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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 余珞·红野(曾子后裔)
《知识界: A-知识社会》 行星世纪(Planet Century) 余珞·红野 四、文明演义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 人类文明化是通过社会的知识化而发展。人类的宗教信仰从民族国家化的犹太教、印度教、道-儒家到国际联盟化的基督教、回教、佛教等,以及全球联邦化的巴哈伊教。东正教、天主家、基督新教,也基本上是相同民族、文化的国际整合化联盟;因此,道-儒-禅家文化,始终将是东方文明的本底。《圣经》旧约与新约在编排、体裁、内容相对应,从家族-国家发展出了教会-国家形态。 佛陀放弃王位出家作苦行僧,耶稣抛弃争战而钉于十字架(约18:36),巴勃(巴哈伊教)放弃权位而英勇就义,宗教就在于为和平、仁义而舍身救人-儒家是诠释者,故孔子 称为圣人(先知)而不是教主。对於正统的宗教来说,言论、行为都是仁慈、善良和遵纪守法、服从君王(彼前2:17)乃至不参与政治(巴哈伊);因此,没有哪个政府应该担心 ,恰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管理方式。宗教派系冲突、宗教理论误用的问题,原因在於政治、宗教、经济等混合一体;因此,为了避免带来的社会危机,为了社会的道德规范,有必要将《圣经》、《四书五经》 和宗教历史直接搬进课堂,采用儒家的教育模式。 中国殷商的圆形有孔玉石是一种天象仪,中心孔内圈对准β Ursae Minoris,还外圈的锯齿准确指向Ursae Majoris(d,g,ε,ζ,η )、Draconis(φ,ζ )、Cephei(χ )、Ursae Minoris(α)四个星座(Chinese Art, William Willette, 1958 Penguin;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Temple Robert, 1991 London.);还在儒(“仁本”-“羊”) 家文化中,有孔圆玉象征“天”的符号。儒家所敬畏的“天”就是“宇宙神”-“上帝”,道家所谓的“道”就是真理之道,佛教所谓的“佛性”就是指人的善良、慈悲之心;因此,纯洁的“天”-“佛”-“道”就是一种中国式的三位一体。 对应于创世纪,有关宇宙演化、真理道德的逻辑、模型,中国有道家、名家等;对应于启示录的梦境、预言,中国有禅宗、墨家等;对应于旧约、新约法律、伦理,中国有儒家、法家等。当中国以儒、道、释三家分立为体制时,文明的要素就能相互牵制、又能相互促进;因此,对应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中国则能繁荣、发展。 《圣经》阐释“上帝”创造宇宙、生物和人类的概念,记述了以色列家族的历史,预言了全球化“大同世界”建构的未来。“上帝(peace & love)的国度”,不是人类的世界末日,还是“大道”运行、全球化和平的未来文明。欧洲文化“太阳神”之魂、阿拉伯文化“月亮神”之魂,借助于“上帝”-“宇宙神”之佑护而发展。抛弃了儒家词汇和文化,中国人也很难以理解《圣经》,反映了诠释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背景。《圣经》和《易经》一样爱用天干地支的数字,希伯的两个儿子法勒、约坍分地而居(创)、以及“秦国(或希尼Sinim)”等叙述(赛49:12),可能与中国有关联。在天坛、日坛、月坛,黄帝-“天子”敬拜“天”-“宇宙神”和“日、月神”;因此,恢复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可以带来二十一世纪“大同世界”-全球和谐(peace)文明的模式诞生。 回教文明的兴起,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中国文明成果的吸收。犹太人的宗教智慧、欧洲人的军事胆量、希腊人的哲学思辩、中国人的实践才德,这四种典型的文化模式,一同塑造了现代的民主思维和科学方法;因此,《圣经》和希腊哲学、《四书五经》和印度哲学,将成为整个人类文明一个精神整合、发展的源泉。 五、精神启示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 荷兰1624年侵占了台湾,郑成功1661年4月率军,从金门渡海于隔年收复了台湾。台湾的历史,成为西方、东方社会冲突的历史缩影;还荷兰现代化的历史,则是欧洲走向科技工业、全球化的集中反映。“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司马法·天子之义》)。从《圣经》中唯一出现“龙”这个词汇的启示录,开始引起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圣经》非常明述了“羊”、基督都是亘古常在,而且,可有不同的“名称”(启1:8&17、启2:17、启3:12);因此,自创世纪以来“生命册”的“羊”,就是指历史上、普天下那些在“真理”里的义人,还与任何宗教(只充当传媒作用)的标签无必然关系。“神”无所不在,外邦人中也有人信“神”(创20);因此,“羊”不 仅包括了犹太教、基督教,也应包括了道-儒(儒雅的“羊“)家等和人类起源以来的一切义人-比如以诺、娜亚、亚伯拉罕等。 经历一年的潜心研究,“龙”翻译成“dragon”其实是一种错译;因为,中国的“真龙”特指“天子”黄帝,是“虎”、“鱼”、“鹰”、“蛇”四图腾的整合;还启示录的“dragon”是指“毒虫”,一种类型的动物“蛇”,象征“恶”的唯一性。那么,为什么“龙”也采用了“蛇”的一种属性呢?《圣经》创世纪、出埃及、马太福音都用了“蛇”的良性特征,比如“但”家族、摩西铜蛇、“蛇”的灵巧(太10:16)等。如果回到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的起源,那么,“蛇”是最早的崇拜对象,在那里代表的是“阳性”,比如,宙斯神与女神生下阿波罗,构成一个家族、生育的循环-“蛇”性特征,还东、西方的一个伏羲“双蛇”式图案,一致地来源于中东。 进一步地考察“天子”的形像,中国黄帝有四个面孔,就是“四面神”,代表四方向或四“风”(spirit),用四种动物代替;因此,动物图腾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符号系统。“生命树”四方设防及东面安设基路伯,约柜、圣殿也雕塑了基路伯的图案 ,印度也有“四动物”的雕塑;因此,大同世界“的和平、仁爱”国度降临,将借助于“四活物”的“牛”力量,在印度建立了平等的精神信仰之后。回到《圣经》,以西结、撒迦利亚和启示录, 都提到“四活物”或“四马”及二十四长老。如果翻到福音书,耶稣用了“两鱼五饼”,就使人联想到了“阴阳五行”;因此,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可能是解开《圣经》密码 -生命的八卦钥匙,因而,译解的方法应为道家哲学(《结构论》)。 撒迦利亚书里的“四马”向北方去了,还“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启12:1);因此,十二地支、日月坛、二十四节气,以色列十二支派成了“指南针”,“四活物”和“羊”可能指“天子”之“道(words)”,那“妇人”可能是指中国,“孩子”可能指蕴育中的一种全球“仁(love & peace)道”化的文明。《圣经》切忌偶像化,预言可能是一种思想、精神或徽标、国体等符号、模型,还不应是具体个人或团体。“上帝”、“撒旦(蛇)”、“天(heaven)”是“灵(spirit)”-精神性概念,将其实体化也就是偶像化,还“海”(政治-军事)和“地”(偶像-宗教)的“beast(野兽)”才是实体性概念。 “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启12:15),还福音书、但以理书等都提到洪水,象征一种大型灾难,“鸽”表示“圣灵”- 鸽子 和橄榄枝都是象征和平,但以理书的70个7表示刚好到耶稣的年数;因此,回到创世纪的洪水,从鸦片战争到前苏联解体,中国文明被冲击以来,刚好是150年,还也正是1624年台湾被侵战后的365年。“神”与娜亚立约(创9)对应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启21),以及南北12部落合一(结37、启14), 预言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合谐(peace)的全球化文明。 六、太空翱翔 “即分为合,即合为分,乃善之善也”(《兵录》卷九,《功战·战略》)。 从夏威夷与新西兰、英国和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将地球划成两个等面积半球;因此,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亚欧、非洲和澳洲构成旧大陆,还北美、南美洲及大海洋等成为另一半地球。人类文明的未来,将决定于这两个半球的关系是否和谐发展。 当地球进入二十一世纪,走向了一个和平、进步的和谐文明时代,形成了一个全球化宗教信仰、哲学思维、科技工业、文艺梦幻的文化整合形态。 《圣经》是一部阐释了祭司、先知与君王、首领等体制的神奇书,几千多年来,影响了基督教、回教以及巴哈伊教,产生了人们许多的理论和猜想;还中国的殷商文明、周朝礼制的起源,也是一样神秘的历史,影响了道家-儒家和汉化佛教。当《四书五经》和《圣经》放在一起来研究时,似乎一个全球未来文明的答案,就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也许这是“上天”智慧的文、武战略。 净化灵魂、纯洁信仰,分清楚信仰与文化、宗教与科学、伦理与政治、思想与体制的界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比如希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文化不是同一个样,中国、俄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文化也不可能一样,文化体现在艺术精神、建筑风貌、生活习俗、道德情操等之中,成为一个国家的风格、一个民族的气质。民主是民族、信仰和文化等一切天赋权力的平等;因此,全球化文明应该是一个民族和谐、管理进步的文化生态化文明。 宗教信仰:宗教的组织化特征,为人类文明发展规范了从家族到国家,从国家到联盟,从联邦到全球的社会化结构模型。信仰的组织化分层次,还不是等级化;信仰的精神化同构、迭代,还不是实体化。信仰基於历史、人性的无限永恒,还不应是有限、具像化的动态理论或体制。 不能将《圣经》、《四书五经》原著与各种诠释、解经、理论(宗派)等混为一谈,东、西方封建社会的文化、体制与经典原著、文化精神相差太远,甚至已经背道而驰;所以,有必要彻底重新考察人类文明史,重建未来全球文明的蓝图。科学或神学理论都不应替代为信仰;因为,宗派的理论才是社会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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