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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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儒家-曾子后裔
“仁本”:一切[宗教-礼仪]、[选举-体制]的伦理磐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moral)。随心所欲,不逾规(law)。”《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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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科学发掘,需要现代西方实证科学文化的分析逻辑训练。}
{西方科学文化探索,需要传统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伦理精神洗礼。}
-[显现绘画]☆[神州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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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世纪》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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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世纪》补1-3

   补1-从冲突回归和谐 补2-偶像崇拜的盲区 补3-归正真理信仰目的

   补1-从冲突回归和谐- 外交开拓全球新秩序

   余珞·红野

   人类作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而存在,形成从自然信息向文化客体转化的中间界面。人类的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的组织、传媒和物件三方面的信息,人类的历史、教育和管理等形成宗教学体系,语言、文学和艺术等产生文艺学系统,还数学、科学和工程等构成科学学系统,从而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演化历程。哲学是人学,也就是逻辑-科学、伦理-宗教、美学-艺术的思维系统。

   犹太、华夏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社会规范的律法和伦理,还印度、希腊文化的思维特征体现于逻辑或情操面对自然或心灵;因此,从生命系统探索人学,就成为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媒、物件体系,已经基本催生及转化、融汇成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艺术、科学系统,无疑西方社会的科学、民主等已经在技术和理论上超越了中国文化。 然而,西方文化以冲突型“精神体”消化东方文化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反映出局限和危险性,尤其在高科技军事时代;因此,人类必须重新回归到人学精神的重建上来,从而成了儒家的和谐型“精神体”世界化的社会责任。

   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部分虽然也被欧洲接受、转化到了西方哲学体系,但只是一种分解消化、吸收,丧失了系统思维、整体模式的价值,还正是整体和谐、协调模式使中医药、仁道学等仍然保存了独立存在性。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从充满竞争的民族国家,人类开始走向和谐、协调的全球化社会新时代,以色列成功发展了“基布兹”、“莫沙夫”等“犹太社会主义”,北欧实现了“福利社会主义”。

   然而,一种霸权、冷战、陈旧的冲突思维又浮上了表面,为了人类生存,必须从“分裂型”精神回归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精神整合”,否则,世界末日的一种核战危机就会爆发。中国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目前的台海、太平洋的危机,已经耦合了西方文明 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革命(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辛亥革命等)、经济掠夺到情欲沦乱的历程;因此,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一个国家、地区,还可能是全人类的危机。从 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大英帝国、二战德国、前苏联到当前的美日联盟,西方文明的冲突、“征服型”思维方式,该到了彻底悔改的时候了。

   从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天主教(罗曼拉丁民族)到基督新教(日尔曼民族),采用同一本犹太人的《圣经》,却产生了不同宗教、宗派间一系列的冲突,乃至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同样,《圣经》传播到中国、印度等,也不可能完全是同一个“精神体”,西方宗教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而且,从一个西方传道(质疑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的言论印证了出来。强权推行宗教的精神信仰一致化,甚至砸碎(比如文革)一切传统文化,历史证明只能是带来人类的灾难和战争;因此,到底什么是宗教的“爱”呢?

   全球文化的和谐,包括不同政体、信仰与民族文化间的和谐,以及不同国家、区域与地球环境间的和谐。宗教和谐就是社会协商,形成从民族性(犹太教、印度教)、国际性(基督教、回教、佛教)到全球 性(巴哈伊教)信仰的求同存异、信息同构系统。无论是佛陀、耶稣,还是巴勃,都是启示一种高尚道德、和平精神的真理;因此,任何以宗教为名义的世俗纷争、战争,显然,实质上就是背道而驰的行为。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模式,经历了苏联化、造神化和美国化的过程,自从1976年后,中国已经走的是美国化模式,还只是目前才认识到回归儒家“和谐模式”的价值;然而,苏联瓦解后的太平洋,进入了 一种巨大的真正危机-核战危机时期。中国摆脱危机之路,一是尽快建立中国-俄罗斯联盟,二是与韩国、菲律宾、中亚战略性合作,三是与印度、东盟合作全面发展, 四是中国与以色列、犹太人建立互信和互助系统,五是中国与澳洲、中国与欧盟之间建立高速交通、通讯系统等,从而以和平外交开拓全球化新格局。(仅供学术探讨,24/06/2005)

   补2-偶像崇拜的盲区

   余珞·红野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 “名”与“实”经常不相符合是人类历史上累见不鲜的事情。一场“文化大革命”-实为文化大破坏的造神主义、造反运动,导致了偶像崇拜、斗争哲学的文革遗风。另一个最典型的 “名”与“实”不符的是“天子-龙”(黄帝-“四面神/四灵”)与“dragon"(巨兽)张冠李戴的联系。《圣经》撒迦利亚书描述的“四马”,又称为四灵(spirit),也就是以西结和启示录里的“四活物(living creature)”- 象征上帝的荣耀等(结1),还“彩虹”显示“立约”(创9、启4)。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有不少有意无意的造“神”、造反信仰的跟随者。

   任何可见可触的具像、实物、框架等都是偶像。文革遗风在三个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危机:一是信仰的偶像宗教,二是政治的造反意识,三是教育的非理解背诵,一起形成了盲目崇拜权威、实物利益等的偶像主义,丧失了独立思考、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 ,导致了潜意识的知识蒙昧 -反科学、权威迷信-反民主。偶像使人只能见到形式,却明白不了精神(spirit)。偶像使人自以为信仰的是上帝,还实乃自己心目中 -具体化、限制化、简单化的偶像。偶像使人论断他/她人的善恶,还自己实乃违背了真理。

   《圣经》明明白白阐述了“上帝”是造天、地、海和万物、生灵的上帝,不可造任何偶像和跪拜那些像,也不可妄称上帝的名。然而,经常听到有人“以神的名义”告诉说,你能摸你能看见“神”- 实为一种印度宗教和希腊神话的“主神”与“次神”的概念,已经(偷梁换栋)背离了《圣经》原意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一4:12)。“能摸能看到的”是被造者,还不是造物者;但是,只能透过“能摸能看”去理解造物者。“基督”是亘古常在的生命之道-唯一真理(truth),人是否在基督里与宗教标签(启2、启3)也没有必然关系,还只决定于人是否在“上帝”真理的仁义之中- 象娜亚、以撒、雅各、“基督-耶稣”等,以及黄帝、佛陀、巴勃等都是“神的儿子”-“天子”。

   《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记录,只能以可见可看的词汇、故事、形像来表述,只能透过文字(象征、比喻、模型)理解和认识上帝;但是,“上帝”是无形无像无限-无所不在的“灵(spirit)”(约),还唯有人具备唯一上帝的“形像”- 也唯有人能认识上帝、具备创造能力。同样,儒家文化的“精神”,也只有透过《四书五经》的原著才能理解- 仁爱、正义、礼法、智慧、诚信等。文学和艺术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工具,还不是信仰的本身。造“神”者,那“神”一定是假的,还宗教也只是工具;因为,只有唯一的宇宙创造者,而且是永恒无限的-能理解的唯一无限性就是“道”。

   《圣经》明明白白阐述了亚当(路3)、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还敌基督(“666”小于“777”-基督)是具像的、有限的、拜偶像的-来自“地中”的“野兽”(结8:1-06/06!但9、启13)-假冒 “神”的“假先知”(启16)。古代社会结构由祭司(宗教)、君王(政治)、商贾(经济)等构成,启示录里“海”、“地”的争战是指世俗的军事、宗教争战,还“天 上”、“空中/气”的争战是指“上帝(至善)”与魔鬼(“邪恶”-谬误、暴力、淫荡等)的精神(“灵”)争战(弗6:12,启12)。

   《圣经》明明白白阐述了人类真正的危机,来自“人眼”的盲点,就是拜偶像的盲区-自以为是而假冒了“神”的名;因而,爆发了战争的灾难 - 来自“海中”(军事冲突)的“豹-熊脚-狮口”联合 - “谁能与它交战呢?”(启-13!太24-“鹰”)。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就是因为人的偶像 - 固定、形式、表面、现象、机械、背诵的思维方式,感觉不到危险在哪里 - 谁是“良妇”(“孵蛋的母鸡”)-真仁真义的“爱”,谁是“淫妇”(启17:18)-假仁假义的“爱”,不但能迷惑许多“选民”,而且,约翰也非常惊讶其何以相似。

   补3-归正真理信仰目的

   余珞·红野

   人类自从创造宗教信仰、政治理论等以来,几千年的历史揭示了人类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带来的灾难。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科学理论,人类利用其为自己的权力、利益服务。《圣经》巴兰的故事,巴兰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从而到达实现军事目的,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鸦片”战争。几千年过去了,目前的中国,又一次面临以色列公元元年遭遇罗马帝国时的情形 -内忧外患。

   《圣经》里批判的人类一切罪恶,在历史的事实中一而再地成了某些利益集团进行社会犯罪的模式,比如,思想上迫害异己,愚弄人而获取财富,以及各种形式的“鸦片”战争等。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知识界也被麻痹了的话,那就是一种真正亡国的危机。宗教真实目的是拯救人类;然而,就象医学一样,即可救人,也可杀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四书五经》也同样地曾经被人利用,以偷梁换栋、以讹传讹而背离了真理;这是导致中国知识界一百多年来抛弃了儒家的“仁本”- 因而,导致了国际(朝鲜、中印、中越等战争)、国内(经济、自然灾难等)一系列危机的历史根源。

   西方宗教改革,技术革命导致了《圣经》的普及化,还电脑技术的发展更使人们都能读到《四书五经》;因此,归正到真理的时代也就将到来了,将作为工具的信仰回归到信仰真理之目的。然而,虚假的甚至捣乱的信息,也混杂在高科技通讯时代,互联网不只是技术工具,而且成了信息战争的场所;因而,独立思考的头脑、探索真理的精神,显得更加重要。

   人们经常批判懂仲舒的“独尊儒术”的负面,然而,却忘了一个正面,那就是知识的结构性。儒家是伦理、政治的社会学,还法家的具体刑法、墨家的军事防守、兵家的军事谋略、佛家的精神修炼、道家方术的医药等是具体社会和自然学科等,也就是说一个“仁义”目的与“礼智”工具的关系,或者专业对口问题。比如,一个国家的治理,不可能采用物理仪器或是医学气功吧?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解放战争等社会变革。“太平天国”的理论和行为,只有认真读了《圣经》和《四书五经》,就不难发现,其并不完全符合基督教思想,也不完全符合儒家精神 -因而失败了。前苏逼债(启12),爆发文化大革命,即革了传统文化的命,也革了西方文化的命 -反科学、反道德的“革命”。经济改革、发展,开始了从公有化走向了私有化,虽然开放了科学与艺术;但是,又带来了财金、人伦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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