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略》导论

   01、逐鹿天下的法则 02、力量的精神源泉 03、资讯的分化瓦解

   04、麻痹意志的情爱 05、技术经济与广告 06、决胜于千里之外

    后记

   导论

   曾子后裔(余珞·红野)

   “德”“才”兼备的独立人格，体现于一个仁慈道德与智慧谋略合一的特征。“天子”治国有“文”、“武”之道，“仁道”是治国之本，“智略”是治国之用。黄帝大臣伍参著《玄女兵法》，伍子胥重用孙武，吴子从师于曾子。同样，一切宗教有道德与智慧的双重教导，偏之于一偶，则有误人子弟之嫌。“上帝”是宇宙最高之本体 -“至善”、“至能”之特称，即降恩惠、慈爱，也施审判、惩罚。忏悔是对“道”，豁免是对人；因此，仁义至，礼智出。中国神话的“四面神”(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反映了天文、地质、物候与 医药、人文对应的阴阳(“两鱼”)、四象、五行(“饼”)等同构模型。《圣经》以西结、启示录中，“上帝”的荣耀象征为“四活物”，勇敢(“鹰”)基於智慧(“狮”)，道德(“悟空”)源自勤奋(“牛”)。

   “道不远人”(《 中庸》)，“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圣灵就是真理”(约一)，导出的都是良知本在人心。一切“先知”、“圣人”的教导，源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核心是“人人幸福，人类繁荣”的精神。道德反映为群体的智慧，智慧体现为群体的道德。姑息养奸，必然贻害群体。中国诸子百家有“儒”、“道”、“禅”的伦理道德，也有“法”、“墨”、“兵”等的政治谋略，两者合理的平衡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要旨，还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国计民生-即科技(“农 学家”、“医学家”、“经学家”等)、文艺(“书画家”、“文学家”、“戏剧家”)等“杂家”。从分工的碎片中，寻回精神的整合，返朴归真，进入一个科学幻想、艺术梦幻的新“神话”时代。

   “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仁道”往往是通过“荣誉”来调控，但有时流于“面子”。宗教以诅咒来制约，但对神学家、宗教家就可能失效。如今，不以失德为羞耻的年代，法治就突显重要，文革败坏的不只一个社会，还是几代人心的后遗症，输出到国外又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国际形像。道德的教育在于“知”的传授，实施有待于自觉，因而，必须以法制的约束来执“行”。“法”的制度是为了约束“伪善”、处罚“强盗”。法律、体制出自“人道”，必须来源于“天道”，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根源于“仁道”的法律，才能达到治理之目的。“仁道”本於“诚爱”，“智略”基於“忠信”。如“仁”出自于虚伪，则不能称为“德”；如策略不出于“德”，切不可不谨慎而谋。不是出于“仁道”的法律、礼制，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泉。

   万法归宗、百川归海，印度(佛教)-希腊(印-欧)、犹太*-华夏(闪-蒙)模式，可能源自同一个古代中东文明(约500BC波斯以前)，还基督教、回教、巴哈伊教是一个传播、诠释与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酝酿了资本主义的要素、原型，近代欧洲宗教改革后，创立了工业文明的科学、民主规范。文明就象生物进化树一样，分枝的节点 - 即中间“种”已经消失，存在的“种”也沿着分歧的方向演化了。中非的班图、美洲的玛雅和印加文明，就是从埃及文明向外围迁徙、传播的产物。任何事物，有全息性特征，因此，诠释、精确与体制化就显得很重要。欧洲宗教改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类种姓制)开始了向法律的制度、结构化转换。

   中国的“西化”(包括东欧、西欧、北美化)，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1919-21AD)到改革开放，从民族独立到走向国家的统一(约2009-16AD)，各自经历了六十年。“凡是”、“伪道”和“机械”主义对社会的文明化是一种危害。孙中山、邓小平开辟 了东、西方文化正确整合的路径，最终将会重新走向统一。“儒士”(文人)独立于“官府”、“财团”、“教会”，则自身的生存处於一种狭缝中，比如，袁世凯出卖，慈禧镇压了康有为、梁起超的变法维新。《圣经》旧约有“逃城”，中式纪欧洲有修道院，封建社会中国有庙宇、书院，现代社会只有靠法制来保障“士”的学术自由。任何一种文明模式，有其自身的局限 和兴衰。国际多元化，“士”阶层对社会诊断、文化创造的充分自由，才导致了更先进的文明模式酝酿、萌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

   *，作者用词“一神教”特指出埃及、摩西律法到以色列北、南亡国时期，“犹太教”特指南国 后裔的波斯、回归时期(公元前)。

   一、逐鹿天下的法则

   余珞·红野

   一切形体的存在(结构)有局限，无形体的存在(精神)才是永恒。人类认识的知觉孔界是心-物互动的现象介面，从有限物体的感觉，经思维-情绪的互动活动，达于直觉对“无限”(善)的向往，形成了人类智能的无穷尽探索。一切思想、文化、技艺、体制等，都有自身的限制，尤其体现在宗教，“先知”创立了教条，而又制约了“先知”，保守与进步的互动反映为历史的残酷。

   教主与君王合一，导致了中世纪欧洲的黑暗，其思想根源于《理想国》，还不是《圣经》。犹太教没有教主，只有祭司；儒家没有教主，只有师表 ；佛教没有教主，只有楷模；希腊哲学没有教主，只有智者。基督教的教主是耶稣，也不应有尘世的教主；因此，新教改革就是回归《圣经》，信仰不应再受教会管制。行为的组织受法律、君王管理，精神的传媒对心灵、人格教育，还学问的探索属于精神的自由。

   孙中山倡导了孔孟的“道统”，将介石、毛泽东(1975-6AD去世)坚持了民族的独立。中国经历三次危机，一次是(来自空中)阶级斗争哲学(类种姓制)，已经过去；二次是(来自海洋)生态平衡(经济)破坏，还在进行；三次是(来自陆地)种姓(信仰)分化社会，将会到来；危机过后，一个新的文明(和谐哲学)模式将诞生于东亚。“神”的国在人心里(路17)，耶稣的国在“天”上(约18)，也就是“大道运行”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教主-君王合一、种姓制的彻底结束，才能带来人类的“弥赛亚”/“天子”/“基督”/“佛陀”降临人心(“仁爱”)的国度。

   清教革命后，从鸦片战争到东、西欧和解(150年，参见《飞碟：幻象诗集》“文明密码”、“民族灵魂”)的当今，地球进入了欧盟(德国)-南美(巴西)、东亚(俄国、中国、印度-日本及东盟等)、北美-澳洲的一个互动时代。社会职务、 职位可转换、升迁，振荡而又协调，结构自我协变，多元化体制的稳态形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约600年，将到来人类一个新的全球时代。印度-希腊、犹太-华夏的经典 是人类精神之源泉，一同塑造了整个地球文明的规则，必须仔细加以考察、探索。

   一个民主化、科学化的真实时代，仅仅开始于工业革命、美国南北战争、联合国建立之后；然而，朝、野党派的权力分配、协商，几个党派领袖中择一的竞选，各层次、各部门的协调管理，联合国裁军、维和的效益等，仍然是一个民主、科学化不彻底的问题。 无论党内或党间施行竞选，保持和发展党派间的政治协商是一种创新的体制。“圣贤”、“明君”之间互动的儒家体制为“天下”制定法规，“儒士”阶层对社会问题、仁政德治的分析与建议是一个值得发扬的模式：一是问“天”意，二是察民心，三是举贤才，四是立法规 ，五是赦“天”下。

   二、力量的精神源泉

   余珞·红野

   百步穿杨，弓箭的能量发自汇聚的精神。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的智慧源自心灵的力量。“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大智慧与小聪明有着质的区别。外愚而内智实乃豁智，发掘人的精神内核，纯洁人的灵魂，禅宗修心之精髓也。

   人类文化就象生态一样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丛林，各个层次和分支共存，从而构成一个人类生存的界面。要消灭一个物种，必然是毁灭一个信息库-基因组。要灭亡一个人，上策是摧毁一个人的精神。要灭亡一个民族，上策是摧毁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战胜一个物种，首先是获取一个物种的基因库(物种进化)。要战胜一个民族，首先是获取一个民族的文化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高强的武士，善于解读敌手的伎俩、学习对方的技能。从一个电脑获取信息资源，还又毁灭其运行载体的程序，此乃高技术战争之根本。

   “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煎小鱼。一个人的力量来自一个人的心灵信仰和人格，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自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和国格。“道”的运行，就是一个精神信仰运行的程序，就是一个国家法律运行的体制。一个民族的未来， 反映在一个教育、文化、知识阶层的道德、智慧素质。东欧、西欧的分裂，以西欧之精神推翻了封建的制度、发扬了民族的文化，以东欧之力量走向了民族的独立、发展了经济的改革，东、西欧的联盟，带来了中、西方文化的精神、科学、民主的整合时期。

   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等是一系列族群的集团，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族群迁徙、相互通婚，构成同一个人类的整合。从一个地区、省市、国家到一个联盟、区域(洲)以及全球，文化与民族、法律与国家等是一个双层面的结构、组织化体系。一个民族失去了自身的精神定位，就失去了一个独立存在的“单元”。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哲学，仅仅是建立在一个“种姓”(贵族)等内部的制衡、共有或论辩的体制理论，还对不同的“族群”(战俘等)进行奴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单元”与“单元”之间“灵-肉”双层面的平等，才是一切民主的真正根本。一个全球化的民主社会，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平等、民族的平等、信仰的平等、文化的平等基础之上。

   一个力量的源泉，一种野性的力量，是来自“天”生的颖赋-儒家所称“人的本性”的智能，也就是禅宗、印度*精神哲学所探索的方法。基督教的力量，首先是来自 《圣经》，其次是希腊、罗马的神话，然后是欧洲、日尔曼的文化，还与希腊的哲学诠释、罗马的政治体制，一同才构成了欧洲文明的精神。回教，一样经历了一种精神的整合，才建立了起来。当“儒”-“道”-“佛”传入日本时，也就与其国民的灵魂整合 了，形成了一个异质的神道教-武士道精神。

   当科学的精神、社会的体制、宗教的信仰一同整合于民族文化的精神，还不是混合、堆杂的时候，一种精神的创造智慧、勇敢力量才形成了。 如果摧毁一个民族行为的基本运行程序-文化的精神(“道统”)，那么任何一种新的程序只能带来运行的一片混乱。

   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一个民族的遗传“天生”而来，是一个大脑神经系统运行的程序，是一个历史长期积淀的“内核”。个人的差异、民族的差异，不是等级的差异，还是个性的差异、“单元”的差异。一个大脑与一个大脑运行的程序有差异，差异是一切“存在”的前提(见《结构论》)，一个个体的差异是“天”赋平等的一个人的生存权力。“随心所欲，不逾规”，一个人生存在一个社会，只要是遵循一个社会的规矩(制度、法律等约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之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