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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被带走是因为危及国家安全?

    12月13日入夜,想起余杰于当天被国家指派的人带走这件事,寻思了老大一会:余杰作为一介书生,能危机国家安全,谁能相信?再说,我们这个国家真是那么不安全吗,担心余杰这样的书生去危害、颠覆?
    余杰不久前才从法国回来,最近在网上也不见他抽时间写更多的文章。以前他的很多文章发不出去,被称为“抽屉文学”,现在,虽然有了网络了,可以发出去了,但却不能在网上扩大影响,因为他的文章多半进入了“网络抽屉”。
    今年以来,余杰出版了几本书,有《“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是写日本这个国家的,余杰曾经游历了这个国家;有《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2004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写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有《我的梦想在燃烧》(2004年10月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是余杰的随笔作品集;有《光与影》(2004年7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也是一本随笔作品集。以及《铁屋中的呐喊(修订本)》(2004年10月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其中《光与影》和《铁与犁》、《火与冰》(1998年11月出版)是余杰作品三部曲。虽然今年他一下子出版了那么多的作品集,可是报纸上的宣传很少,发行量也不会太大。这正是一个作家最痛苦的,作品没有更多的人知道,正如一个琴师没有几个知音。现在,余杰的作品报纸杂志上难以经常看到,书也得不到广泛的宣传,网络上也处处是“抽屉”,这已经令作家痛苦和沉重了。可是,现在他也被带走了,不知他目前的处境怎样?是更加痛苦,还是得到某种解脱?
    或许,余杰已经预料会有某个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知道这是不能回避的选择。在中国,言论往往成为最危险的武器。这不能公开,那也不能公开,除了公开的,几乎都是禁令的天下。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皇帝为了防止朝代变更,国家不稳,百姓受难,专门有御史大夫这样的官员来监督皇帝,广开言路,防止国家陷入困境。现在,虽然不是公开的皇帝专制国家,但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这一角色,以言论的方式监督和批评政府,防止政府走向民众的反面。如果今天,这个国家不再需要言论来监督和批评,只能遗憾地说这个国家已经发病了,不那么清明了,掌权者的信心差了。我想,无论是谁,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有爱国的义务,都可以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一分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果国家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每个有良知的勇敢的人应该站出来为国家献身;如果国家在和平时代,民众们应该积极地畅所欲言,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就是监督,就是爱国行为,而不是颠覆和危害国家。
    我想,在和平时代,危害国家这样的罪名是不能随便轻易使用的,一个人的言论和思想是否危害国家,需要行动和后果来判断,不能以他心里想着把这个世界怎么样,就可以认为他已经把这个世界怎么样了。比如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其实是制度之争,但不能说人家美国要和平演变就是“入侵”这个国家,颠覆这个国家。相对而言,在这个世界上,开放时代,全球化,已经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很难不密切关系,只要人家制度优越,技术先进,我们都可以向人家学习,而不是敌视和相互仇视,甚至被称为颠覆。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安定和安全的大环境,都需要为自己的公民造福。同样,公民们也在为国家维护安定和安全局面而作出贡献,为国家造福。但是,做贡献是虚假不得的,是要说真话的,做真事的,国家和政府有不对的地方,民众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提出批评,批评不等于颠覆和危害国家安全。
   看现在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显得更加艰难,而政府官员的腐败却越来越严重,如此种种,谁之过?难道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政府不需要检讨和分析原因吗?像余杰这个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够写文章,说真话,应该受到政府的奖赏,公平和理性的对待,而不是被“带走”。
    如果说,一个公民因为说真话而遭遇不幸,那么这个不幸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国家的。
   我希望,余杰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因为说真话而得到民众的尊重,能够以自己的学识继续为我们这个背负历史沉重包袱的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说真话的人,也希望我的文章能够顺利得以发表,不再有那么多的限制、阻碍和无奈。
   
   2004年12月14日一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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