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以前羞地方现在羞中央」--信访是「遮羞布」？

「以前羞地方现在羞中央」--信访是「遮羞布」？

   作者：昝爱宗
   --------------------------------------------------------------------------------
   面对公开媒体所反映的北京面临著日益增多的上访与维权事件，以及中央政府实际承受的信访压力，我觉得中央对农民太冷漠了，或者说是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通过上访反映的问题太不够关心了，既然领导中国行政权力机构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既然这个国家自 1954年起就有了《宪法》，爲什麽广大上访者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爲什麽更多的地方人员到了北京上访，其中的艰难如同做贼？是人民政府不允许公民对其公开提出批评和提出意见和建议吗？
   近年来爲合理的上访人员具有正当权利而大声疾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先生，是一位中国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经常到下边听农民诉苦并深入研究农民的问题。前不久，于建嵘出外访问了一趟，他说有一点感受特别深。他问过许多农民相同的问题，制度问题是一些问题的关键，制度上没有保障，所有的公开承诺与好心往往没有实际意义。比如他与一选民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假如农会不给你贷款，腐败了，你怎麽办？”
   　　“不可能啦。”都这麽答。
   　　“就是腐败了，你怎麽办？”
   　　“那我告到法院去。”
   　　“法官也腐败了，你怎麽办？”
   　　“不可能啦。”又是这麽一句。
   　　一再追问后农民答：“那我找区议员，他会去指责法官。”
   　　“区议员也腐败了，你怎麽办？”于建嵘还接著问。
   　　“不可能啦。”被问急了，答：“那我下次不选他。”
   于建嵘出外了解的情况是，对于确实胆大妄爲的腐败官员，农民可以“那我下次不选他”，可以把他选掉。事实上，这一制度的设置比任何上访都有效。上访，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用，现在恐怕很难说清楚。
   信访问题，已是社会焦点又是敏感的话题。2004年12月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文标题是《我国信访人群调查：漫漫信访路何处是归程》）：11月，于建嵘在一份名爲《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一组资料：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与之对应的是另外一组更令人震惊的数位：国家信访局认爲群衆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一方面是信访应当，信访无罪，一方面信访却是漫漫长路，不知何处是归程。既然中央政府成立了信访办，就得让访民进去，爲什麽又有人被地方政府授权公开截防、打击上访者、阻挡中央对地方的知情权呢？难道北京还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天子脚下，容不得老百姓喊冤？
   报道说，这两年，仅各地农民给于建嵘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他证实现在中国的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
   请读者看看北京一些国家级的信访办到底是如何接待上访者的，12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发表的现场报道是这样的：设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两办”只是同一个出口进出。巷口每天都有很多人聚集，路边停著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接访的警车──公安牌照。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当一位来自福建厦门海仓镇霞阳村的62岁失地农民许永年走进时，有人指著他喊道，“问你呢，老头子。”老许没吭气，往里走。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
   “两办”大厅里熙熙攘攘，像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共开了6个窗口，窗口上方标著一溜儿省份名，上访的人站在自已省份的视窗前排队，交材料、领表格，上访人管这叫“挂号”。一个30多岁的妇女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哭哭啼啼。她披头散发，裤子也破了，露出里边的红毛裤。“刚才在路口，她被接访的打了头。问她哪里的她不说。”“那就讲嘛，省得挨打。”记者问。“不能讲！讲了会被截访的拉走。”好几个人同时告诫记者。上午9点，正式开始“挂号”。不断有人站在排队的人身边攀谈：“哪里的？ ”、“反映什麽问题啊？”上访者称接访者是“截访”。在大厅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来接访的，他们从各省来，多是中青年男人，衣著整齐，有的手里拿著喝水的杯子，到处转悠。而来上访的人各式各样，有人甚至穿著开花棉袄，腰间系根绳，一根棍子挑著行李；有的人拄著拐，还有人是给擡进来的。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一伙人扭打成一团儿。混乱过后，有个拄拐的人头被打破，血流到地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拄著一根棍子，用陕西话大声嚷嚷道：“在家打，来北京还打。让不让老百姓活哩！ ”她举起棍子，像疯了一样往上冲，棍子被人折断。有上访者说，“你去反映反映，截访的人抓人、打人怎麽就没人管？‘两办’我们都不敢去了。”还说她们的一个访友上午被打，是用胶皮管子打的，鞋都给打掉了，现在人在医院里。有的上访者身份证都给截防的人抢走了。“中央既然成立了信访办，就得让访民进去，就得接我们的材料啊。 ”“我怀疑信访口的人，被各省买通了。爲什麽告到这里，推到那里，让我们在北京转圈子？”
   在上访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劝他们：“既然连门都进不去，别告算了。”
   “我们依法上访，大老远地来了，门都没进，能死心吗？”
   “中央政策，国家法律，都好！可下边就不执行，这不是逼老百姓上访吗？”
   “党中央听不到访民的声音了，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央知道。”
   在上访村里，女人多哭诉个人冤情，男人多探讨信访问题。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用四川话跟我说：“跟你讲吧，但凡来上访的，没几个不懂法，虽然不很精通。他们以爲手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信了依法治国，才拼命跑来上访的。”
   “你可以天天来排队，填表交表，就是不解决问题。好像一个魔术大师在台上耍魔术，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这个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来看，还拼命挤上去看。可怜啊！最后，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麽回不得呢？”
   “信访上有规定，叫‘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从虎口里逃出来上访，结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会放过我吗？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吓人喔！”他摇晃著头，连连叹息道。
   一个人指著自己灰白的头发说：“10年了！我从一个满头黑发的小伙子，访成了个半老头子，问题还没解决。在上访路上，我亲眼目睹了多少人忍饥挨饿，被打、被抓、被关。上访不但是条不归路，而且是一条死路。”
   “哇---”地一声，屋里传出一阵哭声。一个女人抢过话头，边哭边讲，语速极快。她说自己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检法漏法、漏罪、漏刑。“我要求不高，就依咱国家当今的法律处理就行，尸体要法医鉴定，凶手要抓起来判刑……”
   她拉开外衣，露出一只尼龙口袋，眨眼间，掏出一摞纸。
   “都藏在怀里，见到领导人，我随时随地发一份。”
   “你能见到领导人？”
   “我天天告，日日访，没有一天停留的，哪个部门没跑到，整个北京城我跑了多少圈了。白天不想吃饭，晚上不想睡觉，半夜也在想办法，我现在到处摸门。”上访人称找别人的家爲“摸门”。
   “摸著了吗？”
   “摸著了。卫兵把我拦下，但材料接了。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里，一天一宿只吃了一个盒饭。”
   她的眼泪“唰唰”地流，边抽泣边说：“谁愿意跑到人家门口招讨厌？谁愿意忍受这份饥寒？没苦没难的，谁不老实在家待著？我一天生活费只4块钱，3块交宿费，一块买馒头，每天捡烂菜叶子吃。看看住在这里的人，哪个不是天天哭天抹泪的。”
   “如果还没解决，你怎麽办？”我问她。
   “反正回去也不得好，活著也受罪，死不了，我就猛告。北京告不下，我告联合国去！ ”
   ……
   于建嵘及课题组曾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有90.5%上访人的目的是爲了 “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让中央知道情况”；88.5%的人是爲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一些上访者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宣传政策和法律，发动群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占85.5%；还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访，认命了”的只有 5.8%。他认爲，“现有的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于建嵘及课题组在上访村，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调查)：接待第一天刚到的上访者。“他们背个包，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来了，个个对上访充满信心。来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来向党中央讨公道。我们问感觉怎麽样啊？一般都很激动：党中央欢迎我们来反映下边的腐败啊！我反映的问题，中央肯定会查处。我们说，好好，没问题！7天后咱们再见一次。”7天后的调查表明：刚进京上访的农民认爲“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人数下降，而认爲“中央怕农民上访”的人数则上升，多数认爲“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 ”。“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高层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访制度，带来国家政治权威和认同性的流失。”于建嵘直言道。通过对两万多封上访信分析，于建嵘发现：近八成的上访问题是土地问题。“在土地纠纷中，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怎麽能指望它来解决问题，老百姓又怎麽能信服？现有的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信访，在上世纪80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确曾起过作用，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解决，但现在是利益问题，怎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信访办，责重权轻，机构繁多，归口不一，对信访案件只是层层转办，但老百姓并不清楚信访办的许可权。据对进京上访农民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原来的上访问题还没解决，上访过程又引起新的冲突，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于建嵘说：“由于各级政府爲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衆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的一份《上访人员上议书》中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産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一，使信访成爲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爲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而爲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衆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産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假如我们不能在民衆中树立对法律的信心，那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灾难。”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