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不明不白

   八月的一个晚上，我回家很晚。米海与朋友到郊外过夜，给我有时间做我的事。我们这些为教会做牧养工作的女人，夜间穿上护士或女佣的装束，外出家访。家访的时间很长，有一次，当我替一个弟兄打扫完屋子和料理完六名孩子时（他妻子进了医院），已差不多11点。这人曾经有钱有地，但都被共产党充公了。

   我回家途中，看见街道上布置了红旗的装饰，预备庆祝红军光临的周年纪念。我太累，不想吃东西，打算直接上床睡觉。

   回到家里，我发现我的表亲神色慌张。他与我们住在一起，等候前往以色列。他告诉我有一名可疑的访客曾经来过。

   “他说是房屋办事处派来的，”我亲戚告诉我：“说什么房子需要加人口。但我肯定，他真正的来意不是这些，是要知道除了前门以外，还有多少个出口。”

   我知道将有什么事会发生，警方快要展开搜捕行动，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但我实在太倦了，无心去理会。米海在 神眷顾的手中，这是最重要的。我去睡，交托我的丈夫、儿子和所有我所爱的人给 神。

   早上五时，他们来捶门。我表弟开门，我听到有人大嚷。皮靴踏上楼梯的响声。

   “你叫什么名字？”

   “希特勒。”我表弟结巴地回答。他真的叫这个令人烦恼的名字。

   “什么？把他拘捕！”

   我那可怜的表弟试图解释。他母亲嫁给了一个正宗犹太人，丈夫长着卷曲的胡子，叫夏司高-希特勒，他不理会名字惹来的复杂问题，问题不肯改姓。但闹剧很快上演完毕。他们搞清楚他的名字与政治无关，便把他推在一边，继续向卧室推进。

   我正在与一位女客人分享，她是一位有信心的亲爱姊妹。我们坐在床上，用衣服包着自己。

   “萨碧楠·魏恩波？”一个颈粗声大的人嚷道，他自走入房子后一直叫嚷没有停止：“我们知道你们藏有军火。立刻给我交出来！”

   我还未来得及分辩，他们已翻箱倒柜，把东西从衣柜抽屉散在地板上。有一书架的书塌了下来，我朋友从床上跳起来舒伸手去扶。

   “不要紧！快穿上衣服！”

   我们要在六个男人面前穿衣。他们践踏家里的东西，不停地大叫大闹，好像要鼓励自己进行这场毫无单方的搜索。

   “你不告诉我们军火藏在何处吗？”

   “我们会把这地方夷为平地。”

   我说：“这房间唯一的武器就在这里。”我拾起我脚下的圣经。

   那粗颈的咆哮道：“你跟我们回去，说清楚军火的下落！”

   我把圣经放在桌子上，说：“请让我们先祈祷，然后我跟你们去。”

   他们站在那儿虎视眈眈，望着我和我的朋友祷告。我与表弟和姨母拥抱道别。

   “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

   他们满眶泪水。

   回答：“尼沙拿克巴别耶路撒冷！”

   他们带我走的时候，我最后从餐具架拿走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一对长袜和一条内裤。这是前两天我们教会中的一名女孩送给我的礼物。我把它放在一边，没有打开，没有想到它是我带到狱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被推进一辆旧车的后座，给带上不透视的摩托车挡尘镜，使我不能分辨方向。车走了很短的路程，数分钟后，我被抬出车，拖过行人道。我双脚难以着地，他们把我像上绑的羊羔般抬上楼梯。把我推向一触时，伤了我的颈骨。我的眼罩被除掉，他们把我轻轻一推，然后我听见在后面的门砰地一声关上。

   我处身在一个长形的房间，里面挤满女人。她们有些坐在长凳上，有些坐在地板上。门不停地开关，更多人被送进来。我看见一名政客的妻子，一名我在报章见过的社会名流，一名穿着低胸裙的女演员和一位宫廷女侍。

   我们被列为危险人物，是罗马尼亚的社会渣滓。

   到了晚上，房间已挤满了数百人。逮捕是全国性的，替八月二十三日自由纪念日作好准备。这是共产党定的，是与苏联签定盟约的日子。

   我们在一盏天花灯泡下缩瑟在一起。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

   房间内每个女子都充满恐惧。

   还有多久呢？我们孩子的情形怎样呢？米海已失去他亲爱的父亲，现在母亲又被人带走。我们的家并家中所有的都会被充公。有些好心肠的朋友会愿意帮助他的，但这些人也自身难保。我为米海祷告。有一个女人跳起来，冲过门前，挥拳猛打。尖叫道：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其他的人有的为丈夫哭，有的为爱人，有的为儿子我旁边的一个女人当场发了疯，另一个病倒，房内唯一的厕所已满泻。门每次打开只是接收更多的人，她们愤怒地向守卫大声大声哀求：“我没有做过错事！”

   女演员静静地对我说：“我会被释放的，你等着瞧！”

   她们以为自己无辜便会免于受难！以为当时不是一九五零年，不是共产政权。

   拘捕她们的人都是对她们说：“警方需要你去录口供。”有些人足足录了十年的口供。

   翌日早晨，我们听到银乐队演奏，自由日庆典正在进行（观众都是被迫的）。玻璃窗都上了漆。但如果巡行在我们下边经过，我们必定是在布加勒斯特大街的警察拘留所，这街道叫胜利街。

   数千的皮靴声踏过，人们有节拍地喊着口号：

   “八月二十三，带给我们自由与新生。”

   有一首歌谣还配上汀当声：

   “狱中强盗、卖国贼，该死该死！”

   “可耻！”社会渣滓在房内低声骂道。

   步操时，播放了一首新的祝贺歌：

   “锁链已被粉碎，丢在我们后头……”

   而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多人受到捆锁。

   时间蜗牛般地走过，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待。我在那房间度过的昼夜像是永远似的，尝到永不完尽的地狱滋味。

   最后，守卫送来了黑面包，和用重金属盛来的稀汤。

   第二天，一名警官开始点名。他们要放我们出去吗？

   我的名字排在第一轮。两次戴上黑眼罩，我被送上一辆小型货车，押往一处我后来才晓得的秘密警察总部，在华可福街。

   还没有把我推入囚室之前，女守卫问囚室里面的人：“你们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女人？”

   没有人认识，我可以跟她们一起。政策是朋友不许同囚。囚犯不可有任何舒适，你必须单独。在审讯期间你不会在同一囚室久留，以免你交了可信的朋友。每名新丁都可能是线人，是来打探消息的。

   除了一名年青的医科学生外，囚室中还有几名农村妇女，是随便抓回来的。当局为了土地集中化，不异采用恐怖手段。官方派人抢农田，发生了不少激烈的争斗。农民经草率的审讯便被处决的，不知其数，更有接近十万人被判入狱。

   几天后，我被移到一个单人囚室。室内只有一张铁床。没有桶——这是囚犯寻找的第一件东西。没有桶令我感到极度不安，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比食物、温暖、灯光还重要。食物引起的腹泻，“审讯所带来的惊惶”，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所引起的恐慌，这些都需要桶。守卫只在上午五时、下午三时及晚上十时，一日三次，让你外出上厕。

   墙壁高处有一个小窗，外面用铁闩封上。室内冰冷潮湿，甚至八月的天气，也是一样。我庆幸自己穿着一件轻便的夏天外衣，又有毛长袜保暖。

   他们会什么时候再叫我？他们会问我什么？我记起过去与警察有关的麻烦事：在警察局对面的咖啡店等候理察，心里惧怕与他从此永别。理察说过：“地狱是坐在黑暗中想起昔日的罪。”我有太多的罪，现在它们都活活的在我眼前。

   送食物的守卫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他比那些年青的好，偶尔会有一两句同情话。食物是水煮的麦片。

   “今日稠一点！”他喃喃道，向糊状物体眨眨眼。他显然是那些仍然以为美国人会来颠覆祖国的人。

   有些守卫建议帮助我偷运信件外出。但我怀疑是圈套，引我的朋友跌入陷阱。

   那守卫用嘶哑的声音低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问过一名长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坐牢？长官回答：“不要多管闲事，否则你也要进去。”

   说到这儿，守卫高兴地咧嘴：“你知道后来怎样？第二天，警察把他拘捕了！没有人猜到原因。也没有人再见过他！啊，今天审人的明天将要受审！”

   晚上，我躺在床上，设法塞上耳朵，避免受钢门声、皮靴声和守卫的猥亵说话声骚扰。

   有人打开我邻室的门，每次我都以为是来召我。可是几天幽暗恐怖的日子过去，他们才出现。

   囚室的门终于打开。

   “转身面向墙！”

   他们迅速的给我戴上眼罩，我感到一片漆黑，他们把我推推拉拉的押向通道。左、右、左右，拐角又转弯。他们要把我枪毙吗？没有任何预先警告便叫我死在黑暗中！

   不久，我们停步，他们脱去我的眼罩，我站在一间大房中，阳光照射使我一时看不见东西。守卫指示我坐下，坐在一张真椅子上，我也把手放在一张真桌子上来平定自己。那是张橡木桌子，染着墨水痕迹。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穿蓝色制服的秘密警察，一个是蓄着小胡子的中年胖子少校，另一个是浅发年青的少尉，搜捕时他也在场。少尉带着好奇的目光凝视，他的眼睛蔚蓝明亮，他的金发秀美叫我想起某人。但他的微笑使我莫明其妙。

   我感到战栗，那里我才想起：他的相貌酷似我许多年前在巴黎爱上的一个男孩子，相似得几乎完全一样。

   我期待着他们的指控。但少校，带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魏太太，你要知道你是冒犯国家。现在，你要详细把所犯的清楚记下。”

   “但我应该写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你应该心知肚明，”他说。桌子旁边放着纸笔，我写了几行，说我不明白为何被捕。他看了一眼，点点头，然后叫第二个囚犯。

   走回囚室的路上，守卫又蒙上我的眼睛，边喝边推使我撞到墙上。当门在我后边头上，我看见他的眼睛从小门孔偷看。

   “你好好的考虑，直至你愿意写长官吩咐你写的！否则会给你好看！”

   虐待、欺负、嘲笑、凌辱。先用精神虐待把你软化，然后盘问。录音机播出尖叫的人声，走廊的扩音器传来行刑的枪声，或孩子被抢走时的哀哭声。

   肉身的受苦，从这些囚室，我见尽不少，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要向盘问的人回答什么，我并不陌生。我们在纳粹时代也面对过。有些人相信无论如何不可说谎——甚至是救人一命。他们以信念行事。但爱心比诚实更高尚。我不会告诉贼人钱放在何处。医生为了解除疯子的武器，会不惜施以欺骗手段。共产党的憎恨和疯狂是无法理喻，我们有责任去误导他们，免至他们的滥杀无辜。

   第二天，少校和他的助手又等着我。他手上的笔记本有一连串的问题，每问一题便用笔画上记号。他们的目的是要抛售资料，用来对付理察。

   我记得少校说的一句话：“人人都有他的弱点。”少尉听了便转过头去微笑，把头猛点。

   他们会设法找出理察的弱点。他所接受的盘问必定是毫不留情的。少校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入正题。对共产党带来的福气，他没有多说，只向我保证他们是我的朋友，亦是魏牧师的朋友。他们希望释放他，但等待需要点资料。他问理察在某些场合上向同工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说的都是宗教，没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