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恐怖浪潮重复至

    首先，必须通知米海。他已受过许多的悲痛，这件事不容易接受，同时事情不可张扬，让大学里的线人知道，否则米海会立即被开除。我不能亲自到标司，因为那里的人都认识我。

   大清早爱丽丝坐火车到标司，走到神学院系附近的小公园等米海。她不敢问其他学生如果他们把她的到访报告校方（知情不报是犯法的），理察被捕的消息便会被人知道。

   爱丽丝只能够希望米海会从那儿经过。在公园里，气温很低，寒气逼人。树枝上雪积得厚厚的。将近黄昏时，米海终于出现。

   “事情真的发生，”他说：“我知道是早晚的事。告诉妈我立即回来。他们可能也会把她抓去。”

   “可是你的学业又怎样？”爱丽丝说：“你干了差不多三年的苦工......”

   “有什么关系，有时拥有学位的牧师就是那些出卖真正的‘得人渔夫’的工具，又毁灭他们所建造的工作。没有学位不是更更好吗？何况，当他们觉得不合他们心意时，我会随时会扔出来。”

   爱丽丝回到阁楼，时间已经很晚，她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理察未再正式入狱以前，我们会多见他一面。那是在审讯的时候，亲属可以出席聆听。自一九四八年刚愎自用的样子后，现在共产党做事变得稍有点形式。他们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会无故抓人下监，我们也有法庭和法官。

   主审官一排五人坐在台上，背后高挂着一面画着德乔治的肖像和其他吃得饱满的面孔。

   人民公敌从一个门口被带进来，往另一个门口被押出去——案情聆讯、辩方发言、几分钟内作出裁决。神职人员、农民、吉普赛人、记者，一入一出，就像运输带的操作。

   一名清道夫酒后失言，大叫“德乔治是白痴。他应该回去开他的‘呼呼’”（德乔治是一名前铁路工人）。法庭把这种侮辱案情反复讨论，直至清道夫的辩方律师请求法庭从轻发落。“二年”，主审官说。清道夫被送走，跟着是轮到理察。随后我没有听进一个字，理察也没有。我们只是彼此相望，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米海事后告诉我，审讯其实是重听一九五一年的秘密审讯。大赦已被取消，恢复原判。理察被押出去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向着我们发出最后的喜悦微笑。

   那名法庭书记，力尽筋疲的矮个子，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理察-魏恩波，生于一九零九年等等，被判入狱二十五年，再加五年。

   后来我才发现，写着亦包括一项宠大罚款，再加上其他“法律费用”。因此我们所有财产又再度被充公，这种事都发生在每个政治囚犯的家人身上。我们没有钱，两名税务部的官员上门跟我争论。他们离去时带走几件值钱的东西，是我一九五三年获释后所得来的。

   官员留下的：有床、柜和两张椅。我认为自己已十分幸运。但以后六年，他们多次造访，要求缴清付款，充公家物。冬去夏来，我经常要跟那班官斗争，才得留下几根柴枝生火。

   那个时候人们都活在恐惧中，每天都有朋友被捕。几乎所有的同工都被关回狱中。日以继夜不停有人从各地来，告诉我们一些恐怖的故事，教会被关闭，信徒被绑架之类的事。

   正当事情发展得如火如荼，赫鲁晓夫突然打破政治僵局，到访美国，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五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重要的高峰会议。

   有一天我们在兰杜尔小姐的房子中讨论有关的前景。

   “萨碧楠，你快要看见，”她说：“在这会议以后，你丈夫将重获自由。他们会达成协议，监狱的门户将快打开！”

   后来电话响起—邻居来电告诉我们，有警察在我们的阁楼。

   “今晚不要回来！他们肯定会拘捕你。他们已把爱丽丝带走了。”

   爱丽丝几乎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自私、最慷慨的人。她有什么就送给人什么。她关心政治犯人的儿女，这些孩子因父母有罪而被赶到街上。爱丽丝的罪名就是收容犯人亲属。

   爱丽丝因为拒绝供出朋友，在盘问时遭受毒打。她的牙齿被踢掉，骨头被打断，后来还判了八年。

   当晚警察在阁楼内搜索了两小时，除了爱丽丝，他们还逮捕了一名到访的女孩子。

   后来我们回到房子，看见衣服和文件四散地面，床铺竖立，床褥被割开。

   米海说：“你知道他们拿走了什么？就是汤玛逊太太医治风湿的药方！”

   汤玛逊太太从一名德国医生，抄来多页医风湿的奇怪方法。她再三汀嘱，书是借的，必须归还。“亲爱的，这是一本罕有的书。我只能借你用一天。请你无论如何要好好保管，不可失掉。”事后我费尽唇舌向她解释，书是被警察拿走的，但我想她未必完全相信。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设法得到爱丽丝和其他朋友的消息，可是却白费力气。她们已在监狱的无底坑中消失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听到她们的消息（爱丽丝被捕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她的遭遇）。

   我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不见了。

   年老的切夫先生，他就像米海的祖父，可以说，米海是在他膝上长大的。他是一名无师自通的诗人，就像诗人戴维斯一样。他只是个乡下人，未受过高深教育，可是他所写的诗词，充满着属天的真纯和深度。他可能已经被捕。

   还有内尼斯古，他也许是罗马尼亚宗教作曲家的翘楚。他留下妻儿五口，他们都被赶到街上去。

   还有艾美劳牧师，当我把他的故事告诉西方时，西方人士以为我开玩笑。艾美劳被判二十年，因为他用以下的一节圣经传道：“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哈哈！”他们说：“为什么不是在左边？这是帝国主义的宣传！”

   线人把这次讲道向上级报告，这句话就成为他被捕的借口。

   艾美劳牧师留下妻室和四名子女，他们被放逐到巴华根，一处荒芜之地。一天，艾美劳太太来到我们门前，又病又累，我们把她收留。她的来到不但没带给我们麻烦，她任劳任怨的可爱天性，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的阁楼住了五个人。

   我们怀疑一名出卖艾美劳牧师的男子，有一天他来参加地下教会的聚会。

   艾美劳太太低声说：“由他吧。他是被迫才这样做的。”她想宽恕他，把事情忘掉。

   但我不能抑制自己。我质问他：为何那样做？

   可是他还装腔作势。“他们烦了我好几个月。况且，我也没有说谎。我只是按实回报，他实在是这样说过啊，虽然我同意他所说的话；但他确实是反革命啊。据我看来，我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那么你就是站在那无法无天的政权那边吧。就是那杀害拘捕无辜人的，又是用无神主义毒害孩子的。”

   他不自在地蠕动身体。“噢，不！当然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也是反对那政权的，却只是指控你的弟兄呢？”

   我满怀怨恨。我晓得有些牧师和朋友，甚至有一名主教，都与理察被捕有关。他们爱自己，过于爱他们所传的原则。我与自己争战，无法停止憎恨那些抢走我丈夫的人，他们还抢走许多人的丈夫。我祈祷，但得不到平安。

   后来玛利亚达不知从那里剪来一幅意大利作品，一幅基督钉十架的画像。在房间里，我的眼睛往往望见墙上的图画。每一次我都想起他最后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也说过：我渴了。

   那些出卖人的，必定渴求得到赦免！这些我愿意给他们，可是怨恨却把我抓紧不放。

   当我想到这里，我内心发生改变。我知道甚至圣徒，有时也会爱自己过于爱 神。一个好朋友名叫慕拿，他是一名路得会的主教，常说，那些被别人称为叛徒的， 神却视他为一名软弱的圣徒。他这样说，并没有介怀人对他的看法，或称他为懦弱的主教。最后，我决定去爱，不望回报。

   一九六零年的冬天，雪下得早，街道上积得厚厚的，要是非不得已，人们都尽量留在家中。窗口有片玻璃没有了，米海钉上一块旧地毯挡着缺口，可是寒风照样破隙而入，风声在门下发出阵阵啸声。

   “我们不如坐在外面，”玛利亚达说：“这里不见得比外头暖。”

   地毯日间把阳光挡住，而夜里虽有通风设备，我们五个人在那千疮百孔的小阁楼内，仍然感到非常闷。

   当我忙完地下教会的工作后，我便从一个政府办公室串到另一个，希望把加在理察身上的罚款，获得从轻发落。除非能在指定日期缴清罚款，否则他们便来取走我们所剩下的。我在通风的大堂长凳上等候，填写了数十份复杂的表格。

   可是，却于事无补。

   有一天，两名税务部的官员猛力敲门，米海开门，他们是来找我的，要求缴交罚款。我当然无法缴付。他们把我所有的家具都登记下来并打算搬走。他们说，要是我找到钱便可去赎回。

   我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你很快便会登记完。”

   他记下椅子、柜、刀叉、一个留声机的旧柜，只是个空壳（是米海以前修理乐器时剩下的）。床铺我们可以留下。不管怎样，它们太旧太破，不适宜移动。

   “啡色小地毯一块，”第一个说，用手一拉。地毯从窗口脱落，阵刺骨寒风吹了进来。

   “不。还是当作窗门的一部分，”他说：“这儿有人睡。”他们把地毯放回原位。

   我感谢他们体谅，可是话还没说完，他们又记起自己的职责。

   “你还有三天的期限，要不是你们便完蛋。”

   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有关的单位，最后终于得到接见。官员坐在一间用硬纸皮间成的小房间里。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把你赶走！”那人大怒：“你以后怎样与我没有关系？法庭的指示是清晰的。你要不是立刻清缴；就要封屋。你不能缴付了吗？算了吧。他们明天一早便会来找你。”

   我走下梯级，无法忍住泪水。战粟地咳嗽，我在大堂停了一会，预备冲出寒冷的街道。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

   一个高大戴眼镜穿深色西装的男人，跟在我后面。我以为他是另一位官员，再来施加威吓。他迅速的四周一望。

   “我知道你的情况，”他说：“在这里，拿着吧。”

   随后，他便消失了，赶着跑回他来的方向。我望着纸币，足够拖延官员多个星期！

   回家途中我没留意我的鞋浸湿了，我的手冰冷，身体疲倦。我的心充满灼热的平静。那位仁慈慷慨的先生让我看见了 神的爱。究竟他是谁？

   米海小心翼翼的明查暗访，知道他是税务署某部门的一名员工，是地下教会中许多朋友的一位。我们不能见面，因为太冒险。但从此以后的每个月，他都从自己微薄的薪酬中抽出部分给我们送来，直至理察获释。

   米海当然被神学院开除。我们的朋友慕拿主教曾竭尽所能，希望把他留下完成学业，但却孤掌难鸣，敌不过院方决定。慕拿博士受到路得会很多人的歧视，因为他公开与共产党合作，甚至曾受他们颁发奖章。他们当然不晓得他向地下教会报告一切与政府高层的会谈，也暗中保护和帮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我现在能把秘密公开，因为他已回天家。

   米海想办法投考大学的建筑工程系，他当然不获批准，因为他是名政治囚犯的儿子。

   “他们迟早都会发现，”他说：“到时候，他们便会把我撵走，我还是找其他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