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臭气薰天猪农场

   我们坐着无篷货车，驶向非尔理路斯的农场，一到便立刻派到田里工作，葡萄园的泥土是没有遮盖的，寒冷直透土中。因此土质如铁，植物因冰冷干涸而生长瘦瘠。田园被荒废太久，下一年将没有葡萄收成。可是没有人关心，事情似乎与他们无关。负责人只顾进行一些无意义的工作，然后把报告呈上便了事。

   这葡萄园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它的主人现在被囚在狱中，强行集体化的受害人不单包括大地主，小农户和农民亦受害不浅，他们试图反抗这无理的制度，却受到无情的镇压，事后便变得郁郁寡欢和漠不关心。他们设法逃避工作，后来因“对国家未尽义务”而入狱的，数以千计。耕地也从此荒废，从前有“欧洲粮仓”之美誉的罗马尼亚，现在竟面对饥荒。国家的对策是，将囚犯派到集体农场，充当劳力。

   四外情况都是一样：囚犯因缺乏耕种经验，收成大降。那些看守我们的守卫往往是农民出身，却对耕种漠不关心。有一个告诉我们，为了叫村民屈服，他曾奉命射杀首名遇见的村民，以示杀鸡儆猴。然后聚集其余村民，邀请他们自愿参加集体工作。

   有不愿意的农民，官长便去到他们家里进行搜查。在这些农夫家中，他们经常可以搜出“军火”——都是警察预先栽赃的。

   从农妇的口中，我们晓得集体劳动的队伍把所拥有的农村都失去一空，包括牲畜、马车、耕具。

   一名在我身边工作的粗壮农妇万旅娜太太，说：“当我们失掉一切时，我丈夫对我说：‘我们的诗歌还在。让我们向主歌唱，为我们在天上所拥有的更美产业感谢他。’”

   万旅娜曾拥有一只宠牛，她常用温柔的声音向它说话。她告诉我们，她如何在寒冷的早上拥抱它的颈项，让它的温暖渗透她的全身。

   “除非你爱它们，否则牛只不会造出好牛奶，”她说：“它们就如其他的牲畜一样。”

   在集体农场里，没有人会凭爱心作事，因此不能从 神那里得着福气。

   一天早上在田里工作时，我不支倒地。这种来意剥削的集体劳动已把我赶至极限，使我无力再熬。守卫把我放在临时担架，抬上货车，送我到维克勒斯的监狱医院。途中我的头部发胀，我猜有西瓜般大。

   我对这间监狱非常熟悉，从前理察在这里传道。圣诞节时我带着礼物包去，帮助预备圣诞树。本来我应该被送到医疗病房，却被放进一个隔离囚室，里面除了墙角的粪桶外什么都没有。我被丢在赤裸的水泥地上。

   第二天早上，我从窗口张望，看见男囚犯在做运动。当他们经过我的窗口，我便问他们有没有听过理察魏恩波的消息。第一第二个的男人都摇头，当时守卫正在打盹。当第三名囚犯听见我的问题时，便说：“魏恩波？那位牧师？”我回答：“是啊，他是我的丈夫。”

   他向我弯腰鞠躬好像东正教在教堂里所行的，“我见过他，”他低声道：“我没有因坐牢十年而后悔，这段时间是值得的，因为牧师领我认识基督。而我现在又遇见他的妻子！”说到这里他必须继续运动，可是他没有告诉我理察是否仍然在世。

   他绕着院子跑，垂下头，手放在后面。当他再次靠近窗口时，他加上一句：“我在太古奥拿见过他，他住在临终的囚室内。他时常向人谈论基督。”

   下一轮他跑回来时，我发现我的新朋友是名学校教师。这时候，守卫在打呵欠，他打盹刚毕，下令囚犯返回囚室。但我知道，理察仍然是理察，他高举基督，赢取灵魂。那人所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吗？

   这人显然很尊敬理察，这一点我不奇怪。罗马尼亚人往往对领他们信主的人深存敬慕。

   我留在囚室再多一天，医生没有来，也没有人给我检查，可是我乐于待在这儿，希望再次见到那位教师。我不相信理察死了，可是我说不出原因。当时圣经的一名说话，在我心中像音乐的响起。是与雅各儿子流便有关的，流便是理察的希伯来名字：“使流便活着，不可让他死亡。”这对我来说是个应许。

   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医院当局想起我是急病入院的，便把我放到床上，给我送来床单和毛毯。

   病房是由一名穿着清洁外袍的女医生负责。

   “你必须吃，我们给你的每样东西都要吃，”她说。她声音慈祥，我感动得流出泪来。

   玛利格拉逊医生刚从医学院毕业，她带着勇气和耐性，在这所人手短缺、病人拥挤的维克勒斯特监狱医院服务，深得病人的爱戴。

   我患上一种丑陋的皮肤病，是种坏血病，她说是因营养不良所致的。我必须吃，这是唯一的疗法。她给我注射药，病患开始减退。我身上的肿痛和疥癣开始痊愈，大肠炎和痢疾停止，我的视觉甚至变得清晰！缺乏维生素会引起视力不良，许多囚犯都患有夜盲症。

   在我的邻床是名富家女子。她对自己入狱并不觉得烦恼。她肯定自己很快便会出狱。“艾森豪不是美国的总统吗？邱吉尔不是英国首相吗？这两国的军队不会容让东欧留在奴隶的轭下。”

   “当美国人来到，他们会要求苏联赔偿。按照我以前的收入，每天五千里拉，我已在狱中六个月，那是一百万里拉！我将可以安享晚年。”

   我建议她可以要求一天一万里拉，那么她便可以得着二百万的赔偿。

   “你的主意很好，”她说：“你们犹太人真聪明！”

   其他囚犯称她为“百万富婆”。

   我们在病房中玩游戏，完结时往往是悲从中来。游戏是假扮年老耳聋的婆婆，我们试把一句说话从房间一端传到另外一端，每个病人都把话说漏掉或歪曲了些少，最后接到说话的，意思完全异样。可是，笑声和兴奋的情绪反而令我们伤感而哭，房内很多年青的病人，她们见自己的青春快将消逝，游戏会很快变成现实。

   维克勒斯特是由一名政治长官担任监管（医学就跟其他的东西一样，要带着阶级斗争的精神去实习才行）。一天晚上，他与一些穿制服的同事来到病房，给我们发表一篇盛大壮观的演辞，低等共产主义所带来的喜乐。“这样完善的医院设备能供人民使用，谁还需要 神呢？”他说道。

   我说：“少尉先生，要是地上还有人活着，我们仍是需要 神，我们还是需要耶稣，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他的赐予。”

   他立刻怒火冲天，我竟然斗胆打岔？我们仍然相信这样的东西？

   我说：“每个住房子的人都知道房子是建筑师建造的，就好像每个参加宴会的人都知道宴席是厨子预备的。我们都被邀请参加这世界的宴会，其中充满各种美丽事物，如太阳、月亮、星星和雨水，并各式各样的水果；而我们知道预备这一切的就是 神。”

   那政治长官经过一场冷嘲热讽后，便与他的朋友走出去，大力地把门关上。

   第二天早上，守卫来叫我收拾行李。同一天，我被送回劳役站。

   今次是个国家猪场，由五十名妇女照料数百头猪。以前的日子已十分艰苦，但这次是最艰苦的。粮食短缺，接近饥饿。早上五时，我们把自己拖出床，穿着我们睡觉所穿的肮脏衣服，冒着寒冷，摸黑出到外面喂猪。

   猪栏的烘溺深及脚踝——那是一种不会凝结的物质。猪棚到处弥漫着一股令人讨厌、作呕的恶臭，屋内无处不臭气薰天。臭味黏着人体，更渗入身体。甚至在我们所喝的稀粥中，我们所用的木匙上都附着这种气味。但我们的情况至少比浪子好，因为我们得着猪所吃的裹腹。

   周围事物显得愈来愈没有意义，死亡瞪着眼睛看我。全世界都好像用眼泪和失望堆砌而成，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这时候我内心发出呼喊：“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

   要清理猪栏就跟清理世界一样难。每天我们得从头开始，各人又湿又饿，饿得半死的，我们用车把堆积如山的秽物，一桶桶的推走。

   我晓得自己没有希望，世界也没有希望，我只期待着死亡。

   或许在这种心理状况下，我应该不能久活。幸运得很，这种生活只熬了几个星期便完了。我深信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按着他的计划将我救了出来。他只要我学习一个艰深的功课，给我尝尝杯中苦味而已；现在我感谢 神，使我走出这艰巨的学堂，它教我学会至高的爱，就是对 神的爱，甚至在只有痛苦的时刻。

   我坐在开篷货车厢，望着猪农场在我面前慢慢倒退，一堆堆建在白色背景上的小屋渐渐远离。寒风就像只冰冷的钢手，拉着我们的衣服扑拍着，散发出幼细的雪花，在大地飞掠而过。没有人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关心。每个集体农场都完全一样。

   出乎意料，我们竟来到根司——两年前在去运河前的过渡营。

   “这么大群女人！这地方比以前繁忙多了，”我们等候报到时彼此低声耳语。“究竟发生什么事？”

   她们还没有做完登记手续，天色已经晚了，最后我们被带往营屋。麻痹的四肢血液开始得到循环，体内也比较温暖，但愿温暖能渗透全身。拥挤在各个营舍的妇女，乃来自罗马尼亚四方八面的囚营。他们是计划某些大型奴役活动，抑或......

   没有人有胆量说出心里的话，我们经历得太多，我们也欺骗自己太多次。

   第二天，营中传来一个谣言，说：有十名来自国家安全部的人员，在根司的办公室里处理档案。是我们的档案！他们两天前从布加勒斯特来到这里。真的意味自由吗？

   我向营舍四处观望。在那暗淡微光下，分析研究，谈完再谈——心中一直为着将来打算。从食物和身体发出的馊臭味，在空气中形成股毒气一般。营内加装了扬声器，不时发出爆裂的巨响，像放大了的煎蛋声音，吼叫出难以明白的歪曲报导。当讨论的热潮冷却下来，你会看见妇女目无表情地坐着，每次坐上数小时，等候着。她们绝不相信事情就会这样过去，绝对不会。

   我在雪拿华达认识的一些吉普赛女子也来到这里。一天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萨碧楠，萨碧楠！”原来是辛里达，是战前的布加勒斯特王后，在公里四囚营也是。她到过不同的集体农场，吃过不少苦头。我们尝试握手，但很快就松开，因为我们每只手指都肿胀，又因冻疮而破裂。

   我们开心地笑，告诉对方自己的经历，直至兴尽才停止。她坚持要我接受一条男装长裤，和一件暖夹克，是从某处偷回来的。我只有感激地接受。

   “这是差理-卓别林再世！”其他人稍后都走来围观我的新装。“她的皮靴背后还贴着标签！”

   过了不久，我们又谈到热门的话题上。

   “还有多久？”

   “是不是就如我们的想法一样？”

   守卫开始如人问话。辛里达属于最早的一批。她告诉我：

   “其实就跟以前问话一样，只是今次十分礼貌。他们不问有你的问题，而是问我对他们的想法！”

   “就像以前一样，三名穿制服的长官坐在堆满文件桌子的后面，”辛里达说。问几个有关她健康状况的问题；我们在里面过得开心吗？还有亲戚在外面吗？然后话题突然转变。

   他们问：对抗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可知道犯了大错？你们对狱中的再教育意见如何？你们有没有明白，国家给你们这改造的机会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能推翻共产主义的浪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