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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深渊 一夜未睡回到班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那天要开评奖会当场释放一批人,一早楼道的气氛便迥异平日,要走的人心都飞了,不走的人或多或少跟着兴奋。 我的头昏沉沉,又出现梦游的可怕感觉。搬着凳子正要走到礼堂去开会,一个警察突然说「从这里打住,后面的人向后转,回宿舍去。」原来那天的会规模空前地大,男所也来了人,临时发现礼堂装不下了。 如获大赦回到宿舍。楼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去开会。李春说:「我给你看着队长,你在蒯炜的床上睡会儿吧。」 蒯炜的床在屋角,从外面看不到。「正常人」有时想偷懒,都是歪在她的床,请别人打个掩护。大白天睡觉是绝不允许的,抓到不得了。 我躺倒便睡,顾不得什么。想抓紧白天的点滴时间休息,预备晚上继续跟她们鏖战。她们真要长期熬我不让睡觉的话,唯死而已。 我睡得并不踏实,大白天睡觉毕竟心里别扭,又不能打开被子盖,身上凉嗖嗖的。劳教所的规矩很大,白天每个人的被子都得打得像豆腐一样四四方方。刚来时打被子技术不熟练,只能请别人打好,像供祖宗一样供着,摸也不敢摸,睡觉时拚命蜷着腿不敢碰,宁可挨冻,也不打开。 我迷糊了一会,朦胧醒来,发现身上盖了条大浴巾。这条浴巾是蒯炜的「宝贝」,三班就她一人有此「家当」。倒不是不能让家里送,关键是劳教所没地方放,床上除了一床被子什么都不准放,一个小物品柜两人合用,几件换洗衣物就塞满了,哪还有地方放别的?蒯炜为了这条大浴巾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把好多东西都寄放在别人柜子。 我心里充满感动,却再也睡不着。 晚上,我做好被继续围攻的准备,哪知却「平安无事」,而且一连好几天都如此,好象所有人都将我忘了。 那些天正是国庆。劳教所虽没放假,但外面的全国人民都「举国欢庆」、放一星期长假,警察也轮流休假,劳教所里的哪根弦似乎稍微松了点。 谁曾想到,我竟会在这样「平安无事」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觉得自己又走过一个大关,思想不由随着环境的松动略微放松。记得那几天食堂好象还改善两次伙食,有一次有人来参观,警察还装模作样将我们带到平时从未光顾过的四楼活动室「活动」一番,谁也没再提什么「转化」不「转化」的事。 在这样的空档中,进劳教所以来见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一幕幕流转。一个声音强烈地喊道:太黑暗了!太可怕了!这样下去,会毁多少人?而且毁的是一个个本来已修得很高的大觉者啊!那么多连生死都放下了的人,却给这套歪理「转化」到迷失心智,可悲地永远丧失未来。师父说过,一旦出现「自心生魔」,就再也没救了啊!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揭露这黑暗!我要制止这邪恶!我要挽救这些觉者! 我还没来得及想怎么才能出去,脑子就迅速盘算好出去后要做的一切:我见到的黑暗太多,我要写书,我要写一本书才能将这一切说清;同时我要出国,我要出国申请避难,我要见西方媒体,我要到联合国,我要去做人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 是的,我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我要去做这一切! 所有这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都盘算好了,但是,我怎样才能出去呢? 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一个声音,先生的声音:「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写个保证」……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决定不理会它。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却怎么也压不下这个声音,它反复强烈地出现脑海,搅得我一刻不得安宁。身边的人事流转如常,我却苦苦挣扎于强烈想出去的愿望和一写「保证」就不配再做一名大法弟子的矛盾中,内心比受刑还难过万倍。 在激烈的交战中,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时光也不再流逝。环境清冷,我的心也很清冷。清冷的心中,一次次冷冷地浮现四个字:「舍我其谁?舍我其谁?」一种即将走向毁灭、即将与邪魔同归于尽的惨烈,冷冷地弥散空中。 终于,我决定放弃大法弟子的身分,放弃修炼、放弃圆满,来解脱那个我解脱不出来的矛盾。 我强行封闭大脑和感觉系统的某些部分,不去想自己未来生命的结局,开始权衡「转化」的「利」与「弊」: 首先是我这么做给法轮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办?他们肯定会利用我的「转化」去做宣传——我出去后就写声明,宣布这一切统统作废!我的书要能出来,更是对他们致命的一击!我造的业我一己承担! 给其他学员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压力怎么办呢?——能够坚定到现在的弟子都是了不起的,应该不会受我影响,就像我曾决心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一样,而且我可以找机会向她们说明我的真实动机。 李春和封玉兰怎么办?——就冒险告诉她们我的真实思想,告诉她们法轮功讲的是绝对的真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法轮功,我的想法她们应能理解。 让我去「帮教」别人怎么办?——嘴长在我身上,要怎么说还不是由我?实在不行我学着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对付……。 我挣扎许多天,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缓冲的「折中」方案:先找中队长王兆,让她转告田永说我想见他,说服田永安排我单独见先生一次,再问先生有多大把握把我「弄出去」。假如他有把握,我就「转化」,没把握我就不「转化」——我绝不做「赔本买卖」。 这天一早,我听到王兆在办公室的说话声,决定依计而行。 我走在楼道里,步履比铅还重,心里是一万个一亿个不愿意。虽然我还没有打算说别的,但我骗不了自己:我在走向哪里?我生命的永远将走向哪里?我这样做究竟最终是破坏、侮辱法轮功的成分居多,还是能起起到的正面作用居多?我出去后能否做成我想做的?……种种问题的答案,我一概不知。我感觉不是走在楼道里,而是在万丈悬崖间走钢丝,随时都会掉下去,摔个粉碎。 我咬着牙昧着心,一步一步走下去。 王兆刚上班,正在擦桌。知道我的来意,不冷不热地问:干嘛你非要找田科长谈话啊?我们队里就没队长了吗? 我才意识到,我太不懂得人情世故。王兆四十岁左右,在原来二中队的中队长被派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去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后,刚被提拔上来做代理中队长,正是急于立功好从「代理」升为正式中队长。我在入所队开「座谈会」那天问劳教所可不可以打人时,与田永一起盯着我看的那个女警就是她。 她的眉毛拔得细细弯弯的,颇有几分女人味,但眉毛下那双三角小眼暗含着刀一样的尖利和狼一样的凶险,又让人无法将她当作女人。她的嗓子永远都是沙哑的,因为她一讲话就是吆喝,嗓子早坏了。 我意识到王兆是想将「转化」我的「功劳」抢到她头上,我让她帮我找田永,无异缘木求鱼,但我也知道我想单独见先生的要求跟她讲她绝不会答应。从「座谈会」那天她盯着我看开始,我就知道她防范我的心比什么都甚。进了二中队,她虽然从未找我谈话,但她那对三角小眼似乎永远都在盯我。而田永既自负又想装「斯文」,说动他还有可能。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只能坚持要见田永。她冷冷地说,知道了,回去吧。 从办公室出来,我对自己说:「天哪!天哪!我终于走出这一步!……」剎那间天眩地转,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赶紧靠在墙上。我感到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瞬间离我而去。我变得只剩下一层空皮,软软靠在墙上,谁过来向我吹口气我就会像没人穿的衣服那样塌软在地……。 我靠着墙待了好长时间。楼道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我暗自庆幸这会儿小哨不知去哪,没看到我那个比死人还可怕的样子。我终于决定往回走时,发现我没有力气离开墙,横跨不到两米宽的楼道,按规定顺着楼道的右边回到班里。我只好顺着左边,扶着墙一步步捱回去。十几米的距离,像走了好几年……。我像得了神经病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念叨:「我『转化』了、我『转化』了……。」 两天后,田永找到我。我告诉他我想见先生,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有点新想法,想跟他商量。他问我什么新想法?是想「转化」吗? 我没吱声,也没否认。他望着我的脸,表情复杂地说:「你真行啊,这么大的事脸上居然不挂相。」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劳教所里最初被「转化」的那些人,有许多在被「转化」的剎那,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要么狂笑,要么大哭。一个人用了生命去选择的信仰,突然之间崩溃,那瞬间的反应非常可怕。因承受不了肉体折磨而「转化」的人,一般是万念俱灰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淡淡对他说,我已经痛苦过了,你没看见。 他狐疑地看了半天,知道再问什么我也不会说。他算计了算计,顶多见一面还是不「转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于是不出我所料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到办公室,这次田永和王兆都在。 田永有点讪讪说,考虑到对我负责,让我将来出去后学会独立生活,队长考虑再三,决定不让我见先生。「三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事不能自己决定,还要找你爱人商量?」 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王兆在田永面前捣鬼。她不放心我。 王兆用她尖锐的眼睛盯着我问:「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能跟队长讲、非要跟你爱人商量呢?」 我不会撒谎,可我又不能讲真话,四只刀一样的眼睛一眨不眨逼问着我,我一急,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我这一哭,田永笑了。他找我谈过那么多次话,每次都是稳操胜券而来,一无所获而去,只有我将他驳得哑口无言,哪有我被他逼得哭鼻子的时候?这不是「转化」了是什么? 田永胜券在握,「大度」地说,我们也不难为你,再给你一天考虑,明天再找你谈。 我再度虚脱般回到班里。李春已知道我全部「秘密」,我去找王兆前曾对她说,我告诉你这些,等于将命交到你手里,我信任你,但更主要的是我不想毁了你对法轮功的信仰,因此必须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要「转化」。她听着这一切,出现一种从未有过既凝重又担忧的表情。 这时她看到我的泪,担心地问我谈得怎样,他们让不让你见? 我如实说了,并说自己还没松口,什么也没说,他们让我再考虑一晚,明天再找我。 李春拉着我的手,满脸担忧和畏惧,对我说:「你可是想好了……。」 我知道她在担忧什么。她太了解劳教所了,她担忧我的真实思想被他们知道了,一个「欺骗队长」的名义就足以治我死罪。 晚上上床时,我决定再好好想想,现在还来得及收回决定。谁知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居然睡着了。也许白天的交战让我油尽灯枯,也许长期的睡眠不足使我丧失意志力,又或许是我的思维被抑制了,所以在这样重大的关口,我竟莫名其妙睡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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