也不记恨任何同学。之所以要说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年轻人,文革的荒唐,让鸡毛蒜皮也能变成投枪和匕首。
    
    (1967年初解放军进驻学校后,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我在一篇日记里回忆了几个月前的事情,如下)
    
    7月14日,我还高高兴兴的,到了7月15日就一下子翻了个,掉入地狱里去了。我们战斗组当时是6个人,对核心小组挺不满的,觉得她们高高在上,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还没斗我之前,核心小组就有人告诉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说我们发展下去是危险的,要夺权。7月14日,在如何对待班主任的问题我们和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分歧,我们就学毛主席那段语录:“共产党员对待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她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她们就特强调斗争,当时一个同学就叉着腰(B同学)气哼哼地说:“毛主席说的,就是应该团结、斗争、团结!”毛主席所说的斗争,才不是把××斗一通让他低头认罪、教课怎么放毒等等。后来她们又批判温情主义,当时核心组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压力,联想到以前提意见的情况,我就觉得干部要整同学,而且干部和同学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后来我就说了。
    
    于是,7月15日午饭前,核心小组A同学走到讲台前,先念了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还记得那句话:在背后击一猛掌!然后她宣布,下午我们要给冯敬兰开一个会,你已经到了悬崖边,非常危险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拯救你。
    
    下午的会大约开了两个钟头,我被揭发的严重问题有三,1、核心小组不是选出来的,是自封的;2、对核心小组B同学火线入团,鼓动团员不举手;3、平时我还说过某个干部子弟娇气、劳动不出力。这些被上纲到要夺权,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余下的揭发全是鸡毛蒜皮。一个同学站起来表示现在才认清我的丑恶嘴脸,很痛心。一个同学很胆小,站起来迟疑了一下,说我偷看《参考消息》。还有的揭发我特别想看《红楼梦》;说过小说《艳阳天》里地主马小辫、富农六指马斋、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写得最好。有个同学鄙夷地说,沙柯莱(语文老师)就喜欢她这样的人(因为老师有历史问题,被坏人看重,故证明我也不是好东西)!说话尖酸刻薄,清高孤傲,你有什么了不起?等等。B同学仿佛受到我的迫害已久,几次愤怒地跳到我面前,粉面含威,叉腰指斥,将揭批推向高潮。我心里不服,觉得是小B泄私愤,可是任你有十张嘴,又能奈何?还得低眉顺眼地忍受她。
    
    我们真是冤家对头啊!从初一开始,我俩就在一个小组,B时常找茬欺负我,我也不喜欢她,一是看不上她老撒娇,二是反感她总把“我伯伯(bai)”挂在嘴上。有一次劳动课,我俩抬一付筐,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我小学特恨我们班一个女生,因为你长得特像她,所以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恨你了。当时她的坦诚感动了我,觉得她也挺可爱的。没想到以后还是老样子,她照旧恨我,眼神话语照旧不友善。忆苦思甜课后,她会指着我鼻子质问,你为什么不哭?我的作文《驳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反华言论》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讲解后,一下课她就跳到我眼前,扬着下巴眨着眼睛说:“好哇!你敢称毛主席同志?你算老几?!”类似的事情防不胜防,我特别怵她。文革开始后,她作为上将的侄女,地位陡升,耍笑我更是小菜。因为我又高又瘦,她说:“瞧你那德行,两条大长腿,偷越国境倒容易,长腿一撩,就迈过了界桩!”1967年初军训开始,她还不改对我的歧视。有一阵只要她看见我,四周又没人,就会小声叫我:“小偷!小偷!”我偷你什么了?她说,军毯,你还我军毯!虽然我已经不怕她了,但是让同学们知道了也是说不清的事情,我只对好友小六说过。过了一阵,小六告诉我,B的姐姐去外地串联拿走了她的军毯,给她送回来了。到此为止,我顶替B最恨的小学同学,忍受她的欺负才告结束。今天,写出这些事,如果B同学能够读到,我希望你我一笑泯恩仇,彼此谅解,不再互相记恨。
    
    从那天以后,我就被孤立了。平时要好的同学,眼睛不会和我对视,几个人正在说笑,我一出现,立即冷场。只有小六,悄悄对我说:“你也不用背包袱,自己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小六,你不知这句话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记忆至今!
    
    又过了几天,有人叫我去楼梯旁的一间小库房去,一进门就看见她们坐在一圈课桌上,正等着我呢。我被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又挨了一顿训斥,大意是说我们明天就要去军训了,你别以为没人管你了,你的一言一行我们都知道。
    
    哦,她们要去军训了!我心里有一种解放了的窃喜。7月23日,大队伍开拔去了河北南部的邢台,听说要去军训一个月。我和二三十个同学坐卡车去了郊区农村。原来,我并不孤立。在反夺权斗争中,各班都有被整的同学,我们成为这个夏天里,女附中的第一批“贱民”。
    
    或许邓榕对她17岁那年春天给父亲邓小平贴大字报的行为,会追悔一生。不过,大字报说出了邓小平的“文革”,就是反右运动的延续。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的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邓榕(原载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邓榕详细写了她如何遵照父亲的指示,整治同学的经过,并致以真诚的道歉。邓榕的道歉,应该是高干子弟为文革中的激烈伤害行为,最早的道歉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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