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

   我进去的时候，“笼头”是一个辽宁白城人，彪形大汉，人称“东北虎”，是因为抢劫出租车被抓进来的。他做“笼头”的统治方法是靠武力镇压。监房内的众多偷儿们对他还算服从。他打人也不太出格。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进去以后基本没有看到他滥用权力。有一次我还很同情他。收容所里有一个叫金传通的老公安，好酗酒，每饭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发威，每发威必打人。以前有一次他把一个嫌犯反铐起来毒打，打过了瘾就去倒头大睡，一觉醒来，那个被反铐的嫌犯差点就残废了。这次事件后，他喝酒依旧，打人依旧。那天，时近中秋，我们监房的一个贵州布依族年轻嫌犯站在铁门前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正巧这位金公安醉醺醺地来查监房，走到门口，胀着舌头说：“哼，你唱歌！跪下！”一面说一面就把手伸进来，抓着这个布依人的头发把他的头往铁门上撞。布依人竭力声辩没有唱歌。我在旁边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就出来证明。这位金公安斜着眼对我说：“你跑开，没你的事。谁是笼头？”“东北虎”走上前来。“你是笼头？他唱歌，你怎么管的？跪下！”可怜七尺男儿，就这么跪下了，面对着一个因幻听而神志不清的公安。可是就这么跪下还算是幸运了。只见那醉老头又伸进手来扯着“东北虎”的头发，向铁门猛撞：一下、二下、……我实在不忍卒睹。（多年以后，在我单位隔壁的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南星派出所的值班室，我又看到了这位金公安。他的风采已非复当年。我上前调侃：“老英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惨然一笑，手在空中一挥：“别提了。”）

   进牢房的第一个晚上，正昏昏欲睡，从外面一阵阵传来男儿的惨号声，又夹杂着仗人势的狼狗叫声和低低、狠狠的威胁声：“你再叫！你再叫！”然后是极度压抑的惨叫。我不禁毛骨悚然。同室告诉我，那是用电警棍在电击新来的犯人。我想睡却无法睡着，口占一首小诗：

   　　颠倒世界黑窟窿。

   　　人叫也凶，　　狗叫也凶，　　男儿惨号毛骨耸。

   进黑牢的第3天，由于我坚持与那些年轻的嫌犯们一起洗冷水澡，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抵抗力好，我却病倒了，发冷发热，没有力气坐了（收容所规定白天一定要在铺板上坐着）。看到我昏沈沈的样子，“东北虎”发话了：“老朱，等会有个姓张的公安路过门口，你走过去喊一声报告，向他要一点药。”不多久，狱医张公安果然进到里面去了，“东北虎”招呼我，我就站在门口喊报告。张公安闻声，斜弋着眼睛问：“啥事体？”我告诉他我感冒了，希望他给点药。他又问：“你啥时光进来的？”我回答他3天了。这一回答不知怎么激起了他勃然大怒。他破口大骂：“娘买个ＸＸ，你当老子是疗养院啊？！你外头的毛病叫老子里头来医啊？”骂完转身走了。（出狱后，我带着女儿去看新交的监狱公安朋友。这位姓张的公安竟抱着我的女儿要她叫叔叔，完全一腔柔情。是不是这个制度扭曲了他们的人性呢？就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可是，犯人也是人。收容的嫌犯并不是罪犯。当局从来不让执法者进行人权扫盲。）

   那天，监房里抓进来3个新疆人，一个23岁，一个16岁，最小的14岁，不识汉字，只会简单的汉语。大家混熟了。有一天，年长的拿出一张小纸条比划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我，纸条上写的什么字。我看了，是一张扣押单，写着人民币贰元陆角。就念给他听了。他一听急了，对我说，被那个公安拿去的钱是600多元，是不是看错了。千真万确，我错不了。我想他也错不了。要不，为什么那张扣押单上不写人人都看得懂的阿拉伯数字呢。每次那个小新疆提审回监房，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我就对他唱那首著名的新疆民歌；“你的脸儿红又红呀，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在我们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黑牢里，关押的大多数是小偷。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外地的小偷贵州人最多，省内的小偷常山人最多，基本上与地方的经济水平有关。各民族兄弟有维吾尔族、布依族、苗族、僮族和汉族。有江洋大盗，也有偶而失足的，与我抵足而眠的那个湖州叫沈林法的农民，就是偷窃电缆线卖铜丝的。据他自己说，案子统计总额达20几万。我告诉他必死无疑。这个27岁的漂亮小伙子很豁达地用湖州话说：“吾晓得吾要枪毙的。所以吾老婆也不讨呀。假如共产党再给吾一次机会，吾再也弗偷了。”可怜的被机会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毒害的人们！我不知能对他说些什么。他并不需要怜悯。（我出狱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他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9月19日，“东北虎”被通知要押往原籍。当天晚上，监房里又需要找一个人做“笼头”。没想到大家一致选我做“笼头”。我还接受了一任任“笼头”传下来的重要物件──一枚水泥钉。别小看了这枚水泥钉。它包含了全部的监狱文化：刚进黑牢，你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当你坐下来，仔细看那木板铺，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线条。最多的是“正”字。关进去的人，每逃诩是无聊地打发时间。没有人来提审，就像这个世界把你给忘了。你自己要是不做一个记录，连关了多久也忘了。于是，每天早上开始坐好后，这枚水泥钉就成了太史笔了。大家轮着在自己找到的空间划上一笔。5天一个“正”字。每天数数，就能知道自己关了多久了。有文化的还能刻上一些豪言壮语。我仔细地趴在铺位上看过，诸如：“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坦白从宽，只关10年；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等等。有记录自己的姓名、地址的。更多来自贫苦地区，没有文化的，只会刻“正”了。睡在第2位的贵州小伙子，肤色苍白，毫无血色，沉默寡言，据说已经关了两年了。在收容所要大家讲清余罪的大会上，所长说，“你不把真实的姓名告诉我们，就让你关上一辈子。”我想，他一定是隐名埋姓的。但是，没有犯罪证据，公安部门没有破案本领，就应该把人给放了。共产党是宁可错抓千人，不肯放过一个的。反正，这个贵州人铁了心，他连“正”字都不画了。

   第一天，这支特殊的“笔”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恭恭敬敬地划上一横，并在旁边刻下小诗一首：“民主触天条（指‘四项原则’），无罪下黑牢，‘6．4’重评日，回首亦堪豪。”因为这支“笔”的重要，我们平时藏得很好。公安多次突击搜查，都没被搜走。

   我在牢里，一直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情绪，轻声教胡荣贵唱岳飞的《满江红》，把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怀弟）》用墙壁灰块写在墙上，让那个安吉中学因盗窃而入监的老师学。我还经常给大家猜猜谜语，讲讲笑话。大家说，我们五号监是模范监房。我出狱后，还有几个难友来看过我。

   我问胡荣贵，以前是否有被捕的学生关在这里。他说，“有，天热的时候关得很多”。我问他，那些学生和政治犯是否遭到虐待。他说，“这里有一个姓周的指导员，最恨政治犯。周是苏北人，早年是一个技术高超的扒手，50年代被公安招安反扒，后来提了干。前些日子，他变着法儿折磨政治犯。有2个学生被他铐在空地间的水泥柱子上暴晒，直到昏迷。他遇到政治犯就骂：“共产党有什么不好，你要反对它？”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他打过。不过你老朱不会被他打。这里的杭州人都不会被打。他们打的都是外地人。”至此我才明白了没有遭到杀威棍的原因。后来我遇到了这个姓周的。那天，收容所里拍照的公安小李听说我摄影是个行家，利用值班的机会，把我叫去传授些经验。正好在办公室：到这位满嘴暴牙的周指导员。他那对三角眼打量了我一番，问我什么事进来的。我如实相告。他一听，摆起架子说：“应该判你15年！”我心想，幸亏你不是法官。小李悄悄地向我递来眼色，暗示我不要把他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