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语言来说，有多种表现形式，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我想，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书面语言，而对当今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口头语言了。开会，在我们的国度，甚至和吃饭一样重要——吃饭是必须的，开会讲话也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每次重要工作，都要先开会，后传达、部署、开展工作。我们的电视节目，每天的新闻节目都是主持人在喋喋不休。通过舌尖上的力量，那些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声誉甚至可以高过政治家，他们也和政治明星一样，是群众时代的明星。
    在美国，政治家往往要比电视明星还明星，尤其是总统大选的时候，总统候选人深入民间，亲自登台，对着广大选民猛甩口水，喋喋不休；对着电视镜头神灵活现，喋喋不休，直到人们觉得厌烦而逃离为止。
    毫无疑问，那些总统候选人的表现，为了国家的利益，更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不敬业地表现自己的各种能力，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大学课堂上，一个教授的45分钟课程，远比阅读他的长达200页的专著更能获得教益。一个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才能把自己的意思、主张表达出来，才能说服别人，让人们“听其言，观其行”。不会说话、只会念讲稿的政治家，老百姓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在笨拙表演，是不是在草草敷衍，有没有政治主张，是不是言不由衷地制造谎言与“神话”？
    口头语言表达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言论自由，不单单是书面言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口头表达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鸟有鸟语，人有人言，都是为鸣而生。在我国签署的两个联合国“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第一条都明白写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因此，在声称打造政治文化、言论自由的文明国家，坚持“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往往既是“智者”（他知道这个公民权利公约）、“仁者”（他关切公民的自决权有没有受到限制和剥夺），又是“勇者”（他敢于维护公民权利，敢于发表自己的鸟语，敢于为鸣而生）的天赋权利，其前提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有捍卫这个权利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并彻底行动起来。
    言论，从社会公众的层面上讲，本质就是舆论，就是公众意见所要积蓄并蓬勃的力量。公众意见，就是通过报纸、电视、集会、图书、电子网络、音像出版等形式发布，谁的表达得到公众的响应，谁就控制了舆论的主动权。在西方，新闻记者一直有“无冕之王”之称，在我们的新闻记者也成为一个特别的职业，就是他们有一种不是权力的“权力”（公众舆论，相对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比如公民在接受警察、法官、检察官调查时可以享有沉默权，但公职人员、国家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能保持沉默权，要敢于负责任地回答。这就是舆论的力量，也就是公众舆论有了主动权。

    笔者作为民间人士，时刻知道自己的口头与书面表达在当今不过是“民间鸟语”，要时刻“为鸣而生”，“鸣”就是得到了发表，就是有了自己的语境。我想，公民通过言论观察社会，对社会事件作出警示和自己的判断，正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理应向它倾斜。这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而且言论自由的底线应该统一在《宪法》所明确的公民权利和“两个国际公约”所明确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言论自由的关键不是“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实际行动与效果如何。只要言论没有鼓动杀人放火，没有挑拨一个公民对另外一个公民骂娘、揭露隐私，没有加害于别人和法人、使别人和法人受到名誉和经济的损失，就不能轻易制裁言论发布人。尤其是政治权利方面的言论，限制越少，政治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人民也就越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