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文集：在天地动容的那天，我为你深深祝福----答杨银波公开信

在天地动容的那天，我为你深深祝福----答杨银波公开信

   银波：你好！
   前天给你发了封主题为“不怕”的邮件，昨日便意外地在＜大纪元＞上看到你写给我的公开信。其实我原来的主题本来是“不怕你”，我想跟你幽一默。你说要采访我，但因列出的提纲“直入问题根本”，把自己吓了一跳，因此在犹豫要不要采访。我以为是你要问的问题太“刁钻”，才回说“不怕”，意即不怕你问。是我的误会促使你下的决心吗？
   看了你的信，我“幽默”不起来了。离开那片土地已有三年，你又素有“敢言少年”之名，我竟未体谅到使你犹豫是什么！人多么容易忘记！
   我在书中写到婆婆在镇压法轮功后为阻止我出门与功友联系而不惜躺在门前挡路的场景，书的英文版译者是个西人，她看到这里时一边象看“西洋景”似地感慨九十年代的中国家庭居然还象封建时代一样在婆媳关系上拉拉扯扯，一边对这种描写略有微词，认为我是不是因婆婆的反对而刻意将她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
   她不知道，从个人感情上，我爱婆婆，绝不逊于爱自己的母亲；然而跳出个人关系，我只想表达类似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切愤懑，以及对整个“国家”恐怖机器的深切控诉。
   当婆母将我之修炼法轮功归因于我父母而迁怒于他们，说要去找他们拼命时，我也曾在心里痛苦地喊：您若真的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去找抓我的公安局拼命！
   也许这个想法过于“刻薄”，但却无意中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就象你说的真独立、假独立，真自由、假自由之分一样，“勇敢”也有真有伪。是为自己设一个“勇敢”的范围和局限，还是只认真理和道义？
   然而，要“勇敢”，谈何容易？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国人，早已学会与恐惧“和平共处”。我们已经适应了，习惯了。能够察觉它、以它为耻，已是真正勇敢的开始。
   其实何止国人？就象我在＜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中写的那样，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全人类的道德挑战。要求员工签署不修炼法轮功保证的美国大型化妆品公司，参与耗资数亿美元网络监控“金盾工程”的国际技术集团，“自我审查”的Yahoo和AOL，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期间命令警察见到穿黄衣者即抓的“骄傲的法兰西” 的元首……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利欲，有多少人能在这其中选择道义？能够感受到“良心的折磨”的，已经是勇者了。
   我也能够了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法轮功问题保持沉默，并非完全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法轮功这种信仰的不了解或不认同。伏尔泰的“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我拼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思想，还未能得到更广泛的体认。
   作为公民，对于你说的“当前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改变这种违背人类社会规律的制度与法律”我并无意见；作为修炼者，我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有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修炼人抵制和反抗的，只是迫害，争取的只是信仰和思想的权利。对于政治，我们无意涉及。但一种制度或一些人迫害了真正的修行人，最终必将招致天谴。天谴的方式，我还不能预知。权力的终结和制度的改变，可能会是其中之一。
   对于“忍”和“勇”，我是这样看的。这二者并不矛盾，甚至可能是一回事。修炼人所说的“忍”跟一般理解的“忍”还不完全一样。李洪志先生在＜何为忍＞这般文章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在＜忍无可忍＞这篇文章中，李洪志先生还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钢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忍是可以为真理而舍尽一切，但是忍不是宽容已经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法无天的败坏众生与大法在不同层次的存在，更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
   人在世间有执著，得不到的时候，或为一件事情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会痛苦，但碍于各种原因不敢发作，那是一般人的忍；修炼人是要放弃执著的，在许多东西面前根本就不动心，别人看来你是能忍，其实你的心根本没动，这才是修炼的忍。真能做到这种忍的时候，就只有美好，而无痛苦了。“忍中有舍”（李洪志），能够舍尽，才能无畏。没有这样的忍的境界，法轮功学员不可能走过这场魔难，也不可能有放下生死维护真理的勇气。
   作为修炼人，我们修的是正法，还必须对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修炼人的“忍无可忍”不是“奋起反击”、“骂贼而死”，而是在明白自己的责任后清醒理智平静地行使自己的使命。在人的空间，我们会一如既往保持理性与和平；在修炼人的境界中，我们会履行那个境界中该履行的事情。
   我对＜易经＞的认识始于1989年的民运。5月份学生绝食刚开始，北大三角地便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周易参政＞，对这场运动进行预测。我出于好奇抄下全文，想看它日后会不会应验。
   ――重大的预测全部应验了！如绝食结束的日期、赵紫阳的下台、6月3日、4日的流血悲剧，以及这场运动的最终平息日期。
   诚如你所言，民间的确有高人。我便是从那以后钻进＜易经＞好几年的，直至走进能够预测却不能改变的死胡同。
   记得＜绿野仙踪＞里有个故事，有个人预测出自己在前面的路上会有大灾，便特意改道赶路；岂知他不改道倒好，一改道正遇到那条路上有打劫的，他终于还是丢了命。
   我的意思是想说，宇宙和宇宙中的理都是有层次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更深的内涵，每个人都不可能看到和超越他自己境界以外的东西。
   历史上许多大事发生的时候，当时的人们都未能认识，从而错失了机会。历史上许多重大预言都指向今天。＜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故事，修女们点着灯守候着神的到来，神真来的时候，她们却睡着了。
   特别想与你分享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每个生命在这个时期都有选择自己未来、摆脱原来的命运和安排的机会。而你，可能因为你的心之导引，已经做出了正确的择择。
   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进行四年多了，今天仍有十几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有无法统计的人被迫流离失所，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为抗议迫害绝食，已知已有近百人死于绝食中的强迫灌食。
   你之绝食是我知道的第一起大陆非法轮功人士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我想，2月9日将是天地为之动容的一天。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代表所有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向你致谢致敬，并提前为你的生日深深地祝福。
   曾铮
   2004-2-4于澳洲

附：杨银波致《静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
   曾铮：
    今天银波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你表达我作为一名大陆民间人士的失败。我对自己每日每夜的拷问到此时此刻所积累的严重程度，已经逼迫我必须公开表达这种自责、愧疚、愤怒与无能为力。尤其是当几乎所有恐惧都被自己战胜，然而却在法轮功维权案例上仅仅止于较低层面的呼吁与呐喊时，这种强烈的失败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人生挫折，它源于面对「禁区之禁区」的「恐惧之恐惧」。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我被迫丧失了作为「人」的「发现的权力」、「发现的自由」与「发现的能力」。我不能容忍这种恐惧，不能容忍自己有此权力、自由与能力然而最终竟然「被迫丧失」的懦弱、胆怯与严重失职。我深刻地反思，作为一名对思想和信仰有著无限尊敬的民间知识份子，截至目前所「发现」的一切，无非都是对先人的重复，了无新见。如欲成其为一个透过层层迷雾便能知其本质与规律的思想家，我杨银波真是力量远远不及，为此我深深耻辱，为此我无地自容。
   2003年 9月1日，我于《议报》发表强烈抗议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第一篇文章《面对谎言与虐杀──推介<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当时我并不知道你就是《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的亲笔作者「曹静」（更未注意到「曾」与「曹」同形，「铮」与「静」同形）。事隔4月，我终于收到你写来的第一封信。自2004 年1月4日起，至1月19日、1月24日、2月2日，你寄来的信我总是反覆地看、反覆地寻思；而《静水流深》这本优秀的书，我或许是阅读遍数和笔录思考得最多的大陆人之一。为此我将所有笔录整理归纳，不仅于1月28日列好了书评《论<静水流深>》一文的总纲，并且已于1月30日列好了对你进行深度采访的问题提纲。我赞同《静水流深》这本书里面所谈及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占据著道德制高点，比如「大无畏」、「大自在」，比如针对这场迫害的多方面角色的思辩等等。书中所涉迫害人等、迫害方式及其制度安排，对我的良心造成极大震撼，此种震撼基于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和扩张的作为同胞的深度同情、作为公民的严重抗议和作为人的本性反抗。我的家人、朋友、同行理解我的这一心情，然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劝阻我不要写作和发表《论<静水流深>》以及采访你的这一系列行动。这真是一种良心的折磨！
   这些年，来自民间对当局的反对力量，只要出于非暴力及理性的立场，我都是不予惧怕的，并视之如手足兄弟，待之如患难之交。然而《面对谎言与虐杀》及其他言论发表之后，我仍然跳不出这个由大面积恐惧所形成的底线──可以撰文呼吁，但不可将法轮功具体的案例细致地公开化。从事社会调查将近4年的我，遭遇的是最后一个恐惧，也是最大一个恐惧──法轮功。我无法理解自己这种深刻的矛盾：以个性而论，放言大胆乃是我的本色；以交友而论，天下朋友已逾三千；以波击面而论，更是难以数计； ──然而，为甚么有此本性与优势，却自己给自己戴上一副闪闪逼人的手铐？如果仅仅以「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就自我解脱，那么更多更令人理解的理由与藉口不是同样也可以呼之于口、见之于世吗？当大陆的郑贻春、杜导斌、东海一枭、刘晓波、赵达功、余杰等人接连向当局喊出了「抗议」的同时，为甚么对待法轮功维权案例，我们不能更进一层地公开交流和探讨？难道地下、私下的大陆空间就将一直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吗？恐惧啊恐惧，恐惧阻挡了我们；我们啊我们，我们阻挡了自己。
   古语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两千两百年以来，「天不变」便属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的始因。制度无以进步，王朝更迭；道德无以提升，真性虚无；──何以有变？郑贻春在电话中对我说：「真、善、忍，还略为保守；要真、善、勇。那么哭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忍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勇』。」以我「斗士型」的性格，考量当今大陆的迫害程度，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考虑到人类社会长久的和谐发展，「忍」比「勇」更能使社会趋于良性化发展。而「真」，毫无疑问这是第一位的。比如将来公民社会的建立，这就需要首先建立「公民」，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五四时期」就提出来的，那么独立了、自由了，这个独立就有真独立、假独立和真自由、假自由之分。独立与自由没有「真」，仍然等于假独立、假自由，这比无独立、无自由更糟，因为自以为独立自由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真相，产生了许多偏执狂和空想狂，亦自欺，亦欺人。如果现在这个政权倒台，我担心大陆并不一定能走向良性发展，为甚么呢？暴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是巨大的。看现时大陆人的普遍心态，崇尚暴力、权力、金钱，假民族主义盛行，以牙还牙，唯利是图，麻木、虚伪、空虚、浮燥，违背真性（真）与良知（善），反倒显出许多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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