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以攻为守复失地

    米海回家告诉我一个故事，肯定不是在历史课堂上学的。他说，希特勒、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有一天从地狱放假，到莫斯科参观红场的军事检阅。当一列列的坦克走过时，希特勒说：“要是我知道红军军军力如此强大，我便不会攻击苏联。”亚历山大评道：“要是我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我便能征服全世界。”而拿破仑，细心阅读一份苏联报章后，抬头说：“要是我有一份像《真理报》那样听话的报纸，全世界休想知道滑铁卢之役。”

   米海参喜欢抛售有关共产主义的笑料。他读完小学，再没有机会升学。原因是，所有政治犯的儿女都不能接受更高的教育。因此米海开始找工作。理察有一个老朋友听见米海会弹钢琴，便给他介绍。

   “我是在国家剧院负责维修的，”朋友说：“我正需要一名手指修长、耳朵灵敏的学徒。”

   为了得着这份工作，米海需要填写一份十六页的问卷。他需要填报在过去的二十年内（而他只有十五岁）他居住过的地方，又每外地方的两名邻居的姓名和地址。

   “当秘密警察上门调查，你要作好准备，回答清楚。”调琴师警告说。

   接到表格后，米海走到人事部长官那儿，说自己不小心把墨水把表格弄脏了。请求另发一份。然后他填了一式两份，把其中一份保留，以便日后参照。因为拳头的资料会存档，许多年后仍可翻查，要是其中有什么偏差，便会惹来麻烦。

   在问卷中有一项问：“你的父亲曾否被捕？”米海只填上“没有”，他对自己说：“父亲是在街上被绑架的，他没有被捕。”他有说错吗？

   他得到了工作，每月薪金八镑。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他又获得配给证，准许他购买食物。

   调琴师发现米海的耳朵绝顶敏锐，能轻易分辨各种高低音调。“我做了这行有四十年，可是他比我还强。”调琴师夸奖说。

   米海成为修理各种乐器的专家。后来在他工作了十八个月后，有人发现他原来是名政治囚犯的儿子，他立即被剧院解雇。但他在布城的音乐圈中，已认识了自己的一撮顾客。虽然失掉工作，他仍然能赚点小钱，替自己买些自修的书籍。

   为了维持生计，我也做过各种不同的奇怪工作。

   首先是一种养蚕抽丝的工作，是替一所国家合作社饲养的。

   玛利亚达在杂志中读到的，“养蚕帮补收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

   米海笑道：“玛利亚达幻想自己穿上娇艳的蚕丝晚礼服，都是从她养家蚕来的。”

   “不，我是认真的，”玛利亚达说：“蚕丝十分值钱。”

   米海取过杂志来。“呀！”但你要把产品交到国家合作社。你以为他们会给你多少？不管怎样，我们哪有地方呢？如果你认为我会对着一箱箱肮脏丝蚕吃饭，我相信你弄错了。”

   “你可以放在你的床底。”

   “放在我的床底。”

   “丝蚕吃的是什么？”

   “傻人，是桑叶啊，人人都知！”

   “米海，记得你与爱丽丝阿姨同住时，街口是一间医院，医院对面是个坟场，是吗？”

   “是的，我常到那里玩。”

   “那坟场种满桑树，足够用来喂这些丝蚕。”

   因此我们用纸箱设立工厂，养了百条幼虫，又从养蚕合作社取来了养蚕指引。

   米海大声读出说明：“当蚕儿准备变成蚕蛾，它会吐出物质把自己包裹，成为茧。”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它们会变成蛾的。“妈，你要小心。有一天当你打开箱盖，它们会飞掉。”他再继续说明。“把茧解开，便可得到数百码长的丝线。那不是将会有点儿不雅观，是吗？”

   我们窥看纸盒，米海参在上面已开了气孔。那些蚕虫并不十分俊美，全身颜色灰白，约长三寸。它们的食量惊人，蚕虫的一生似乎就像一顿长饭，最后用自己吐出来的丝，把自己卷着，成为蚕茧，把自己了结。从蚕茧你可以抽丝卷成丝筒。

   最初，米海可以到坟场随便采叶，但不久他被那个仵工发现，把他赶走。

   “现在我们得来个晚间突袭！”米海说。

   第二晚，他带着纸袋，越过围栏，回来时满载桑叶，足够数天的供应。

   “死人不吃桑叶，”米海说。

   我想起启示录的说话，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生命树的叶子，是作治病用的。

   “我很高兴，”玛利亚达说，“因为那证明了，患重病的灵魂都可以得到医治。”

   蚕的幼虫经过四千年的人工培养，它们变得非常讲究。蚕儿不喜欢高过华氏七十八度和低过六十二度的气温，它们喜欢光，但适可而止。当它们蜕变，这现象几天发生一次，必不能受到骚扰。

   “嘘！”米海低声，继续读出说明书：“幼虫在每期蜕变，必须不受声音骚扰！”一个月后，经过数次突袭坟场，我们得到一百年小茧。我们把茧带到合作社，收到的报酬足够买两天的食物。两天的食物也不错啊！我们再把另一批刚出生的幼虫带回家。

   “噢，又来了！”米海在唉哼。

   我们的蚕丝农场生意兴旺了几个月。

   直至有一天，我发现幼虫苍白臃肿，好像快要爆裂。米海用口哨吹出一首丧礼的调子，走到图书馆去翻查有关饲蚕的参考书。

   他回来报告：“这种现象颇为普遍——称为臃肿，是受风吹着凉所致。”

   我说：“但臃肿不是指肥胖吗？”

   “对了，书里说——‘是一种水肿病’。”

   耶稣曾医好一名患水肿的妇人，但显然神迹不会再次发生在我的蚕儿身上。我们只有把它们扔掉。

   我改行发展另一种家庭工业，缝补内衣。我赚得一点钱再加上米海所赚的，我们的生计也赖以维持。

   那一个是国际青年节的成立，年青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从世界不同的角落来到布加勒斯特；青年节开始前的三个月，店铺内一无所有。每处都是轮候面包和食品的人龙。经过无了期的轮候，你偶尔可买到一片半片的牛油，或是几安士的面粉。

   当青年节一到，店铺内便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在那三个星期内，我们看见自战前以来在罗马尼亚内没有见过的货品。主海回来告诉我们：“我在国营杂货店见到一盒盒的枣！还有用金纸包裹的巧克力！”

   青年节过后的几个月，粮食短缺比以前更为严重。原因是政府倾尽所有储备，浪费在这次挥霍的节日中，去欺骗外国游客。

   米海说，这些外地来的年青共产党员跟要地的不相伯仲，他们也是告密能手。许多罗马尼亚人因对这些从法国或意大利来的年青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告到秘密警察那里。米海的一个朋友也就是这样被逮捕了。

   我听到这种事情，感到非常气愤，恨透这种又错又假又丑陋的邪恶制度，它毁灭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高尚思想和生活。农民被迫偷取以前属于自己的东西，工人受尽欺凌惶恐，丧失了工厂里种种权利。国营大商店的经理，乃是黑市市场的头头，他们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民脂，数以百万。贪污的风气，由上至下，无孔不入。我们的生命遇着的都是谎话和特务。可是，教导别人不可憎恨共产党员的，往往是那些吃过最多苦头的人，是那些以前坐过牢的。我们知道，只有藉着了解和爱心才能得胜。

   米海说过一个故事，说明共产党员惹来人 神共愤。

   两个朋友在公共汽车相遇。一个低声的问另一人：“你认为德乔治总理怎样？”他的朋友把手指放在嘴唇，低声道：“你疯了吗？别人会听见的。”他们下了车，走过一个公园。“是真的，”头一个人继续问“你有什么意见？”有些陌生人坐在五百码外。“嘘，”朋友说：“他们可能听见的。”最后他们到达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绝无人迹。“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对德乔治的意见了，”第一个人说。邻人回答：“我对他十分尊重。”

   我们生活艰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鼓励支持弟兄姊妹，要他们有祷告信靠之心，尤其是被囚信徒的妻儿子女更需要鼓励。这是理察在狱中时，珍妮达和我所做的真正工作。

   愈来愈多诚实善良的牧师被捕，建立地下教会的重伤都落到他们妻子的肩头上。我们很多人都成为自学的“牧师”，透过与人交谈，我们学会了传道。

   来自国内不同地方的妇女，到布加勒斯特来，听取工作策略，又报告她们教会的状况。不久我们发现，我们所有时间差不多都用在这工作上。

   在西欧人还在争论究竟应否按立妇女作牧师时，在东欧这个问题已得到答案。因为无论在哪里，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上，当教牧长执被捕，他们的妻子便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受耶稣钉痕之手按立。

   地下教会在城内有无数的秘密聚会点，往往是一些地牢，或像我们的阁楼。在黑夜时分，一个窗户会照出灯光，信徒偷偷地走上楼梯，用一种特别的信号去敲门。我们挤时间在一处又热又小的究竟，甚至连窗口的灯也得不到足够的空气，灯光减弱，房间暗了一半。

   使用共产党的手法去对付共产党，这意见引起格枯的关注，他有时在晚上参加我们的聚会。格枯是个官方允许的教会传道人，他们批准他是因为他有嗜酒的声誉。醉酒教士对共产党宣传十分有帮助。他们却不知道格枯嗜酒是为了保持牧籍，他的酒量适可而止，只是个烟幕而已。

   格枯牧师的心与我们一起，给我们的帮助很大。他的秘密事奉，远超国家所指定的范围。许多长执都是一样：在可见的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其实没有划分清晰界线。它们是交错编织而成。

   在逼迫之下，宗派的隔膜渐渐消失：我们不说东正教、天主教或路得会，我们谈的只是纯一的信心。地下教会就像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

   格枯牧师经常与我们谈论地下教会的发展策略。珍妮达现在已成了我们教会的重要支柱。我们两人都读过列宁所写的“要办的事”，他在书中定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书是在一九零三年写的，书内有一张布尔什维克者的合照。列宁的一个初步原则，是渗透敌人组织——至少这是个可行守则。当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得势后，我们发现他们很快便渗透了民间不同的组织，有管理中等阶级事务的，有作反共团体的领袖的。神学院和圣职工作亦被渗透。

   现在，我们要把角色颠倒过来。他们现在当权，我们知道除非我们渗透进要把我们置于死地的共产党组织，否则地下教会的工作便无法进行。起初，建议似乎与我们的原则违背。但格枯牧师却这样回答：

   “基督称圣殿为贼窝，但当他死而复活之后，使徒却故意在那里工作。在特别的环境下我们要采取不寻常的行动。要擒得贼儿归，必须利用贼儿的过墙梯。”

   我们仍然感到犹疑。“许多的弟兄姊妹会有道德顾忌。要是他们参加共产党的团体，党便会要求他们去干许多违背他们良心的事。有教会背景的人必定会露出破绽，他们会很快便被发现铲除。”

   格枯牧师说：“信徒中有些人可能有出色演技的。办起事来年青人会比较容易，把他搞进共青团是毫无问题的。然后由共青团进入自卫队，再渗入秘密警察和党。”

   我同意我们必须向苏联人学习，把策略从我们的秘密聚会，透过我们的人实施出去。

   来参加聚会的人人听到要发展地下教会，大家都反应热烈，渴望能助一臂之力。但当我去到他们中间，在思想上，我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