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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西安事變推手杜重遠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16日 转载)
    亚洲周刊江迅、陳茜/香港中大和牛津大學主辦首次杜重遠國際研討會,肯定他的歷史地位,但杜重遠位於上海的故居,至今仍被「老幹部」佔有,中央及上海當局批示仍不能解決。
    
     當年上海灘風雲人物、與國共兩黨都有親密關係的西安事變推手杜重遠,再度引起世界學者關注。他的一雙女兒杜毅、杜穎,一月八日走進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用姐姐杜毅的話說,「彷彿走進了一個夢境」,用妹妹杜穎的話說,「圓了我們的夢」。 (博讯 boxun.com)

    
    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學,在香港聯合主辦首次杜重遠國際研討會《杜重遠和他的世界》。杜氏姐妹近年有個迫切願望,為父親舉辦一個高水準的學術研討會,讓他的「愛國深情、救國事跡留存後世」。
    
    兩個月前,「過著退休生活」的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給杜氏姐妹寫信說,「我們舉國同胞,剛剛歡慶祖國六十華誕,此時此刻,我們更加懷念為共和國誕生流血犧牲的先輩先例。你們的父親——杜重遠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杜重遠,被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稱為「最熱忱的愛國者」、「知識分子典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譽他為「自覺的民主戰士」、「忘我的愛國先驅」;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等也曾多次寫信給杜氏姐妹。在當年國共兩黨籌備成立「聯合政府」時,周恩來、宋子文、張學良一致推薦杜重遠為「聯合政府」行政院次長。
    
    杜毅接受採訪時說:「這個研討會,對爸爸是一份殊榮,對我們更是鼓勵和鞭策。我們首先想做的是,將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爸爸在上海購買的一幢大型花園洋房改建成會館式圖書館,將抗日時期的歷史,存檔、展示,讓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給後人一個感性的、立體的記憶,以史為鑑,萬萬不可讓那段歷史悲劇重演。同時,圖書館也是一個平台,歡迎海峽兩岸和外國朋友、華僑到上海磋商、研討、交流彼此的家事、國事。只有溝通,才能消除誤會、隔閡、矛盾,才能達致和諧。」杜穎也說:「因為這圖書館是會館式的,就會有美味佳餚和點心,我還贊助了一個孩子夏威夷吉他小樂隊,會為朋友們演奏特別悠揚的音樂。爸爸那座故居大宅,花園很大,有椰樹、鸚鵡,具夏威夷熱帶風光。爸爸生前喜歡交友,熱愛朋友,我們也一樣,歡迎人們來重遠圖書館做客。」
    
    杜重遠故居位於上海淮海中路,建於一九二三年。五年前,上海認定這一住宅為上海優秀歷史建築。這是一座六畝地花園、一千二百平方米四開三層地中海風格的洋房。歷經風塵,風韻猶存。這棟老宅留下的不只是上海風情,更留下杜重遠和他那一代人的歷史印記。三三年,杜重遠、侯御之結婚,之前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為杜重遠買下這棟花園洋房,供他結婚居住,這裏從此成了掩護愛國人士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的場所。杜重遠在此創辦《新生週刊》,遭當局逮捕判刑,爆發震驚中外的「誹謗日皇」的「新生事件」;軟禁期間,杜重遠在此多次密約張學良、楊虎城商談「聯共抗日」大計;「西安事變」後,杜重遠被當局視作「幕後策劃者」遭關押,獲釋後回到此宅,籌劃援救張學良及鄒韜奮、沈鈞儒等「七君子」出獄……在抗戰期間,宋子文、蔣經國等政府高官,中共要員密使,常往來於此。目前這一名人故居由上海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管轄,是老幹部活動場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杜重遠故居揭牌紀念儀式在上海舉行。當時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吳儀、王忠禹、劉延東、徐匡迪等中共高層人士贈送花籃。上海一座名人故居揭牌,竟引來中南海如此重視,這在中國政壇並不多見。不過,人們注意到,這次杜重遠故居揭牌,上海當局只是稱「寓所」揭牌,產權並沒有明確歸還杜家。由於諸多障礙,這一名人故居依然被「老幹部」佔為「活動場所」。杜氏姐妹要將之辦成會所式的「重遠圖書館」,依然遙遙無期。
    
    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曾給杜氏姐妹寫信說,「如能廣集海內外資料,開設重遠先生圖書館,定能在研究歷史、緬懷先烈、教育後人方面大有裨益。我當全力支持,玉成此事」。國務院總理溫家畆也致函她們說,「重遠先生上海故居已經開放,可供人們緬懷先生為國獻身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質,實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被蒙在鼓裏的溫家寶,誤以為故居「已經開放」了,其實尚是「有限度開放」而已。
    
    杜重遠在今日人們的心目中已漸漸淡去,國人尚能說得清杜重遠歷史的已經不多。正如參加這次國際研討會的北京港澳台僑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樂美真說:「杜重遠是誰,現在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了。但經歷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忘記他。」由於杜重遠英年被殺害,留存史料不多,兩岸當局數十年來對他的研究都有所忽略。不過,與會的上海復旦大學榮譽校長王生洪透露,復旦大學正籌建杜重遠檔案文獻研究室。
    
    在研討會上,各地學者作了專題演講,他們是:台灣傳記作家王丰的《杜重遠愛國思想之萌發與實踐》、台灣歷史學者郭冠英的《破碎的中國》、史丹福大學胡佛中心郭岱君教授的《未竟之夢:一九三零年,杜重遠對決蔣介石》、台灣玄奘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王震邦的《杜重遠:事業精神與理想》、牛津大學教授Rana Mitter的《杜重遠:戰爭,傳記和新中國的雛形》、上海復旦大學榮譽校長王生洪、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吳景平的《杜重遠和他的時代》、布里斯托大學前校長Robert Bickers的《杜重遠,上海和報刊審查》、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原副主任金沖及的《杜重遠和新生事件》、全國政協委員樂美真的《杜重遠的愛國主義》、牛津大學博士後Tehyun Ma的《杜重遠:戰時及戰後中國的重建的設想》、哈佛大學教授Merle Goldman戈德曼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經歷》。
    
    郭岱君說:「一個是致力謀求中國的領土完整與現代化,為達目標,犧牲奉獻在所不惜的知識分子,一個是大權在握,面對民族危難仍不斷聲稱『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領導人。九一八後,蔣介石內憂外患,採取折衷路線,而杜重遠積極遊說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之後,為了建設新疆抗日根據地,杜重遠身體力行,舉家遷徙,一向重視新疆的蔣介石對當年的反對者也感到『有志一同』。不幸的是,在新疆慘遭軍閥盛世才殺害的杜重遠,建設之夢成為未竟之夢。如今回望歷史,杜重遠及蔣介石這些精英,雖因各種差異,造成彼此的局限,但他們一生的經歷都彰顯那個時代精英為國奮鬥的精神。當年,中國現代化的夢沒有實現,當下,我們這一代應繼續努力,完成他們的未竟之夢。」
    
    戈德曼也說:「杜重遠這樣的愛國知識分子,讓我聯想到中國歷史上無數的知識分子,他們從辛亥革命開始所崇尚的信仰就是『承擔社會責任,獨立思考問題』。在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沒有真正的思想獨立。相比之下,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給予知識分子部分自由,以此共同解決當下的問題。儘管未來仍有很多阻礙,但相信會不斷進步。國際社會採取抵制的方式已不再能幫助中國,唯有協助知識分子作各種有益的行動才能起更大作用。」■ (博讯记者:于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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