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行政申诉状至今三年整未有回复

请求依法提审并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杭行终字第74号判决书和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02）下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的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维护公民言论自由、参政议政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宪法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事实和理由：

2001年10月1日晚8点，在浙江省杭州市，申诉人为了庆祝新世纪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和中秋节，与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主编及有关法学研究人员一起，在网上（检察日报社正义网法律写作社区（www.lawfan.com）共同探讨“严打”政策利弊，针对现实中公安机关因执行“严打”政策而存在的“抓人定指标”、刑讯逼供致死人命而造成冤假错案、“刑讯有功论”等现象，展开讨论。申诉人当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的帖子，并转贴在亿龙网西祠胡同(www.xici.net) 上的“浙江传媒论坛”上。

2001年11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申诉人2001年10月1日在网上发表文章“严打，新的恐怖主义”，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之第(五)款规定，认定申诉人“利用国际互联网制作、复制、传播、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并作出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处行政警告及5000元的处罚。

对此，申诉人不服，于2002年2月7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26日作出（2002）下行初字第8号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认定原告暂爱宗在网上发表《严打，新的恐怖主义》的行为是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是违法行为是正确的，对原告昝爱宗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昝爱宗片面强调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要求撤销被告所作的处罚决定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受到一定的限制。”据此，下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的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诉人对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不服，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5日作出（2002）杭行终字第74号二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昝爱宗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网上对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探讨，发表自己的言论。而上诉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一文的内容已构成《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的下公（治）行决字（2001）第8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诉人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杭行终字第74号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首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和第二十条的规定，违反了上阶位的法律，在行政诉讼中不应参照适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4年5月12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款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第二十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是1997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准、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的规章。根据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款，明显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抵触，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幅度的范围。因为，申诉人认为，即便申诉人的行为构成了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无论申诉人使用什么方法（利用报纸、杂志或者互联网等等），都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及与该规定相符的其他法规、规章，而不应该适用与之相抵触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款、第二十条的规定。

其次，申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不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更不应该适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款、第二十条的规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只有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才会受到处罚。根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款，只有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才会受到处罚。据此，应受处罚的行为应当同时具备两个构成要件：第一，捏造或者弯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其他方法；第二，煽动扰乱社会秩序。这两个要件缺一不可。

申诉人坚定地认为：

1、申诉人并未捏造或者弯曲事实，也未故意散布谣言。

公安机关执行“严打”政策，客观存在着“抓人定指标”、刑讯逼供致死人命而造成冤假错案、“刑讯有功论”等现象，降低了政府机关的公信度，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弱化了法律的权威。2000年5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栏目刊登作者石飞的文章《“刑讯有功”论》。文章说，该作者“有幸碰上一位市司法部门官员。席间闲聊时，我向这位官员请教‘刑讯逼供为何禁而不止’。万没想到，该长官竟给宾客们大侃了一通‘刑讯有功’的‘高论’。下面录其一段，供读者赏之。‘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其必要性，不宜全盘否定。有些刑事案件并不是侦破的，而是揍破的，刑具破的。譬如领导安排你去破个案子，不打不揍破不了，打了揍了破了。案子一破，你就功劳大大的。至于打人揍人刑讯逼供吗，就是小节和方法问题了，领导多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不知道。即便错揍了，有人告状，领导也多是打圆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说我们市吧，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事一直就没有断过，伤的残的都有，还不都是不了了之。显然，这是领导对刑讯逼供的理解和默许嘛。’”

如果每一个警察都这样想，这样做，难道不恐怖吗？不构成“恐怖主义”吗？该作者还写道：“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人员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只要目的正当，案件告破，就是英雄，就一好百好，不管其办案程序如何违法、手段如何野蛮残忍，皆可不予追究。所以一些司法机关内部的刑讯逼供者可以平安无事，甚至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媒体时有披露。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中队长赵金元、探长屠发强，为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刑讯逼供情节令人发指，或将其铐在门框上，使其悬吊空中；或将其双手铐在墙上钢管的一端，双脚捆在另一端，使其身体横倒悬空；或将其按在地上，用手铐将其手脚相连进行反铐，并用抹布塞嘴，止其呼喊；还用铜芯线将10余公斤重的钢钵轮胎吊在其脖子上，并把其双手呈“十字架”形反铐在钢管上。三天审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休息，终于犯罪嫌疑人被摧残死亡，死亡时双手仍呈‘十字架’形被反铐在钢管上。此两刑警的罪恶终于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两名刑警被重处之后，有的官员还在媒体上为之扼腕叹息，宣扬他们是‘先进’、‘功臣’、‘破案能手’，曾为打击犯罪分子，保一方平安立下汗马功劳（2000年4月16日《法制日报》）。可以断言，如此缺乏人性的残忍之徒，即使靠刑讯逼供曾经破过一些案子，又有何值得宣扬？”“对于刑讯逼供，我国《刑法》中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刑讯有功论’，是对《刑法》的悖逆和破坏。时代已经迈临21世纪门槛，野蛮执法当终结，任何执法办案环节上的刑讯逼供、体罚或变相体罚人犯、暴力取证，都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是彻底抛弃和肃清‘刑讯有功论’的时候了。”

说起严打，1983年，1996年，1997年，2000年，2001年，2002年，都有一定规模、一定时期的“严打”斗争，加重处罚和刑讯逼供禁而不止。《检察日报》的一位作者李富金在一篇《量刑均衡问题初探》的文章中写道“1983年‘严打’时，普遍加重刑罚，并将上诉期都缩短为３天，最后又大批量进行减刑，在加强法制同时又破坏了法制，教训是很深刻的。不断‘严打’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风声一过，犯罪就可能反弹。事实上，只有‘长治’才能‘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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