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误国，我的理解是文人原本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只不过热衷于纸上谈兵，说说容易，君子敏于言而讷于行，所以哪有不误国之理？如果让文人投笔从政，国也许是误不了的，但他总觉得自己给误了，这就是生为文人的悲哀。
   
   　　
   

   　　丹麦一位名叫克尔恺郭尔的幽默哲学家，很风趣地形容这些耍笔杆子的新闻舆论贩子：能够对一些当即发生的新闻即刻产生见解，是充当论捆贩卖的硫磺火柴的材料，他们头上存有某种发出磷光的物质，一个人可以捏住其双腿把他们拿起来，然后往报纸上一划，即可就会在那儿出现三、四篇专栏文章——与硫磺火柴有惊人的相似性，两者同样“噗”地一轰而散，完事大吉。
   
   　　
   
   　　我迹混于首都新闻圈多年，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一大批类似硫磺火柴、以玩笔杆子为业的新闻舆论贩子——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理环境，新闻舆论贩子拥有无尽的新闻资源，一方面自己掌握着报纸杂志的新闻版面，可以挥霍并非来之不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结交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权威、名流，约他们的文章如囊中取物一样容易，把利于自己媒体的话语权发挥到极致，这是一些北京以外的地方媒体望尘莫及的。记得自己参加过几次由北京某中央大媒体邀请的作者座谈会，到场的多少多少都是小有名气，有头有脸，名字频繁见诸报端的名流，由于我当初刚入道，本指望他们能够说些比报纸上的文字更精彩的思想，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可是，他们除了说笑之外，认为做文字如同掏泔水，大家聚会几乎没有什么正事可以交流。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拿笔杆子的掌握话语权的家伙聚在一起，除了相互打声招呼外，主要是以笔会为名搞吃搞喝，美其名曰“联络感情”，吃饱喝足，嘴巴一抹走人。第二天，这些人的稿子就已经发到邮箱里了，编辑不愁没有稿子，自己的稿子也不愁没有地方发，我的版面发你的，你的版面发我的，比单纯种自留地要收效大，社会影响更广泛。至于各路作者文章里面的思路，良知、正义，往往在他们写完文章以后就已经喊“拜拜”了，与他们无关了。用不着对此较真，用不着杞人忧天，他们认为那是自寻苦恼。今天的文人非常现实，相互发表文章占用媒体资源，目的很明确，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他这个人还活着，还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旦这位新闻舆论贩子在主流媒体上没有了声音，非常健忘的读者就会把他列入陌生人行列。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所以那些舆论贩子们一刻不停地制造文字垃圾，充斥在每天的出版物上。有时候，贩子与贩子之间不属于同一个圈子的，往往容易撞车。同一个事情，有的说东，有的说西；同一个人物，有的说黑，有的说白，让读者无所适从。举两个例子如下：先说最近发生的，2001年1月18日《工人日报》说“治污大限已过，淮河仍未变清。”13天之后的2月1日，《人民日报》则说“千里淮河现清流。”我不知道其中谁的舆论导向有问题？谁在拿读者开闩？再说远的，1978年，广播中整天喊着两句口号，前者是“1980年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后者是“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到了1980年，我再留意当时的口号，发现口号只剩下最后一句了。至于是否实现了农业基本现代化，我想只要村子里开来了一辆路过的“东方红”拖拉机，也就算实现“基本现代化”了。转眼又过了20年，无法验证的事情再次发生：四个现代化也只字不提了。我想，如果四个现代化确实实现了，就应该欢呼，庆祝；如果还没有实现，可以再制定一个时间表，往后延迟，比如202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可是，没有媒体这样做。这个事情说明：不但我们的人民健忘，我们的新闻舆论贩子也健忘。他们当年的杰作，现在都可以在图书馆里一一查出来。但我担心他们看了也不会认帐，即使有白纸黑字，他们也不会主动承认。有人说，历史是最好的垃圾堆，什么玩意都可以扔进去。是的，只要这些新闻舆论贩子们不认帐，装作没有这么一回事，他们照样可以干干净净做人，明明白白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