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2004年12月13日晚间七点多钟，一个消息传来，北京自由作家余杰被5个人“传”走，不知这5个人，是警察，还是国安“秘密警察”。当晚，余杰家人证实了这个消息。

   “传”，按照法律字面的意思，就是传唤，不是书面的传唤，就是“口头传唤”。看看报纸上经常有名人被警察传唤的消息，比如香港谢霆锋被传唤过，台北李敖年轻时也被传唤过。内地还有更多的经济名人、文化名人也被传唤过，但通过我对余杰的了解，余杰与他们不一样。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余杰没有这方面的官方背景和任何职务，也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有关部门为什么要“传”他？
   余杰从北大毕业后的主要资历，就是在国外网络媒体上发表一些说真话和批评政府的文章，他说话是否过激我不得而知，作家写作批评文章属于宪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再者中国官方也没有为“什么文章可以写、什么文章不能写”而制定一个法定的标准。既然眼下是这个一个实际情况，任何公民都可以成为批评政府的人，我想如果有关部门限制余杰是因为言论上对政府的批评，那么，这一定是错误的，今后的历史上也会留下真实记录的。
   自余杰第一本书《火与冰》，1998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来，余杰开始有了小的知名度，后来余杰开始在香港等地发表文章、出版图书，影响慢慢变大。但到了近几年，尤其是网络时代，余杰的很多不能出版、不能在报纸和杂志上甚至不能在国内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挂在了网络上，有了网络，余杰才没有被“埋没”，而是更加尖锐。
   感谢网络，这一伟大的礼物。如果没有为了网络，有谁能够看到余杰的尖锐文章呢？又有谁知道余杰被“传”呢？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没有网络，我的这篇小文就无法见到“我”之外的人。
   网络就是公民的阳光，网络社会就是公民社会的缩影。网络上不能没有政治，因为网络是一种面向民众的公开的窗口。如果网络上没有政治，民意空间就谈不上，更谈不上政治公开，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封闭与专制的社会，这个社会上的政治一定是一个邪恶而腐败的政治。
   先有网络，再有中文网。我想应该是这样一个先后逻辑，感谢发明网络的人，使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信息有了可以勉强公开的平台，公开化是公民自由呼吸的政治空气，谁也挡不住公开化的大势所驱。
   网，从远到近，从神秘到熟悉，网络成了一根比太阳光还要长的线，日夜围绕在我们倡导言论自由的人的身边，通过网络，我虽然看到当前在网络上当个说真话的小卒子也很艰难，但不能就此放弃。
   我希望有关部门在“传”走余杰以后，公开这一信息，说明为什么“传”他，他有何“过”，依什么法？将如何进一步处理？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又是宪法存在的和平稳定时代，依法治国，不仅仅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还应该体现在公民身上的一些细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