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满清国、中共国有着极为相似的末期，中共已经重复、并且正在重复着满清末年的历史。毛泽东死后的二十多年，中共国与“火烧圆明园”之后的满清国惊人的相似：

   一，都在形势的逼迫下，被迫改革，但都片面推行跛脚经济改革，拒不改革专制体制。

   满清国先是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个两百多年来只知侵害、逼迫其他民族的满州军事强权遭此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顿时威风扫地以尽，败象尽显，接下来满清国又遭太平天国暴动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内外夹攻，政权几近崩溃。幸好不识时务的咸丰帝死得好，识时务的皇弟奕忻得有机会统领朝纲，他勾结奸毒险恶的臭婆娘慈禧，夺得实权，作出了“改革开放”决策：停止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搞对抗的政策，卖国求荣求稳定，以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援助，提高满洲贵族的“执政能力”，集中力量镇压“家奴”-广大汉人以及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坚持满洲贵族的领导，以确保广大广大汉人永不偏离受满洲政权专政压迫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于是，“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全国逐渐涌现了一大批“官督商办”的近代化企业，高价买来外国人的不尖端设备，照着外国人的技术，拖着猪尾巴的人们，也能够生产枪、炮、车、船、玻璃等新鲜玩意儿了；汉人中涌现出一批误以满清朝廷为中国的人才兼奴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以同胞的血染红顶子，以刽子手的身份督办企业，积极招商引资，三十年间，似乎出现了比“康乾”伪盛世繁荣得多的“同治中兴”局面。

   1885年，满清国乘“同治中兴”的回光返照之势，与法国大战一场，结果虽胜犹败，损失惨重：满清陆军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因为满清国已经施行的卖国求稳、一致对内、师夷长技以制奴（“家奴”）的新国策，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令准备好丢脸的法国人喜出望外。

   中共国这边，由于毛共二十八年的倒行逆施，整个民族即将破产，中共统治濒临崩溃，在这“长痛不如短痛”，中共本该灭亡，历史即将翻至新的一页之际，偏偏邓小平发动政变，掀翻了了心不够狠、手不够黑的毛始皇的接班人华国锋，终止了邪党统治的崩溃趋势。

   华国锋，就象满清国那个忠厚木纳的慈安太后，受到先皇帝的信托，本来是扶主朝政的人选；而邓小平，则象那个阴险诡诈的慈禧太后：慈禧在咸丰帝妃、后中，本排末座，只因生了皇帝唯一的儿子，一度受宠，但后来，慈禧因其秉性暴露，在咸丰帝死前遭到排斥和戒备，皇帝还立有遗诏给慈安保管，严禁慈禧干预朝政，否则格杀勿论。但是，慈安太后不谙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盲目厚道，对慈禧迟迟不下狠手，还将先皇帝遗诏交还她，以致养虎为患，反被慈禧先下手毒死；中共国立国之初，邓小平在中共最高层本排末座，“文革”之初又被打倒，侥幸保得老命，只因文革后期，太监总管周恩来身体已经不行，经历文革整肃，中共高层已无能人可用，“四人帮”又“烂泥巴敷不上墙”，毛皇帝这才被迫再起用邓矮子，但不久又发现其“翻案”企图，又于1975年将其批倒批臭，并就邓的问题作了十八条指示，揭露了其同样也是专制主义者的本质，比“资本家还厉害”，让华国锋、江青等人对其严加看管。但是毛皇帝一死，老华却中矮子的离间之计，盲目发难，首先火并掉“四人帮”，帮了邓矮子的大忙，大大削弱了正统毛派的力量，接下来，老华却又不谙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盲目厚道，对邓矮子没有严加看管，让这个“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到处走，以致养虎为患，自己反被邓矮子勾结外廷还乡团赶下了台。

   这邓矮子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忻于一身，同样以“改革开放”的国策救活了中共国。他废除老华的“两个凡是”国策，短时间的高喊了一阵子“解放思想”的口号，但他的所谓“解放思想”，并不是要给人民思想言论自由，而是要统治集团成员象邓矮子自己那样，树立“挂羊头卖狗肉”的走资派思想，破除说一套做一套抓紧时间搞腐败让他们自己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心理障碍；同时，诱骗老百姓树立是非不分、无道无德的新价值观，万假千虚只等闲，心平气和地解受特权搞腐败的现实。所以，如“民主墙”成员那样，一旦越过了假解放，新束缚的底线，邓矮子就立即使出老流氓的老姜辣劲，不动声色的将陈泱潮、徐文立、魏京生等人打压在无声无息之中。

   如同满清国的“洋务运动”一样，邓矮子抛出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只改革经济，不改革专制体制的的跛脚瘸腿改革。二十年来也同样涌现了一大批官督商办的非公有制企业，自邓矮子始，中共停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公开搞对抗的政策，卖国求荣求稳定，以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援助，提高中共红色贵族的执政能力，集中力量愚弄、镇压广大家奴，确保改革永不偏离中共一党专制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如满清之反法战争一样，由邓矮子拍板，中共携“改革开放”的斜阳下的春风，打了一场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结果虽胜犹败，损失惨重：中共军虽然取得了谅山等大捷，但因为中共一贯实行卖国求稳、一致对内、师夷长技以制“奴”的基本国策，依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于1990年将老山、法卡山等中国国土地乃至中共军人的”烈士陵园“一道，拱手送给越南，令准备好丢脸的越南人喜出望外。

   满清在坚持王朝专制体制的前提下搞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和企业制度，开放对外贸易，主要目的是实现“坚船利炮”，以对外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内能够更有效地镇压以“家奴”的反抗。满清的半吊子瘸腿改革使国家出现了二十多年的繁荣局面。但是，由于满清统治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结果搞得很不配套，满清官员，亦官亦商，官商不分，一大批“官督商办”的企业，成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侵吞民脂民膏、国家资源的近代化新式工具。由于制度落后，导致体制内外人的素质落后，新设备不懂管、新技术不会用、新武器不善使；而因制度落后疯狂滋生的腐败，导致满清花大钱买来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开了战才知道：枪是废枪、舰是陋舰、弹是哑弹。

   甲午一战，满清庞然大物竟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得落花流水，实在是造成了中华两千年来的奇耻大辱，即便当年衰腐至极的明朝，都不曾输给过日本。中日文化相似，几乎同文同种，同样搞了改革，现在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大批的读书人由是看出了满清“改革”的治标不治本性，终于忍耐不住对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搞君主立宪。以光绪帝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开明派，看到危机日深，不变法满清即将覆灭，也决心搞君主立宪制，顺便在改革中夺回实权。但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终于扯掉支持改革的面具，发动政变，非法软禁光绪帝，将改革派骨干分子谭嗣同、刘光弟等六人砍死在北京街头，身首异处、血溅京华、惨不忍睹。

   自中共国毛泽东时代晚期伊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共的邪教流氓本性，邓矮子为延续中共寿命而被迫打开国门，在“垂死”的“美帝国主义”、“水深火热”的台湾同胞兴旺发达的事实面前，经历过文革的大批国人很快明白了中共建国后的暴虐欺诈历史，中华天地间涌动着反思启蒙的春潮。由于邓矮子的所谓“改革”一开始就是以保中共专制为目的，只准改经济，不准改政治，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光打雷不下雨。邓矮子还抛出“四个坚持”，以之为由，迟迟不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由于没有民主和新闻自由的监督，邓矮子发起的所谓“改革”只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五、六年的实惠，就愈来愈畸变为中共特权“官倒”贪污腐败、化公为私、收刮民脂民膏的新掠夺之路。已经有些觉醒苗头的八十年代的广大知识分子终于忍耐不住这种新式的专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一再发出声音，向中央上书，要求“变法”，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看到中共一党专制已没有出路，不民主，经济改革也改不下去，不变法，中共即将有亡党危机，也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耐心和温和暂时地催眠了邓慈禧，“党政分开”等真正的政改措施写进了十三大报告。但是中国的民众一直有理性薄弱的劣根性，凡事喜欢走两个极端，情绪泛滥、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对赵紫阳一点耐心都没有，还懵懵懂懂以为是赵紫阳帮着邓慈禧害死了胡耀邦，激愤之下，走上街头“反官倒”，“反腐败”，掀起全国范围的促共改良的游行示威浪潮。民众企盼清官圣人压倒了民主诉求，他们怀念胡耀邦这杨的清官，却对赵紫阳这样的致力于政改，以求从制度上根治腐败问题的改革家热情不高。这使得八九民运实际上变成了对赵紫阳的发难：紫阳已经保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游行大军见好就收，学生领袖却顶着不干，因为担心自己回去后会被学校开除。这样一来，就给中共众元老留下了赵紫阳不能控制局面、甚至故意放纵游行示威的印象。这些退而不休政治老人就象当年的荣禄、刚毅等顽固派要求废黜光绪帝那样，强烈要求邓慈禧废除赵紫阳。

   这赵紫阳同当年光绪帝性格相似，却连光绪帝还不如，光绪帝在怎么软弱，面对慈禧的专权，还敢主动出击，下密诏令康有为等人发动政变，欲软禁慈禧；赵紫阳却明知道人家已经拔刀，准备对他下手了，却不敢向立场并不怎么坚定的戒严部队振臂一呼，以军委副主席之尊命令他们拒绝开枪、忠于人民。他连逃也不敢逃，只敢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流泪。中共反动派虚惊一场，他们最怕的就是赵紫阳和军民联合起来。

   一旦联合起来，中共立马玩完。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惊醒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火龙”，于是应验了预言“火龙蜇起燕门秋，完壁应难赵氏收”，中共顽固派保守派全面沉渣泛起，数以万计的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坦克碾死在北京街头，身手异处、血溅京华、惨不忍睹。六四变法失败之惨，远比“戊戍六君子”更惨。而软弱的赵紫阳，也象光绪帝一样，被中共红朝的“慈禧”软禁到死。

   镇压了戊戍变法后，慈禧纵容义和团盲目排外，结果遭来八国联军重创，元气大伤。满清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实行新政，全面开放市场、招商引资、引进西方机制，造就了经济的表面繁荣但是满洲特权统治集团依然拒不实行君主立宪。专制王朝体制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配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慈禧死后，其接班人摄政王载沣不仅不赶紧抓住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后时机，反而妄图加强满洲贵族专权的“执政能力”，以立宪为名，炮制出皇族假“内阁”，并一再拖延实施宪政的时间。载沣资质平庸，无能无功，却企图效法多尔衮，结果满清王朝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