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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文革检查稿:我为何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2月20日 转载)
    
    沈从文


    沈从文
    
    按: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他的书在三十多年间仅出版过一次。1950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
    
    1979年,沈从文在第四次文代会中被提起,沈从文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5年,一名女记者问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沈从文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惊呆了周围的人。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这是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检查稿)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做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因此,即回了博物馆。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有的熟习汉事有专着,如马非百。有的还专史学考古,如孙、姚、王、李诸人。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试用“文革”语汇于文字中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发现。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入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太大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做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 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二十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1951 年11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本来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反、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明显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着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做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 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一九七八年在友谊宾馆社科院租用的工作室里,沈从文和王序(中)、王亚蓉(右)一起探讨在编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所碰到的问题。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1964 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唯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做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1953 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元,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1953 年,似9 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么办。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照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得出正确认识。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18 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缂丝,是全国着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百元一部。1963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宫”缂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乾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乾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线绣组做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么?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五、故宫以前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即《游春图》。作者1947 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着名的《簪花仕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做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做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这里自然包含一些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个人血压收缩压总在二百毫米汞柱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作者女儿待业在家,1966 年9 月被赶回原籍。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写的),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1963 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和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实际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时间,还在十个月之后)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做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做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做“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做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屈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的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辞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是不是给你们看了还可请求将来转给中央文革,当成一个附带材料(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后,发还本人的材料之一。可见未能如愿转给中央文革)?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沈从文
    1968年12月北京
    
    (1992年2月沈虎雏整理)
    
    摘自《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来源:明镜新闻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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