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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六四事件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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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1日 转载)
    张博树:六四事件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中国宪政学者,现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改变中国:
    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一书的作者。 图片由本人提供
    
    六四26周年前夕,流亡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在香港推出书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作者在其哥大教程《当代中国九大思潮》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六四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思潮,并以宪政自由主义者的眼光加以评论,他认为,自习近平政权上台以来,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以“三左合流,自由知识界分分化”为特点的严重分裂。六四事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的这种分裂具体表现是什么?造成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何在?这种分裂会如何演变?张博树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六四事件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法广;首先,这本书为什么以六四为起点,六四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政治思潮的起落兴衰?六四事件之前与之后的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张博树:六四之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不像后来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思潮。那时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甚至是体制内外、全民上下,大家还是有个基本共识:第一,要结束文革——文革那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第二,中国要向前走,而所谓“向前走”是要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大家)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整个八十年代那十年,大家对此是有共识的。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特别是开枪以后,历史的演进就全然不同了。从思想界来看,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出现各种不同声音。最根本的原因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对学生和市民的镇压导致了一个重大后果:政治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市场化进程还在继续,权贵资本因此漫延、疯长、乃至泛滥,这个过程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表现得十分清楚。这种局面激起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人们对这种现象也出现各种不同的解读。
    
    再一点就是,六四以后,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应该说在经济上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实现了经济起飞,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个事实,现在的中国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读:如何看这样的现象?一个专制政权如何可能在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同时,又促成了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尖锐的挑战,既挑战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又挑战了传统的转型理论。全世界都在试图解读这个迷,中国思想界也如此。
    
    此外,还涉及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角色等。这些问题在六四以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日益凸显。我在这本书里讨论的九种思潮,绝大部分都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在这之前的八十年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性质的,那就是呼唤自由、民主、公民权利,尽管自由主义这个词在当时并不常用;而九十年代以后,六四至今,中国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诊断、观点,这些观点折射出最近二十多年中国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
    
    习近平政权下,中国思想界严重分裂
    
    法广:您在梳理、分析这九大思潮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当今中国思想界严重分裂,您特别提到“三左合流,自由知识界分化”。能否做一点具体说明?
    
    张博树:这需要先有一个铺垫。我说中国思想界出现严重分裂,是指最近两、三年以来,这种分裂非常凸出。也就是中共十八大习中央上台以来,这个问题特别明显。在这之前,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这段期间——大体相当于江泽民当政和胡温当政的前期,这个期间,中国思想界已经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但分裂的程度不像现在。那时,自由主义当然一直批评官方路线,因为自由主义强调要捍卫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持这种主张就当然会对官方的很多做法持批评态度。但在那个时候,新左派、毛左派的一些学者对当局也有批评,尽管他们往往是站在更左的原教旨立场上,他们的理据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两、三年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发生了变化。先看中国思想光谱的左侧,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我在书中讲到的“三左合流”的趋势。所谓“三左合流”指的是新左派、毛左派和官方意识形态这三者走到了一起,新左派、毛左派过去对官方某种意义上的批判,现在看不到了,他们更多地是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开始无原则地支持习政权目前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三左合流”是中国左翼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变化。
    
    另外一个方面是右翼,就是自由知识界,自由主义、中共党内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从最近两、三年的情况来看,这些部分在发生分化,我指的是:由于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整个中国的思想氛围在左转,对媒体、高校、出版、网络等方面的控制在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说话的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很多人感到很痛苦,甚至彷徨,有些人不再说话,也有些人趋向更激烈的态度,不但是反对这个体制,公开批评这个政权,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觉得这样的政权不应该继续下去,而主张“革命”。这样的观点在自由知识界也开始出现。温和的自由派与激进的自由派之间围绕民主转型的策略、路径等出现了大量论争,自由知识界的这种剧烈分化是过去很少见的。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思想光谱,左边是三左合流,右边是急剧分化。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思想界处于一种严重分裂状态。
    
    法广:造成这种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中国近些年的政治、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习近平政权的新路线?
    
    张博树:分裂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在整个统治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或者说是专制的强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思想界的氛围在走向激化、两极化,高压之下,我们看到社会原来的一些自由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人们或是屈服于这个政权,向它输诚,或是彻底摒弃这个政权,韧性的坚持似乎越来越难,这当然是导致今天中国思想界分裂的一个非常重要背景。
    
    还要看到过去二十多年来,在专制制度控制之下,其实整个中国社会一直都没有机会对当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进行反思,进行公开的讨论,进行透明的辩论。这样的情形过去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当然这会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讨论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潮呢?看起来中国的言论场还是有自由的嘛······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我这里需要简单地解释一下,自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有不同的观点,包括批评官方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说明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还是在向前走,中国思想界追求表达自由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江泽民政权也好,胡温政权也好,虽然他们一直在打压异见,但打压的力度,以今天习政权的标准来看,还是相对弱的,这给中国民间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有限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正因为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这些不同观点、不同思潮在表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度”的,不敢全面放开,有些话题在中国国内绝对是禁忌,比如不能公开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公开质疑或者否定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对这一点,中国各派思潮的代表人物自己都很清楚,所以,他们在表达的时候自会考虑“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九大思潮各种观点之间的论争,其实带有某种表面性,一些最核心的问题未必能真正反映出来。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在专制控制下,中国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当代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真正的反思,比如文革,比如六四,明年就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国内很多人还在留恋文革,毛左派、新左派的一些头面人物,还在一天到晚地讲文革如何的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深重苦难的民族,居然至今对文革这段历史还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相对一致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
    
    您刚才问这种分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可以简单地这样总结:第一,最近两、三年以来这种高压下社会气氛的极化,在习近平的新极权统治之下,出现这种分裂是必然的。第二,在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由于总体上是一种专制控制,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没有机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思想界很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流于表面,我觉得这是导致今天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界分裂的更深远的背景。
    
    民主化进程是弥合分裂的唯一前提
    
    法广:那您怎么看这种分裂状况的前景呢?不同思潮之间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共识点呢?
    
    张博树:老实讲,我对此比较悲观。这很难,无论从思想层面看,还是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目前都处于高度分裂的状态。如果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推进大家呼吁已久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因为只有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才有可能逐渐放开言论,让不同观点能够更实际地、更深入地对话,而且能够开放过去长期被禁忌的领域,像我刚才提到的文革,如果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不能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更何况现在有不少朋友讲:在今日中国,文革似乎有重来的趋势。就是说,要想真正解决今日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前提是要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不同观点间的对话才有可能,这种分裂也才可能逐步得到弥补。
    
    法广:您正好把我们带到了这本书的结束语。您在梳理了这些不同思潮、指出了思想界严重分裂的状态之后,表示相信“真正指明中国前途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 这种信心从何而来?
    
    张博树:我这本书整个立论的出发点是宪政自由主义,我本人信奉宪政自由主义。宪政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就是要限制公共权力,对政府,一定要限权,一定要问责,对公民则要高扬他(或她)的公民权利。当然,要实现这两点,必须使社会的政治结构合理化,也就是说,要通过政治转型,改变目前的一党专权体制,完成中国政治结构的重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同相信的——这才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前途。在这本书里,我对其他各种思潮做了认真、详细、系统的梳理,有很多对话。我其实是在讲明一点:不同思潮观点各异,有些观点还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但是,就解决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而言,自由主义提供的答案还是最合理的。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仍然这样认为,这本书也是在贯彻这样一种观点。
    
    中国年轻人对现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缺乏了解
    
    法广:现在我们再返回头看看您的序言。您在序言里说:听这门课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中国,是他们让您看到了写作这本书的价值,具体指什么?
    
    张博树:那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这本书缘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门课,这门课已经讲了3年。课程的名称就是《当代中国九大思潮》。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一门正式课程,学生是要拿学分的。来听课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在教学过程中,我当然和学生有很多接触。这些学生都很好,很想了解中国当代历史,了解中国在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大家知道,中国的教科书对当代史上很多重要事件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歪曲事实,很多学生缺乏对历史事实的真实了解,也缺乏理解历史的完整史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通过这门课,给学生提供更多信息,包括知识、事实,也包括方法论、史观。我也想,能来听课的学生毕竟有限,如果通过写作,让它变成一本书,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读到它。我想,这对年轻人应该是有益的。
    
    法广:您提到中国教育体制对历史的片面的、歪曲性的知识传授,那么,这些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今在一个各种不同观点可以自由言说的环境中,他们对于这门课上所讲的不同于中国官方主导思想的思潮,以及不同思潮间的交叉、交锋的现实接受程度如何?他们是否会有一种抵触情绪?
    
    张博树:在绝大多数学生中,我看不到您所说的这种排斥现象,因为毕竟他们来国外留学,渴望得到新的知识,他们对原来在中国学校里接受的那些教育,也并不是心里全无怀疑的。有些学生接受新知识可能要有一个过程,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
    
    当然,正如我刚才谈到的,当下这一代学生,八零后和九零后这代人,就他们的知识建构而言,的确有些问题,一是他们对中国现当代史上发生的很多事件,甚至是刚刚发生的事件,比如六四,由于官方刻意回避和“遗忘”,很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基本史实: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大饥荒是怎么回事?反右又是怎么回事?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这些至少是不清楚的,有些甚至是不知道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不仅仅对很多史实不清楚,对如何来分析这些史实、如何在一种新的、比较独立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来观察历史,我们的学生欠缺的就更多。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继续的中共党化教育体制造成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有希望,要看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如果中国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今天,处于一种浑沌、甚至被扭曲的认知状态,那这个民族怎么能有希望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深深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要通过教学、通过写作来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新的知识,提供一些新的观察国家、观察社会的理论视角,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观,让我们的学生在获取知识时有一种新的选择,让他们在理解自己国家的时候,多一个尺度,多一种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田园书屋发行。
    
    张博树:六四事件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张博树,1955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在该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近20年,因坚持独立政见、坚守学术尊严而不容于当局,于2010年被辞退,旋即失业。2012年赴美,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访问教授。
    
    在中国大陆曾出版学术着作《经济行为与人》、《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利维坦〉导读》、《重建中国私立大学》(合着)等;近年来的主要学术专着均在香港出版,包括《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解构与建设》、《我与中国社科院》、《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等;主编有《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赵紫阳的道路》、《朱厚泽文选》,影响甚广。
    
    来源:法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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