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主与富强，是目前全球人民最普遍的呼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无不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美国，无疑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全世界最宽广大江大河所汇集的下游，保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中国两国人民最大的现实。

   常言道，春华秋实，九月金秋是一年四季中最实在最丰满的季节，我们中国最期待什么，能够收获什么，我想广大民众都在注视着国家领导人，期待领导人能够通过中美密切合作和两国关系的深入，亮出一个最好的答案。

   当今，应该是中美关系最融洽的时代，中美两国相隔一个太平洋，自然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大洋季风吹来，彼此沐浴其中，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实现彼此双赢的命运。和平，乃是当今天下最大的作为，无论是属于内政的台湾问题，还是属于外交的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美关系等等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平都是所有问题和所有关系的惟一主题。没有和平，天下之国各自胡乱作为，民不聊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然度外，没有一国国民能够说事不关己。

   这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时代，又是一个力争下游的时代。下游，非歧途也，应该是最广阔的天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王弼加注说，“江海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大邦者下游，天下之交，天下所归会也，说的是天下都在这里汇合。同一个国家，国家兴盛乃是该国全民力争的下游；同一个世界，和平则是全球人民力争的下游。

   理解老子的解释，依从道的原理，百谷小溪的水无时不流入江海。江海的存在，得益于百谷小溪的贡献很大。若小溪的水无法流入江海，就会泛滥成灾。江海和小溪的互相依赖，如同国家的领导人领导着人民，“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领导人言明为人民服务，甘居公仆之位（善居下）；领导人民，置己身于民后（善居下）。老子还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用现代的意思说，“圣明的领导人没有自己的成见，以百姓的意见为他自己的意见”，“我以善意处理好意见，也以善意处理坏意见。这是善意的美德。我以信任处理可信的建议，也以信任处理不可信的建议。这是信任的美德”。老子之后，约又过了两百年，另一个哲学家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前后一脉相承，领导人和民众相互依存，政府以民为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都还在强调并深信不疑的民主思想雏形，十八世纪美国从英帝国统治下独立，“民有、民治、民享”得以生根结果，至今繁荣，全世界为之得益。

   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从弱到强，必不可少地要走很多窄路，弯路。无论是怎样的曲折和坎坷，只要国家内部自由相处，保障民主和法治，实行宪政，这个国家就能够走向广阔的大道，越走越宽——力争下游就是这个道理。

   曾几何时，我们国家流行着一句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口号叫“力争上游”。按照自然客观规律，上游无疑是越上越窄的，越走越荒无人烟的。比如长江、黄河的上游，直至源头，都不是最宽广的地方。今天，我们国家抛弃了“革命”和“大跃进”等越走越窄的道路，从而走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主务实道路，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毫不迟疑地走下去，一定会越走越宽，越容易接近下游的“民有、民治、民享”社会。

   今天的中国，国内人民能够实现富裕和稳定，政府能够柔让和容纳天下的异见，实现宪政，建立公民社会，则说明中国在进步；今天的世界，中国能够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周边大小国家和平相处，互惠共荣，则说明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和发展。

   按照《道德经》所归纳“大国者处下游、天下为之交汇”的思想，维持和发展世界和平，有两个重要条件，首先是世界各国都应有一个民主政权；其次，国际纠纷应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假如和平或非和平的决定，操于自由公民的手掌，他们必定选择和平，而不是非和平。即使有纠纷，也应抱着善意合作精神，达成和解。这就是道。“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如果违反这个道，就是不符合这个道，就招致其提早走向相反的一面。

   1945年7月，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就共产党成功之处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和希望，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然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一文）。当时，不光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这个周期率，毛泽东也看到了，所以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的中国，若能够完全跳出这个周期率，用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民主。但民主重要的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言，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一个共和国家，其民主政治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实现民主宪政。按照我国政治学者、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政治学系著名教授费巩先生的研究，首先，民主宪政须以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是各类宪法的必备内容，如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秘密通信、宗教信仰等自由，“而其中尤以身体自由、论文著作出版自由，及结社集会自由为基本中之尤基本者，首须保障，其权能伸张与否，实宪政真伪之所判，成败之所系”。第二，实行宪政须先开放言论和党禁，“为求真正宪政之实现，一曰容忍敌党，二曰开放舆论（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费巩文集》）”。政府权力需要和平的对立面来制衡，而言论和出版自由则是公众舆论开放的结果，此两点的完全实现，说明共和和宪政已经成功了一半。海洋是江河力争的下游；西方社会是东方社会力争的下游；民主宪政是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民力争的下游。历史已经证明这一道理，未来也将进一步验证人民力争下游的力量。成功在望，在于天下人人有为，人人力争下游，人人敞开胸襟，以柔相待，容纳异见，挽救危机，彼此合作，拥抱宪政，以爱国的诚意、热情、勇气、责任和睿智，聚精会神搞公民社会建设，一心一意谋民主宪政发展，建立民主强国，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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