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见到，浙江玉环县漩门湾一个以打鱼为生的农民，左手的手指只剩下半截。当时，他在茫茫大海里捕鱼，不小心被钢丝渔具切断了手指，终成残疾。在他手指被切断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家，现在女儿都十多岁了，长大成人了，而他的手指却永远残缺，永远长不出新的手指了。这仿佛就是他作为捕捞渔民的命运，只是流血，只有保命，从不指望天上能够掉下免费的午餐。
   
   　　正如广大弱势一方的农民不指望天上会掉下免费的午餐一样，我也不指望农民能够有多少所谓为社会做贡献的觉悟。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来讲，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个天王老子执政，只是他们有口饭吃，只要养得起家小，这些就够了。我们不能指望农民们对社会有多少回报，同样，农民们也不会指望社会能够对自己尽多少义务。

   
   　　在基层采访，使我感受更多的是逃避——事实上我是无处可逃。最近报纸上披露，某地有位伟大的母亲，为了三个子女能够上起学，偷偷卖了十多年血。在作家余华的家乡浙江嘉兴地区的海盐，早有农民为活命卖血的历史。河南信阳地区卖血村民的悲惨命运我就不多说了。人为了活命，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无奈去卖血，去损害生命，去折寿，可见人的求生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与悲壮，也是那么的可怜。我相信，卖血比卖淫更令人同情。
   
   　　一个人失踪在茫茫沙漠，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寄托残存的力气，期待找到水源。在没有找到水的情况下，他只得珍惜自己的每一滴尿，尿能够延长他的生命。
   
   　　一个人融进茫茫大社会，为了能够生存，找到活路，可以卖力气，可以卖淫，可以被奴役。在最最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还可以自残身体，出卖鲜血。
   　　活着并非那么容易，就像张艺谋拍摄的电影《活着》很多人看了不说话一样，活着需要大智慧。著名学者吴思先生新书《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其书名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活着就是“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但是，在我们中间，并非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能明白这个“活着”的道理。
   
   　　活着是一种自由，而这个自由是最最容易失去的。在浙江沿海的象山县石浦镇平岩村，一个屡向媒体反映失地农民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民选村委会主任，却被涉嫌“受贿”村集体几千元的理由被关进象山县看守所两个多月了。我认识这位敢于为民请命、渔民出身的村主任，是他敢于请律师与政府打官司“对着干”，他天真地以为法律可以替他说话，可以让他打赢行政诉讼。可谁知，官司在宁波没能立案，目前继续上诉，不知道浙江省高级法院能否立案。我知道，一桩公司，只有先立案，才有开庭审理的可能。如果不予立案，那么就说明这个官司已经无法打下去了。
   
   　　在浙江省三门县，当地人告诉我，有一个老农为了让孩子能够上起学，编织一种简易的小椅子，到集市上换成钱供孩子读书。他说，如果实在凑不够上学的钱，他还可以选择卖血。在温州，一位渔民告诉我，他仅有的几分地被政府“圈”走了，以后该怎么办？他说不知道，“现在年纪也大了，做生意缺少本钱，自己又没有多少文化，即使给人家打工，也不会有人要了。”
   
   　　无官不贪，为富不仁。惟有老百姓，无权无势，四处为活命而拼命。
   “打工雇工有工酬，卖命买命有血酬。”当今许多弱势一方的农民的命运，无一不被吴思先生所总结的“血酬定律”所囊括。吴思先生说，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可以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引自《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在《血酬定律》一书中，作者用一种非常幽默的写作手法深入剖析贪官污吏的掠财绝技，商贾巨富的坑害手段、市井小民的反抗策略、书生才子的求财之道土匪恶霸的获利模式等现象。其中明朝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他非常深入的分析了刘瑾的“抽水政策”的产生、发展与壮大，从一典型反映了刘太监掠财的绝技。当然他在描写中国古代企业家坑害手段时，豪不客气的让“为虎作伥”上了台面，从“为虎作伥”谈到商场与官场之间错杂千综的关系。有读者总结说《血酬定律》不但探讨了历史上不同阶级的人们的生存妙法，更揭开了中国社会表面现象下的真实面貌，以及隐藏在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并有远见的探讨了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对于暴力所产生的恐惧。
   
   　　大哲人叔本华说，“从本质上讲，人是一个野兽，一个残忍恐怖的畜生。”吴思先生说，“在古人观念中，官吏和食肉动物一样，另是一个物种。”我说，“在弱势群体的观念中，活着和吃饭一样，属于同样一种生命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