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

    敏感而熟谙中国历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满清政权与中共政权诡异地相似：一，两者都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的性质。

   满州人（现称满族人）是满清政权的居于支配（特权）地位的民族，也是满清国的主流民族（别的民族主要服从其特权乃至风俗），其实际上就是女真各部族，1636年皇太极下令改其名称为满洲。女真的前称是肃慎、魔赫，历史上曾建立肃慎国、渤海国，虽然在汉、唐、明等华夏王朝强盛的时候，这些东北的部族和所建国都向华夏政权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语言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归化中华文明，直至满清入关数十年之后，直至满清入关之前，华夏王朝也始终未能在东北确立成熟的、牢固的统治、汉人及归化中华的其他民族也始终没有成为东北的主流民族。努尔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长期居于朝鲜半岛北部，因其不事生产，习性残虐，遭朝鲜人民群起攻之，实在混不下去，被迫于明中叶渡鸭绿江迁徙至辽东。从女真到满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迥异，华夏与当时满州的差别其实比中华、日本之间的差别远为巨大。满人信奉杀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萨满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从民族文化要素的语言来看，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是复音节语言，满文是以表音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属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语言，汉文是以表意为主的象形文字......因此，说满洲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帝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是牵强附会的，在明末以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真各部族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外来民族，就是异族。

   可见，无论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还是皇太极与1636年改建的满清政权，都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外族政权。

   满清政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外来政权性质，更在于其对中华文化始终采取抗拒、破坏的做法，直至其蛮性衰尽，不由自主地被中华文化彻底同化。努尔哈赤建政后，对东北汉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汉人两百多万人，几乎将东北汉人杀光；皇太极积极启用用汉奸降臣，但他只研习中华的谋略和帝王术，却严禁满洲人归化汉礼制，非但如此，他还强迫新征服地人民服从满洲礼制习俗，甚至连服装发饰，都要依照满洲式样：明降臣要积极学习满语，汉人不肯剃发、不肯换装者，都要处重刑。

   满清入关之后，面对比自己民族人数远为众多的中华民族，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不思归化中华民族，反而采取人类史上空前野蛮残暴的专制手段，进一步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清军南犯过程中，强迫当地人民剃发留辫，去汉服、换满装，否则以“叛逆”论处，即行屠戮，为了强迫关内人民满洲化，三、四十年当中不惜杀人数千万，有些地方（如江阴）被“满城杀尽”，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复屠杀。满州征服者妄图以这种专制到头发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达到以落后的满洲同化先进的中华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满清政权一度企图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以满语取代汉语。早在关外，满清即强迫汉族降臣学习满语，入关之后，满洲统治者即将满语定为“大清国”第一国语，在顺治年间，一度要求在清占领区全面推广满语，重点对象是未成年人，但由于满语的落后和“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于深知自己在征服过程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为历史舆论所不容，满清统治者做贼心虚，拼命毁、改史料，把自己的入关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涂帐。清帝以残杀、灭族的手法，对待直书满州发家史、屠杀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这些做法，对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这些，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始终比广大汉人清楚），正因为此，满清政权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一切华夏政权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蒙恬、李广、岳飞、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残中华文化，编撰《四库全书》，抽、删、改、毁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论在内的一切存有华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书；在一切文章中严禁“胡”、“狄”、“夷”、“虏”、“戎”和“中华”、“中国”等字眼......此种种做法，就是要蒙骗愚弄广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盖其外来征服者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

   因为带有强烈的外族征服者的优越感，所以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对满汉通婚严加限制，严禁满族女子外嫁汉人，贵族尤其如此，汉族女子不得进宫。除东北以外，统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国大地当作自己的故土，把广大汉人当作同胞，乾隆帝纵容荷兰人屠杀华侨；清末统治者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好象中国是他们暂时抢到手里捞取好处的工具似的。

   有糊涂混帐或不明就里之人以“赵武灵王胡胡骑射”的史迹来混淆满清的剃发易服的反人类罪行；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来论证满清王朝的正统性。其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满清的“剃发易服”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一，赵武灵王学习匈奴服装和骑射优点是自己主动学，并非被逼迫；二，赵武灵王的学习是技术上的学习，将“宽袍大袖”改短一些、窄一些，并非抛弃华夏服饰，照搬匈奴服饰，更非要放弃华夏的文化和体制，采用匈奴的那一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统治者采取的主动、全面的归化中华文化的做法，与满清统治者犹如天壤之别：北魏孝文帝以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鲜卑贵族改汉名、用汉语、穿汉服、留汉发和汉族通婚、建汉式宫廷、用汉人礼制，举国上下，魏晋风范，哪里还有外来政权的特征？北魏的鲜卑族，已完全归化与中华，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统王朝。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李渊家族，早在入主关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汉化，唐王朝与华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综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满清政权完完全全是一个外来征服政权。与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权同样强烈地具有外来征服政权的性质。中共政权虽然由中国人建立，但是这个红色邪教流氓政权的建立，从始至终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其实是老子）的一手扶持,直接组建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更是由以苏共为首的“第三国际”一手制造；在生存组织运作夺权方面，中共也是完全采用俄共、苏共式的邪教黑帮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权牢牢掌控的伪共和国，是与中国人民民意根本无关的共产党机器；而中共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夺权后全面恶性膨胀的形式。和各国共产党一样，中共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个外来的邪灵，它藉着一个颇有些歪才的德国犹太人的变态的头脑落户地球，其披着狂妄武断、纯属瞎掰的“历史规律”的迷人外衣，疯狂兜售无视人的生命属性、极端崇尚暴力、反对一切传统和现存文明的超级恐怖瘟疫毒药。因此，以马克思共产邪灵为灵魂的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外来超级邪恶恐怖组织。

   纵观中共的诞生史、暴发史：中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由外来邪灵催生、饲养、扶持、资助、教唆，终至羽翼丰满，坐大为患的邪恶组织。

   首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俄（苏联）红色帝国“东方路线”的产物：1919年～20年前后，列宁因为在德奥匈等中欧国家煽动共产暴动失败，被迫中止西进路线，转而称：“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经过北京”，开始推行“东方路线”，图谋颠覆中华民国，变其为臣属于苏俄的“卫星国”。

   1920年苏俄操纵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指使其代表维津斯基来到中国，积极拉拢教唆李大钊、陈独秀等盲目激进的知名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

   之后，在李、陈等知名品牌的积极撺掇下，各地狂热分子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中国，召集了中共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由此成立。成立后的中共，活动经费和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全部由共产国际支付；工作报告和组织、活动、发展计划全部由共产国际审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则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掌控。可见，中共完全是由苏俄以中国极端狂热的盲目激进分子、野心家为原材料，一手制造出来的邪恶产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听命于苏俄（苏联）老子的外来邪恶势力的附属组织。

   自建党之日起，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实际上即认宗苏共，共产国际代表、苏俄（苏联）顾问掌握着中共的经济命脉，和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这些外来“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个二十年代，藉着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成立后不久，苏俄代表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狡诈决策，并且挖空心思骗取了孙中山的同意，开启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苏俄老子的这一重大的措施，解决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响力微小而难成气候的难题。借着国民党的资历和在中国的威望，中共邪灵组织在国民党的机体内迅速的疯涨起来。在苏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国民党体内，对国民党疯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图谋从内部掏空国民党，从而化国民党为共产党。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了“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枭雄黑道分子毛泽东一度篡夺了国民党的舆论权，超级骗子、冷血杀手周恩来则骗取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在苏俄的指挥下，中共先是反对国民党北伐，反对不成，则在北伐军北上后空虚的后方疯狂煽动农民暴动，对广大北伐军的家眷实行群体灭绝，企图通过在后院纵火的方式，变北伐战争为自己夺权的暴动，乱中夺权。

   因罪恶图谋暴露而遭国民党清洗之后，中共又在苏联派来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动公开反对中华民国的暴乱，妄图建立颠覆中华民国的苏维埃政权：

   苏联代表罗明拉兹亲赴南昌，伙同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之后，在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的指令下，中共连续发动“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左右江暴动”等叛国暴乱，在全国掀起一股共产暴乱的汹涌逆流。苏联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广州暴乱，甚而至于，“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