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致侯文豹先生
   侯文豹先生：
   　　你好！
   　　东海一枭的《我们应该怎样反共？》，我没有读。你的《读老枭〈我们应该怎样反共？〉有感——兼谈民运现状》，我认真地读了，提一点不同意见，同你商榷。
   　　你说“中国的民主运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可谓七零八落：偃旗息鼓的有之，召安卖义的有之，暗渡陈仓的有之，占山头扯大旗、整天内讧窝里斗的更有之。前不久，我有机会在南京和上海的何永全先生做了一次请教与交流。我们都深深的感到，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工作非常失败，太多太多的民运中人徒慕虚名，功利主义、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投机主义。所有这些都极大的影响并损害了中国民运的健康开展。如果再这样任其发展，那么我们中的大部分将被历史的潮流所鄙弃。”

   　　你的说法，我不能同意。中国民运没有失败，只是还没有成功。而且胜利在望。你不明白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我们必须明白，由于二十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主权在民的原则已经确立，中国人民不是没有民主意识或观念，而是不知道怎样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人民普及西方正宗政治学。我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中国以西方正宗政治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我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民运人士却不支持我，让我当光杆司令。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问题是：民运领袖是光杆司令，而普通民运人士象无头苍蝇一样地瞎闯。
   　　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以仇恨为基调的假、恶、暴的叛乱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教育出善良的人。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没有善良的人，就不可能建立优良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也不可能遵守优良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恶人不会遵守优良的制度和法律，反而会破坏优良的制度和法律。当然，仅仅只有善良的人，如果没有优良的制度和法律，也是不行的。总之，我实在告诉你们：徒善不足以为政，要在政治学说的指导下建立体制，订立法律；徒法不能自行，要以文化导人趋向善良。因此，我们必须重建中国的文化。新中国的文化必须是以仁爱为基调的真、善、恕的安乐文化。我在1999年我就提出了中国共和党的基本路线：在上帝的带领下，领导中国人民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现代化国家。虽然中国共和党的人很少，但整个中国社会正在沿着这条基本路线前进。
   　　所有民运人士必须明白：政治组织必须要有理论学说、路线、政纲、方针、政策、策略等为自己的灵魂。如果没有这种灵魂，就没有生命。你们的民运组织却没有这种灵魂，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你对民运组织的指责对民运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制造不和，并且把民运引向更大的失败。什么是个人英雄主义？什么是投机主义？等等。这都是共产党这个帽子工厂制造出来的帽子。你用这些帽子来论断别人，除了制造新的内讧之外，有什么作用？我告诉你们：政治本来就是英雄的事业。人追求荣耀也是正当的。想当领袖不一定是私欲或野心。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人也会争取当领袖。林肯也竞选总统。以民主为名义排斥英雄和杰出人士是非常错误的。个人的英雄行为只要没有给别人造成危害，就不应该反对。我们需要个人的英雄行为为大家闯出一条路来。能为众人闯出道路的英雄行为应该鼓励。道路本来是存在的，但人们不知道，因此需要有人勇敢地为众人探索道路。我们要防止的是：瞎子给瞎子引路。政治领袖本来就该审时度势，相机而动，不能不顾形势地蛮干。周文王在临终时告诫周武王说：见善速为，远离是非，机会来了勿犹豫。这是道的最高境界。政治家本来就该识别机会，抓住机会。当然机会最难识别。没有智慧的人分不清机会与陷阱，往往把陷阱当作机会。这样就必然失败。
   　　目前，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丧失信仰和信念，共产党的经济学说和关于国家的政治学说都已经被实践否定了，中国人民已经不信了。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利益共同体。物质利益是有限的，没有信仰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共产党内必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共产党必在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外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因此共产党不足畏，不过是纸老虎。许多人认为我组织政党接管政府的主张是异想天开，是疯狂的行动，实际上是他们见识短浅，不了解国情。
   　　你还说：“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和投身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之中去，要一点一滴、脚踏实地地做事。现在，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潜下心来干：层出不穷的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等等。”你的这个建议也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质是取消民运。王怡先生说中共政权正在黑社会化。你的建议会把民运人士送入地方政府和官商豪强的虎口。我们民运人士自己就是最弱的弱者，如何能维护别人的权利？北京大学的教授、法学博士许志永也尚且因为维权而被人毒打。民运人士去维权，能避免被抓被打吗？而且，民运人士参与工农维权会导致维权活动政治化，这样不但不能帮助工农，反而会害了工农。今天下溺。我们是手援天下，还是道援天下？只能靠政教学说来培养社会的浩然正气，同时建立民主制度，才能导致国泰民安，仅靠行侠仗义是不行的。
   　　如果是个别极少数工人、农民或市民的正当权利遭到不法侵犯，那么“路见不平出手相助”的维权活动是可行的。但现在工人、农民或市民的正当权利遭到不法侵犯是普遍现象，2004年，为维权的群体抗议事件达7.4万起。许多群体事件伴有暴力冲突。我们弱小的民运力量对工农有什么帮助？孟子告诫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我告诫范亚峰和陈永苗等先生，你们在维护中共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的维权只能更加导致“上下交征利”。你们的主张不会导致国泰民安，只会使动乱来得更快更大。在中共政制和法律下根本解决不了由权力资本的贪婪所导致的官民冲突。
   　　范亚峰和陈永苗等先生并无真才实学，不过是浪得虚名而已，虽然是博士，不过是记忆力很好而已。他们把中共比作一条大船，他们要修船，反对炸船。我问你们：一条破乱不堪的大船，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这样的大船能维修吗？如果不维修，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一旦维修，就垮得更快，沉得更快。聪明的作法是再造一条新船，并慢慢地把旧船上的人转移到新船上来，然后毁掉旧船。这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智慧和学识，要目光远大，胸怀全局。目前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失败，必导致共产党垮台。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力量接管政府，同时用张国堂学说教育政府官员，使他们归正。这样才能和平演变，使民主运动成功，并维护社会的和平。一旦法轮功把《九评共产党》传到家喻户晓，人们都说共产党是邪教，共产党还能进行统治吗？人民憎恨共产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如果人民仅仅是憎恨共产党，共产党还能进行统治，如果人民轻视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就绝对不能进行统治了。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失败，必导致人民轻视共产党。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人民憎恨君主，君主还能维持统治。如果人民在憎恨的同时又轻视君主，那么他的统治就不可能维持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应该当渔翁。如果让共产党与法轮功这样斗争下去，必将导致整个国家的内讧，甚至内战，这是中国当前的大局。目前的中国危机深重，有志男儿应该挽救国家的危难。我们做渔翁实际是在挽救国内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共党领导人明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而停止镇压，这不是帮助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吗？如果共党领导人执迷不悟，我们组织政党接管了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自然也停止了。
   　　共产党是一条巨大的毒蛇。毒蛇也不是全身都有毒，只是口中有毒，身上并无毒，而且身上的肉是美味。我的策略就是打蛇吃肉。打蛇打七寸，七寸就是致命之处。农民都知道，只要把蛇的头打乱了，蛇必死无疑。1999年以来，我就是打共产党的头。我要打死共产党，再吃共产党的肉。就是招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和党。全国的形势象是一盘棋。法轮功与其他民运组织好比是外势，而我则象过河的卒子借这些外势“将军”，吃对方的老将。吃掉对方的老将，棋就赢了。
   　　《圣经》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箴20:18）又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箴24:5~7）政治斗争，一样需要智谋。可是有些民运人士轻视智慧。当然，我们不能象共产党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的计谋没有违反正义原则，完全是正当的，也符合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利益。我实际上也是为共产党人谋出路。
   　　二十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发动民众革命。国民党是靠中下层民众的力量搞革命。共产党则是靠底层民众的力量搞革命。现在，我们不能靠下层民众的力量搞民运。而应该依靠中上层社会的力量建立民主制度。我们要用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来统一中上层社会的思想，也就是用张国堂学说统一中上层社会的思想。让政府官员放弃动员和煽动下层民众武装叛乱的马列毛主义。这样必能战胜共产党。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不是革命，而是归正，使社会归正，使政府归正，使中国人归正，更重要的是使共产党人归正。我们要更新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因此，我们的民主运动是思想运动，因此不需要下层民众的力量。也不是靠人多，只需要一些人把张国堂学说宣传到每个政府官员就行了，这样作危险并不大。
   　　无论如何，国家总是需要有人治理，治理国家和管理人民需要学问。目前人心浮躁，不肯静下心来研究学问，这样的人必被淘汰。民运人士应该成为先知先觉，靠真才实学带领民众。不要瞎子给瞎子带路。
   
   张国堂
   2005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