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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吃天,不吃可以,表一个吃天的姿态还不行吗?——题记 中国太大,从东往西行,比起欧洲来,都穿越好几个国家了。从南到北也一样,对于经常在国内旅行的人来说,每天都在“出国”。 中国的问题是国家太大,问题太多,穷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太少,太难管理。穷人和没有工作的人太多,饭吃不饱,没有工作,但又不明白为什么饭吃不饱,为什么没有工作。这就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 中国有很多有知识有话语权的人,喜欢高谈阔论,但又说不出中国到底有哪些是最现实的根本问题,只好拿文字隔靴挠氧,在报纸上,在电视上,冠冕堂皇的文章像垃圾一样多,所以我们有众多的报纸杂志不讨读者喜欢。偶尔有极个别的体现民间情怀的报刊,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多数有点阴阳怪气,苟延残喘。 中国的问题多堆积在农村,由于外出打工的人数很多,由于穷的原因,由于户籍制度不合理的原因,由于农村人无法选择出生地的原因,农民问题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举个小小的例子,生在城里的人,即使是弱智的人也会受到制度保护,也会“分配”给饭碗,而生在农村里的人,只有自己为自己造饭碗。比如农村青年当兵三年退伍,回到农村继续当农民;而城里青年当兵三年,回到城里就一定给予安排工作。对于前者来说,农民不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工作。所以有人说,农民没有得到公民待遇,从这点来看,并不夸张。 毫无疑问,农村贫民拥到城市,带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从首都北京开始说起吧,城市脏乱差和社会治安不好,从政府发言上,从大众传媒上,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问题归结于北京有了外来人。仿佛只要把外来人都赶走,北京就变成了“伊甸园”,只适合居住神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北京的“示范”作用,全国各地对外来人的歧视更是变本加厉。在广东省,对外来人口的身份检查可以说是比较苛刻的:一个没带身份证的外来广州务工的壮汉,因没带暂住证而被关进收容站,惨遭毒打,不到24小时就“意外死亡”;有一湖南籍女士被广东某地的收容部门认定为“三无人员”,被关进满是男人的“收容屋”,惨遭轮奸;还有一湖北女青年在深圳被收容后,“意外”地被不法分子领走,险遭强暴。除了外来务工者众多的广东,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徐州市就发生过收容站向北京某娱乐场所老板“批发”被收容女青年、强迫卖淫的丑闻;在上海,也发生过北京一问路大学生被某警察以完成“指标”为名而被收容,历经磨难,最后死里逃生的恶性事件。可以说,在中国不少大城市,每年都有类似“不幸”的例子。由此可见,外来人员在大城市的生存处境不容乐观。由于他们穷,一旦被收容,就不会有人为他们担保,只能被遣送回家,路费也是自己花钱“埋单”;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知道法律可以保护他们,更请不起律师,只有打碎牙齿和血咽到自己肚子里,自认倒霉算了;由于他们自己认为是生来受罪的土命,所以也不去主动抗争,不去主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觉得有口饭吃就满足了。 穷人没有尊严,穷人只讲饭碗。没有尊严,也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饭碗,就无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进步? 穷人犯罪,一直是无法遏制的社会“肿瘤”。穷人的思路很简单,没有饭吃,就去找,找不来就想办法,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所以有的靠出卖苦力和肉体活着;有的穷人去抢,去犯罪。他们选择犯罪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有的抢银行,有的当人贩子,有的贩毒。当然,对于这些刑事犯罪,应当“依法从重从严进行打击”,但同时还要研究这些人为什么铤而走险去犯罪,多问几个为什么?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根源的,不会无缘无故。而我们的“严打”只能是治标的战术,而不是治本战略目标,因为我们国家经过1983年、1996年、2001年三次大规模的“严打”,发现“严打”时治安得到明显好转,但是“严打”一过,犯罪率又有所反弹。所以我说“严打”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事情。再举个常见的例子吧,一个人的胳臂被毒箭射中,请郎中来治疗。毫无疑问,这个毒箭肯定是要被拔下的,但是某个医生只是将露在外面的箭饼锯了下来,说,他是外科,只能做外科的事,里面的问题归内科。其实,这个“毒箭”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记得2001年5月审理的“抢劫杀人恶魔张君一案”,《南方周末》就曾试图通过张君个人的犯罪事实和少年时的经历来解读张君的犯罪原因……不能不承认,这是大众传媒值得做的事情。无论是一个案件,还是一个罪犯,其被所在的社会“造就”,首先要对他所在的这个土壤进行分析,然后才能找到症结。应该说,大众传媒所从事的类似的问题分析,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不能忽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会治安不良,穷人增多,我们在城市里很容易看到这样的“隐患”:比如我们看到街头那么多的钱包被盗案,目睹脸和煤球一样黑的在火车站里跑来跑去的捡破烂的流浪儿,时常受到躲在都市最肮脏最隐蔽地方出卖色相的小姐的骚扰,一年四季在风景区、地道口贩卖光蝶以及向行人乞讨的贫困老人、残疾人、怀孕妇女、瞎子、儿童,街头擦皮鞋、卖烧饼的城市下岗职工,很多在火车上因逃票而被无情赶下去的上访“专业户”,福利院里的无家可归者,像大导演张艺谋拍的记实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所反映的那些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难道这些弱势群体身上存在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吗? 我说中国的问题,好比我是老虎吃天,其实老虎吃天是一种妄想,我只是在做一件无能为力的事情罢了。昝爱宗 爹娘化河南人——治治中国人的“鼠辈心理” 昝爱宗 爹娘化河南人,是妖魔化河南人的另一端延伸,说河南人是所有中国人的亲爹娘并不过分。比如说当中国人走在美国和日本的街头受到的待遇,应该是河南人走在北京、深圳和上海街头受到的待遇。用一句简洁的话进行归纳,就是“中国人是世界上的河南人,河南人是典型中国人的象征”,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河南人的形象。 如果说传言中的“十个河南人九个假,还有一个是盲聋哑”使人相信的话,那么,河南延津人刘震云的话更令人深思:“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河南南阳人柏杨说,“只要你接受的是中华文化,你就会脏。”把中国人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河南人头上,显然是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人对脏的认同,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走在中国各风景城市的街道上,最明显的是厕所最好找,顺着有特殊气味的方向看去,定是厕所无疑。无论北京,还是上海、杭州、成都。中国人可单凭嗅觉来辨识方便场所,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据说有一美国来华的某大学教授抵京,领教过北京路边一处稀松平常的公厕,才出厕门就大吐不止。如果把这些“十分见不得人”的中国人的厕所,都说成河南人的专用厕所,那么中国人真成了恬不知耻的掩耳盗铃之徒。 尤其是中国的高校,男生宿舍包括研究生宿舍楼道里的厕所,也是气味冲天,即使双目失明者也会顺着气味找到——女生宿舍里的厕所当然没有考察过。由于中国农村里考进大学的大量学生平生没用过马桶,甚至小时候习惯于在庄稼地里解决,由于城里长大又非常小气的学生常常洁身自爱,所以他们从没有养成便后冲水、冲马桶的习惯,无论是大便还是小便。以至于不少高校厕所、包括北大里面的著名厕所也是如此,实在忍受不住的学生便象征性地贴个纸条,告之“来也匆匆,走也冲冲”。 衣着光洁的中国人在国外也是喜欢“小处可以随便”,一位曾经留过洋的先生这样描述中国人在海外的尴尬,说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有个旅游景点,桥下有一公厕。中国人入厕方便时,见有一美国人用两只蓝眼睛死死盯着,等他便后轻轻的点按一下,就听到那美国人说:“Thank You!”原来此前有一个中国人,便后居然没有按冲水钮,而后一个中国人按了,所以美国人表示感谢。 说起中国人的脏或不干净,还可以从多数公厕里没有免费卫生纸预备看出,如果北京王府井附近的公厕里有免费纸供应就会发生被偷光的结果;如果不放免费纸,中国人就有可能把报纸和烟纸盒“派上用场”。想想看,如果在公共厕所有那么好的、甚至自己一辈子都没用过的卫生纸,也没人看守着,谁要不往自己家里拿,不明摆着是个傻冒吗?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日本,中国的留学生经常偷拿公厕的手纸,已经成为一大丑闻。在澳洲,许多公厕都专门写着:请中国人自觉,不要拿走公用的卫生纸!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的脏简直举世闻名,只要在“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的公寓大楼内看看门口摆的鞋子,闻闻味道,立刻就可以区分出那家住的是何国人士。如果是乱七八糟的臭鞋大阵,准是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胞”。当然美国人也知道中国人的脏的特性,这个国家有客人来访,美国政府喜欢把客人带到唐人街,教客人开开眼界:连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物,都被允许在俺美国生长,足以见证美国的包容和自由。 单单指责河南人脏、穷、偷盗成风,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污蔑,整个中国人都是这样,为什么要单单推出河南人受“惩罚”呢?北京人在纽约,不就是河南人在北京的感觉吗?河南人穷过了头,容易生虱子,而北京人不也大街小巷里时不时看到老鼠过街吗?人穷志短不光是河南人的特性,还是中国人的特性。所以说,治穷治乱治脏,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事情,而不是单单河南人的事情。河南人并非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前面提到的刘震云、柏杨,都是多知名的河南人,尤其是柏杨所揭露的中国人的丑陋之处,更是中国人必须正视的现实。 倡导爹娘化河南人,应该是为河南人树立信心,启动初始化程序的第一步。要知道,河南人是多么地对大众负责呀,单单一个耗子药厂的表现就十分了不起,比如河南商丘有一家名为大卫的耗子药企业老板朱禾丰,知道剧毒禁药盛行,“老鼠吃了,老鼠死;狗吃了死老鼠,狗死;人吃了狗肉,人也得死,而且没有解药”,甚至有人自杀使用剧毒耗子药,悲剧惨剧时有发生,为了减少生命的意外损失,这位老板使出浑身牛劲生产出安全耗子药,不但要广为推广,还要花钱打市场征集明星做形象代言人。虽然眼下还没有明星愿意站出来为耗子药担当形象代言人,但他的出发点是对的。此外,这个河南人为了推广安全耗子药,居然动了“木子美”的“奶酪”,花3万元人民币买来了本来用于安全套商标用的“木子美”三个字,该老板振振有辞地说:“带有剧毒性的耗子药会危害到百姓的安全,而‘木子美’同样是污染侵扰心灵的毒药,我们买断它不是为了使用,而是拒绝它进入社会。” 谁能不说这为河南人的风格不高呢?连耗子药这样不上大雅之堂的玩意儿,河南人都愿意大张旗鼓地生产促销,可见他们治鼠治脏的责任心有多么地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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