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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语 我们从罗马坐飞机到奥斯陆。理察本来要在日内瓦下机,向他们报告罗马尼亚的逼迫情况。但一名路德会世界协会的秘书在电话恳求理察不要去,因为“苏联人会知道此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怕普世基督教协会的苏联人,我们这些曾用在他们权力下生活过的却没有怕他们。 挪威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家。我们又与以色列差会的人员见面他们曾替我们付上部分赎金,我们又见过其他教会的长执。但第一个与我们见面的却是安露莎,她为这次团聚努力了十五年。我们没有忘记瑞典以色列差会的会长可登格斯特牧师,他专程从斯德歌尔摩来见我们。这些年来,他一直天天为我们祷告。希伯来基督教联合会,曾替我们付上另外部分赎金,他们立刻查问关心我们的需要。 后来,我们到了英国。在英国我们的朋友侯斯德,给我们打开大学和各宗派教会的大门,让人终于听到地下教会殉道者和得胜的事迹,那时候地下教会是鲜为人知的。英国的基督徒根本不认识个中事实,共产主义的统治,是不会提到我们第三世界的弟兄姊妹所受的逼迫的。大多数的地方都是由外子领会;有此地方,我也参与。演说在毕列颠帝国唤醒了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使他们认识, 神地下教会的未知世界。我们同时开始认识这地方,还有美国,并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现在我们才明白贵格利大教皇的说话。当他年青作助祭时,在罗马尼亚奴隶市场上,他留意到那些面貌俊美、身体雪白的年青人,被捆着站在那里,他问:“他们是从哪国来的?”人们告诉他,他们是英国人(即拉丁文的盎格鲁。)“是天使英语中AHGLO盎格鲁和ANGLE天使音近),”他说:“不是盎格鲁。他们的脸貌就像天使。他们皇帝叫什么名字?”回答是“哈尔亚。”贵格利说:“哈利路亚在哈尔亚的领土上被歌唱。”当他成为教皇后,他真的把诺言落实。现在我们听见千万“天使”的爱心,向地下教会唱出哈利路亚。致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差会就是这样成立。 在奥斯陆结识的朋友,司托狄和洛逊牧师,认为我们应该到美国去。于是理察和金又直到美国的教会、见证会、 神学院和妇女协会中演说和讲道。 理察被美国的参议院邀请演说,后来又被立法院邀请去作见证。他演说时我坐在他的旁边。在场的不单有议员,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报界代表。电视摄象机拍下他讲述地下教会受苦的情况。 “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应该得着你们祷告的三分之一,关心的三分之一,奉献的三分之一......在监狱中,我看见带着五十磅脚镣的人,为美国祷告。但在美国,你绝少听见教会替关在监狱中带着锁链的人祷告。” 有议员问他,向上有否受虐待留下的记号。他把上身衣服脱掉,把十八处的伤痕指给他们看,“我不以这些夸口,我只把我教会我国家受虐待的身体给大家看。我只是替那些不能替自己说话的英雄和圣徒说话,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人说话,就是那些为他们的信仰而受苦和牺牲的人。” 我坐在他的旁边,脸上不停淌下热泪。在我眼前我看见那些农妇、修女、许多年青的女子、那些新教徒、天主教徒、锡安派的妇女,她们受尽新法老的虐待,盼望 神对犹太人的应许早日应验。我想起那些已去世的,我知道错着死亡,她们已到创造百合花和茶花的造物主的手里。可是我仍然忍不住哭。 后来理察说:“你的眼泪所留下的印象,比我所说的话更深广,眼泪能拆毁最坚固的围墙。” 理察写下他第一本书。“今天殉道的教会——为主受苦”。他念给我听,我坐在沙发上,尝试织毛衣。他边读边哭,而我也哭。那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书,却不是用墨写成,乃是用殉道者的血泪写成。出乎意料,它竟成为几种语言销量最好的书。透过这本书,我们到访过不同的国家和大洲。这本书亦成为在欧、亚、澳、美自由国家中十九个差会的起步点。这些国家的同工努力合作,把地下教会所需的属灵书籍、电台广播和给殉道者家人的赈济,带给他们。 理察传道永不言倦,他的著作一本一本面世。理察不单止说话,且在红军营中创办了有效的秘密工作组织。有些人质疑他的方法是否可行,可是他们的批评往往来得太迟。理察以行动证实他的想法,他不与别人争辩,只让日后的成果来证明。 我们到过不同的国家,遇到不同的民族,得到非常愉快的经验。我们与德国的弟兄姊妹尤其亲切,在德国我们更有在家之感。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曾有血海深仇。 神替犹太人分开的海称为红海,我想也许不是个意外。那些彼此相爱的 神的儿女,甚至血海也无法把他们阻隔。只有那些心存怨恨的才会遭到溺毙。我们与我们的澳大利亚和毛利的弟兄姊妹,有黑肤色的,也有白肤色的,还有在非洲的印弟安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交通。我们在南非聚会,嗅不到种族隔离的味道。聚会中虽然渗杂不同种族和肤色的基督徒,但他们都流着眼泪聆听有关地下教会的信息。 我想想米海一次多愁善感的伤心话,是多年前的:“倘若爸爸真的回来,他不会再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恐怕他已变成不知什么的样子,再不能服事任何人。”在非洲,新闻纸报导我们的到访,说:“我们受到一股名叫理察的飓风吹袭。” 理察的教导是:要恨恶共产主义,但爱那些共产党员,赢取他们归向基督。这理论受到广大信徒接受。基督徒开始为地下教会祷告,关心他们并给他们积极的帮助。地下教会的敌人都被基督徒的爱所拥抱,虽然对邪恶的斗争仍然继续。在这场斗争中,理察也攻击那些与共产主义妥协的教会领袖,他们都成为共产主义的傀儡。 理察是理察,而我是我。对我看来,他反对这么多人是过分的。我喜欢他安静下来,有时我告诉他:“在雅歌中,基督有时被比作花。花会被折下枯萎,它整个生命只供人欣赏,又给人带来香气。它不会反对那些想要把它杀戮的人。我认为,这是理想的基督徒生命。” 理察回答:“如果我们不与共产主义斗争,任由它渗透众教会,那些欺压人的便会将我们打败。”我不知道他为何操心这些。教会真实不也是在患难中诞生的吗?她在地下墓窖里不是比在君王的宝座上更华美吗?我们地下教会的礼拜与西方大教堂里的不能媲美吗?在西方,当提到主的受苦,没有人流泪,当听到他的复活时也没有人高兴,可是,在地下教会却不然。 这些理论无法把我的丈夫说服。他反问:“在雅歌中,比拟耶稣的是什么花朵?”我莫明其妙回答:“是玫瑰罢。”他立刻说:“对了,玫瑰有刺。不要摸她,她会把你刺伤。” 我已认识他三十年,我改不了他。因此,我选了较文静的工作,负责组织进出共产国家的事务。我负责训练同工,替他们有关教会的资料,给他们提供圣经、书籍、录音带和援助的金钱。 在共产国家的监狱中,仍囚着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罗马尼亚,许多我们以前的朋友还在那里。从其他地方每次听到人民受苦的消息,都使我想起过去。一九六九年六月,苏联报章夸口国内成功的搜捕行动,一个名叫纳宾淳的人和他的五名儿子被捕。我想到纳宾淳太太的感受,一个人留在一所空房子的滋味实在可怕。在阿尔巴尼亚,神职人员被扔进木桶中,滚到街上去,然后推入大海。在北韩,在一九六九年一日内杀死了四十五名基督徒。这些殉道者的家人,还有无数其他的,仍在挨饥抵饿;不定期有各地饥渴的灵魂,他们正渴慕得到 神的说话。这些消息能叫我们无动于衷吗? 事情都是我亲自从作传送的同工口得来的。有关传送的工作我们采取了许多预防的措施。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感谢 神,我们的工人在这冒险的工作上,没有一次失手被捕。 我不要跟其他人见面。来到自由世界的神职人员,是来参加普世基督教教会会议的,还有来自参加浸信会和东正教会议的。他们是来宣传和欺骗西方,告诉西方人在共产阵营中存在那不存在的宗教自由。他们是特别的品种,这些从红色军营来的官方教会领袖,理察称他们为“叛徒”。我不会这样称呼他们。我是谁呢,岂敢妄下论断。他们都是不快乐的人,是红色的布偶。但他们可有选择的余地吗?他们有些人等了数十年,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自由。多位美国总统许下种种承诺,但没有落实。既然不能寄望西方,就只有委屈求存。他们的弟兄姊妹选择了狱中的牺牲,而他们也选择了明知谎话的牺牲,好使几所教会能继续开放,能举行几次的洗礼、婚礼和葬礼。他们旅行到自由世界宣传苏联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希望西方的基督徒,能从他们无可奈何的热心中看得出坏事的真相(英美的基督徒岂曾环游世界,给人强调自己的自由呢?”)。可是西方的教会领袖看不见内心,他们察觉不到悲剧,竟然把他们所听来的大事宣传,说:“共产阵营有自由!”这些不快乐的造物还必须向警察举报那些他们明知是忠心的人。这是共产“道德”的一部分,西方对这方面似乎无法理喻。 我和一些妇女朋友曾与这类的官方教会领袖会面,是在他们酒店房间通常是夜晚。我不再是年轻,那些共产党特务,不停监视这些代表的,以为这些长袍宽袖、于思满面的主教职员工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拜访有他们的解释。 我们与他们一起祷告,有些更成为日后的好帮手。谁改变立场,站在我们那边,那些共产党员无法猜到。可能是位主教,可能是名国安会特务,被派来监视他的。又可能是苏联的外使,甚至是读这些报告的官员。地下教会曾赢取了史域兰娜、斯大林、哥司珍太太,并当代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素真尼先,证实了地下教会懂得怎样工作。 我们的个人生活亦有很大改变。理察在狱中多年,受尽轻蔑和嘲笑,也习惯挨打。现在人人却对他阿谀奉承,态度恭维。可是理察是曾蹈汤火的人,他知道赞赏是不属自己的,荣耀只属于 神。无论是名誉或羞辱都应以谦卑去接受。 最后,我对美国四周的富裕感到害怕。虽然我们开始入住的屋子是加州市郊最贫贱的房子,但比起我们在布市的阁楼,简直是宫殿。我们买了点家俱,又收到别人送的一辆汽车。我为着这些“奢侈品”而忧虑。但理察给我节录一名德国神秘语言者米斯特厄克兹的说话:“若你藐视金钱,便要设法致富,因为你将能够好好的利用你的财富。”致富有何不可?圣经说:“耶和华与人同在......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就让我们有吧,但要紧记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的,乃是主的。而主容许我不但给别人,也给自己。 神创造蜜蜂只替罪人制造蜂蜜吗?这种愚蠢的主张是何时发明的?圣徒岂不也有权享受可口的食物吗?我们已晓得怎样处卑贱;让我们也学习怎样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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