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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神忠心的仆人、为主坐监已经20多年的徐双富(又名徐圣光),今年4月份又一次被大红龙凶残抓捕了(先是绑架、失踪、勒索赎金,3个月后“绑匪”终于开出了逮捕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抓他不再以“邪教头目”的名义了(因为“中国的宗教自由现在是处于最好时期”吗!),而是杀人罪!是严重刑事犯罪!!谁还有话可说?就算你是正义的国际组织,难道你想包庇邪教吗?难道你想包庇邪教杀人犯吗? 这个“信仰有争议”的、“一贯以残忍的手段杀人”的教会的领袖的罪状,通过媒体,而且还是世界著名的媒体,在美国人民最为看重的、仅次于圣诞节的感恩节这一天,传向了全世界,徐双富和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们,转眼间成了十恶不赦、罪有应得的杀人恶魔了! 但是,请等等!!!有谁听见过这些被告的申诉了?此案因“涉及国家机密”,他们连与律师和亲属见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唯一的权利就是等候宣判!所以,请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徐双富的见证刊登在 http://www.china21.org [2004年4月29日《一位神的仆人十字架的经历》(即《荆棘中的火把》)和5月15日《徐双富被恐怖绑架的经过》]。 下面我再提供一份徐双富的妹妹夫妇受迫害的见证(在徐双富被绑架后的4个月,他妹妹夫妇也同时“失踪”了,至今生死不明),请大家看看这个“邪教头目”的家庭情况。本来我们是在今年5月25日左右为徐姊妹做了这份口述记录,但一直未予公开,因为在徐双富出事后,我们弟兄姊妹都请求她记录下她的经历,但她再三地犹豫,后来因大家的迫切,她终于答应了。可后来,她常问我们说:“我这样做对吗?为主受那么点苦,都公开给别人知道了,恐怕我得了人的荣耀,将来就得不到神的荣耀了,你们还是等我同意了再说吧……”然而,我们再也等不及了。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诗篇84:6)阿门。 徐双富妹妹的口述记录 我叫徐**,是徐双富的妹妹,我丈夫叫张**,是陕西扶风人,也是传道人。我出生在非常贫寒的农村基督徒家庭,是在乞讨中度过童年的,常常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更谈不上上学了。我两岁时,哥哥就外出传道了,因哥哥传道的缘故,我们一家,甚至连累亲戚,都受了许多非人的磨难。从我记事起,哥哥除了坐监外,就从未停止过传道,每次一出监,就连家都不回,马上去教会。其中,许多见证都记载在《荆棘中的火把》一书里。 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患难,和古圣先知相比,实在不值得一提,若不是为了见证主,见证圣经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宁愿什么都不说。我们深知,这就是主为我们摆上的十字架的道路,叫我们真正经历看万事如同粪土,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失去性命也不足惜。下面是我在1997年以来遭受的一些经历。 西安被捕 1997年,我和丈夫在西安经营一家裁缝店,我们的儿子8岁,正读小学三年级,因为教会工作的缘故,他们经常外出,儿子就只能寄住在一位信主的老奶奶家。3月的一天上午,儿子的班主任对他说:“你家住在哪里,老师下午去你家家访。”天真的孩子就把奶奶家的住处告诉了老师,但祖孙二人等了一下午,也没等到老师的影子,晚上奶奶家一位开裁缝店的房客被公安抓捕并被抄家(公安事后知是抓错人了,便把他们放了)。得知此事,我预感到危险,隐约感到这似乎是冲着我们来的。立即托人将儿子转学。 就在错抓的人被放的第二天,我店中来了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子,此人身高约一米七三左右,到我店中选购了一种蓝色面料,并要求裁制一套西装。因活儿太多,只能告知他十天以后取衣服,不料这名男子,在这之后天天来我店中呆着,时不时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有时又故意帮忙修理电灯,我对此非常反感,但他毕竟是顾客,没有办法拒绝,只能忍耐。有一天我问他:“你在哪儿上班?”他回答说是在纺织厂,我又问为什么总不上班,他说“我上夜班。”我说:“你既然上夜班,白天就应该在家里休息。”他说:“我不瞌睡。”一直到他取衣服的这十天之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店。在这十天之中的一天,那个人告诉我说,你们店里怎么没有镜子,找个镜子吧,以便顾客试衣服。我们就赶紧骑自行车到附近的一位姊妹的理发店里借了一面镜子,他们毫无提防地满足着顾客们的合理要求(其实在我们拿镜子的整个过程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十天后,他拿到了这套衣服,还是不想离去,又没话找话地说:“你店里再没有别的好料子了?要不然我还想做一套。”我:“你既不是飞行员,又不是公安人员,怎么整天穿马裤呢呢?”他说:“我们纺织厂也有公安处。”(不料竟是我这无意中的一句话,带给我命运的改变) 第二天,一名男子来到我店中,问:“这长筒祙多少钱?”我说:“十八元。”他说:“我给我媳妇买,少点吧。”最后讲好十五元,他买了一双就走了。不一会儿,这名男子又伙同一伙人,大约有四、五个,又回到我店中,大声喊:“张**,徐**,你的暂住证办了没有?”我回答:“早就办过了。”他们还是说:“走,跟我们走一趟。”此时是4月2日上午10点多。其中几个人就把我和我丈夫带到车上,其余的人就在我店中搜查。我们被带到新城分局后,他们当着我们的面点了从店里搜出的4000多元现金,并未开任何收据给我们。之后,便开始审讯我们,追问徐双富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对我们辱骂并严刑拷打至次日早上。审问我们的有新城分局政保科科长吕军(男,40多岁)、周小玉(男,40多岁)、张满学(男,50多岁,满头白发),(其实,当天买祙子的那个人就是吕军)。他们又带我到那天借镜子的理发店,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店老板韩*一同带到警车上。经审问后,得知我和那个理发店并无关系,才将韩*无故关押15天后释放。(之后,在审讯中,有一位公安局的人说,公安局准备在我店中布置人监视我们一个月,后来因为那名作探子的男子提起再做一套衣服的事,我便随便说了句“你又不是飞行员或公安局的,怎么天天穿马裤呢呢”,他们竟然以为我觉察出了他的身份,为防止我们逃跑,便提前动手将我们抓捕。) 后来就把我和我丈夫押送到新城分局的半坡看守所。抓捕我们后,他们还不死心,在各信徒家疯狂地搜查、抄家,寻找我儿子,我丈夫的哥哥就赶紧把我的儿子送到老家的学校。公安局得知我儿子在老家时,才停止对信徒家的搜查。他们在审问我时,曾说:“你也太精了,我们刚找到你儿子,你就把他转走了。” 奇妙救法 1997年5月,新城分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对我丈夫作出劳教两年半、对我做出劳教两年的决定。同时被判劳教的还有接待家庭,一位将近60岁的老妈妈,以及一位年轻的李姊妹。在送往劳教所之前检查身体时,发现我已有一个多月的身孕,而我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我深知这是主的作为,他垂听了我的祷告,用这种意想不到的方法救我脱离牢狱。但公安局的人不甘心,他们逼我堕胎,我坚决拒绝。但很快,新城分局的人陪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将我押送医院,准备强行为我流产,一路上我流泪不止,心中默默地求神为我开出路,到医院后,经检查,竟发现我血压太高,医生不敢给我实施手术,院方告诉公安局的人:“只要你们敢签字,我们就敢做手术。”最终没有人敢签字,只好作罢。尽管计生办的人威胁我说:“你必须吃降压药,否则很危险,这个孩子是不允许你生的。”但我心中默默地感谢神。他们又重新带我回看守所。在看守所的日日夜夜,我不停地流泪祷求神为我们开出路。此时,我丈夫已经被送到富平劳教所,那里以极重的苦力而闻名。大概过了三个月,一天上午,新城分局突然来人对我说:“徐**,收拾你的东西,马上上车。他们就把我拉到扶风县公安局,当时正值农村夏收季节,县局放麦假,没有人。他们又把我拉回本地派出所,然后分局的人才离开,原来是我丈夫的哥哥花了一万多块钱给我办了保外就医。1997年8月,我丈夫也因严重的心脏病办理了保外就医。我们见到他时,他已经被折磨到不成人样,皮包着骨头,像个骷髅一样。 百里寻亲 我回到老家,才知道我们的儿子曾独自离家找我们。当时,我丈夫的哥哥将我只有8岁的儿子带回老家,一到家,他就对他的表哥、表姐说:“你们快为我爸爸妈妈祷告,他们被抓起来了。”每天一放学,孩子就坐在家门口,流着泪一遍遍地唱诗篇11篇。由于连续地转学,加上公安的威胁和追踪,以及对我们的担心和思念,孩子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终于有一天,他给家里留了一张纸条:大伯、大妈,我到西安找我爸爸妈妈去了,然后就一人独自步行离家。老家离扶风有20多里路,而扶风离西安又100多公里。那时正值割麦子的前夕,正午天气很热,一个小孩子孤独地走在旷野的路上,要不是主的保守,还不知要出什么样的意外。走了一天他又饥又渴,到了傍晚的时候,就走进路边的一个小厂子,想讨点水喝。厂里的人问他:“你是哪里人?要到哪里去?”他就如实地说了,有幸碰见一位热心人,用自行车又将我儿子送回老家。 灵巧逃脱 他们审问我丈夫时,曾说:“我们找了你好几年,总算抓到你了。你骑着摩托车在后宰门把我们甩掉,你跑的可够快的。”那是1991年左右,我到西安接我哥哥,他从成都乘火车到西安来。我到了火车站,买好了站台票,在火车站广场的出口,看到几辆成都牌照和西安牌照的警车,我立即警觉起来。在我旁边一位40多岁的男子也在接站,我忽然听到他打电话说:“一定就是这趟车,就是这趟车。”为防不测,我立即找到火车站工作的朋友,帮助我们从火车站的后门出站,并通知我丈夫,让他在后门骑摩托车等着。火车一到,立即就让我哥哥坐摩托车离开了,但摩托车号让公安记了下来,后来扶风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丈夫说:“你的摩托车载过你妻子的哥哥,他是全国通辑犯。”直到1997年被捕,才知那天新城分局的人追我哥哥追到后宰门(西安市革命公园的西门),因那里有有个菜市场,警车无法通过,他们就只记下摩托车号,没追上摩托车。 杭州被捕 1998年8月21日,我哥哥和我丈夫在杭州的一次聚会中再次被捕,同时被捕有还有浙江的同工200多人。很快,信徒和接待家被抄家,得知这一消息,我拖着五个月的身孕,独自一人前往杭州,请朋友帮忙营救遇难的肢体。我住在朋友的一间空房子里,朋友探听来消息说:“局里的人说了,此案重大,被捕的人也多,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拐卖人口……”我知道这是仇敌捏造出来的毁谤话。我抵达杭州后的第七个晚上,杭州市公安局将我从朋友的家中抓捕,之后,将我这个已有五个月身孕的人在各个看守所之间不停地转移,审讯时软硬兼施地逼我承认我哥哥杀人、放火、奸淫、拐卖人口等捏造出来的“事实”,并欺诈我说:“你哥哥已经承认了,你也赶快承认吧!”我坚定地说:“基督徒从来不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又逼我将腹中的胎儿打掉,我只能暗中祷告求神帮助。最后神开出路,他们没有再逼我堕胎。他们还逼我说出未满二周岁的二儿子的下落,为免儿子遭下毒手,我就说儿子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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