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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看到张林平安回家的消息非常高兴。上次写信时本来想写“吉人自有天相”，又怕在那种情况下让人觉得空洞。

   其次，我想跟您说，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担心过度”而不安和道歉。免于恐惧的生活，本来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现在我们却要为自己还未能免于恐惧而不安和道歉！
   我也经历过两次让我初时想笑，转念想哭的虚惊。
   一 次是六四后，那时我在北大上研究生。当时流言乱飞，说要军管，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不要住在学校，尤其是睡上铺的，会有中流弹的危险。我一时找不到住处，仓皇 中，借住在朋友办公室里，睡在硬梆梆的办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阵机关枪响让我魂飞魄散，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片蛙鸣。
   还有一次是在劳教所。我在《静水流深》里写到了先生第一次来劳教所看我时的情形。当我指给他我脖子上电棍留下的伤时，他只匆匆瞥了一眼就象被烫了似的将目光移开，死也不肯往回看。
   事隔不久，他跟一位带有“劝降”使命的老教授在非探视时间来看我，屋子里好多警察“相陪”。一见面，他就条件反射似的又往我脖子看，又是匆匆一瞥便将目光转向我的眼睛。他的眼中是大大的问号，那无声的急切和焦虑几乎将我灼伤。
   我连忙低头看自己的脖子，瞬间明白了他为何如此惊慌：我脖子上抹了过多的爽身粉而呈现出刺眼的雪白，让他以为我又受了什么古怪的刑罚。
   我有些好笑，低声说：“爽身粉。”他这才松口气，顺势坐下来。
   现在想起这个情形，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了。知道那爽身粉意味着什么吗？
   酷暑盛夏，正是劳教所赶织秋装的时候。十几个人挤在狭小、密不透风的囚室里抱着“温暖”的厚毛线秋装狂织。屁股坐烂了不说，出汗无法避免，而手一潮就带不动线，难免影响速度。我们必须象飞一样的织才能完成定额。
   所以，爽身粉是我们买来做干爽剂用的，每当手汗潮了，就连忙抹一点吸汗，以保证始终能以飞一样的速度织。为了抢时间，上完厕所都不敢洗手的，手会潮。
   脖子上的爽身粉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抹上的。整天低头狂织，不抹上爽身粉，汗早把脖子腌烂了。
   我的《静水流深》是先找到英文版出版社的。事实上是出版社听了澳洲ABC电台对我的采访后主动找我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用中文写的，原以为他们会就此止步，谁知他们说没关系，你把书的前三章给我们，我们找人评估一下，好的话我们找人将它翻成英文。
   我 将前三章发给了他们找的人，是个懂中文的西人，也是我的书后来的译者Sue Wiles女士。她看后写了个评估报告给出版社，总体评价很好（这也是Allen & Unwin 决定为我出书的原因），但对书中我对婆母的描写略有微词，认为我是不是有意把她写成一个“反面人物”。
   是的，我在书中写到了婆母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不惜躺在门前阻止我出去与功友见面、甚至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逼我写下离婚书的情形。
   但是，我绝不是想把她写成一个“反面人物”。相反，我太爱她了。也许是我表达能力的问题。我其实是想控诉那恐怖，控诉那把我婆母这样善良普通的百姓逼到绝望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想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年累月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心就痛到流血！
   婆 母去年9月9日去世了（与毛泽东同一天！）。她始终未能从我先生被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当时传出的消息是，我先生将被判十年以上的徒刑。后来证明这是一场 “虚惊”。但是这场“虚惊”，却要了婆母的命：先生被关的一个月中，她掉了十几公斤肉；先生被放出来两个月后，她便被查出患了癌症。医生说，这是过度的精 神刺激所致。
   婆母走了，我们一家人都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先生甚至不愿回家，去面对那“物是人非”的空落。我们难道还要为我们的“虚惊”而道歉么！
   我写不下去了。就以此作为对国家恐怖主义的控诉吧。
   愿所有中国人都能早日过上免于恐惧的生活！
   2005-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