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日，孙大午被“判缓刑”后，离开看守所，自由回家；10月28日，湖北网络作家杜导斌也像5月27日孙大午一样离开了家——“被抓”，失去了自由。
   
   　　一抓，一放，一时间成为纸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关注焦点，网络上聚集了众多为孙大午辩护和为杜导斌签名、呼吁尽快释放的网友，他们说话并不仅仅为别人“讨个说法”，有时候也是为了自己。这种“讨个说法”的现象显示了一种来自网络的民主——纸媒体上的民主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
   

   　　坐牢，对于一个人来说，则是一种“牢狱之灾”。但是，如果他确实不能躲过的话，就只有选择这一惟一的权利。看过有关孙大午报道的人，都应该知道孙大午并不是“孙大牛”，他没有逃避飞来之祸，他选择了“被抓”——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或许他的心在流血，或许他也会很潇洒。11月6日《南方周末》报道，孙大午在看守所里并没闲着，他在近半年时间内看了约50本书，“那里能看的书，几乎都翻完了”，他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书太少，回头我给你捐。”不失为一种别样的潇洒。
   
   　　孙大午逆境中流露出的潇洒，仿佛沉重的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让我看到这个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虽然他的家人千叮嘱万嘱咐“不要再说了”，但他还是说了，“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说完这话，他选择站了起来，他不会倒下。
   
   　　而孙大午释放前两天，杜导斌的“被抓”，却又让我看到一丝黎明前的失望。如果言论可以治罪的话，那么人人就会陷入不敢说话的恐惧之中。理不辩不明，话不说不透。如果自己的嘴巴被别人所统治，那么人只有连小鸟的鸣叫权利都失去了。
   
   　　曾经，电子情本人也曾因一篇《严打，新的恐怖主义》发表在网上，而受到了网络安全部门的“严格管理”。电子情本应吸取教训，偏偏不愿意沉默，而是又要说话。问题是，网络上的写手还不清楚：我们《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文到底有哪些限制，我们说话是否也要看清楚有哪些底线不能碰？尤其对于杜导斌这样的网络作家来说，他到底触犯了哪条戒律，为什么不能公开说明原因。总之，抓人总不能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吧？
   
   　　如果说，以言治罪在愚昧的封建时代是一种必然的无奈，那么在现代社会，以言治罪则是一种必然的倒退。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政治家——论君王的技艺（逻辑上的）》一书写道：“国家亦即政治家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国王或政治家可以有违国民意愿甚至使用暴力去做有益于公民的事”——前提是去做有益于公民的事，如林肯总统派荷枪实弹的宪兵保护黑人学生背着书包，进入以往都是白人天下的学校读书，以此消灭种族歧视。在现存的世界上，柏拉图发现有三种主要的政体——“依重一个统治者的，由少数人统治的和由多数人统治的。一个像神那样的完美无暇的统治者可以不用法律进行统治，但人类的政府只能是神的模仿者。因此，对他们来说，法律是必须的。最好的政体被认为是有法律的君主制（如后来的英国与日本等国）。少数人实施统治的政体是居间的；民主政体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没有力量，所以它是有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好的，而又是无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坏的。”（《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42页）
   
   　　生于公元前427年前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有此明确的判断，可以看出当时的言论是多么的自由，言论自由对人类的贡献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的思想解放，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解放。如果没有当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就没有这段有关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坏”的话，更没有《政治家》这部给后人带来巨大影响的著作。
   
   　　或许，柏拉图的关于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坏”的论断，使孙大午回了家，继续他的事业；或许，经过若干时日，杜导斌也许会在某种制度的安排下，得以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