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文集：司徒雷登：一个被中共迅速接受并抛弃的美籍“华人”

司徒雷登：一个被中共迅速接受并抛弃的美籍“华人”

   谈司徒雷登，不能不触及中美关系。前燕京大学政治系外交组毕业生林孟熹先生在著作《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提到：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近百年来，中美关系似乎都是一路跌跌撞撞的，似乎从来都是一有好上去的小迹象，马上就有新的大摩擦。1945年抗战结束前后应该是好的，但到了1949年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丢了政权，一直到朝鲜战争，冲突到了白热化程度；到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9年建交，但碰上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又一下子跌入冰点；10年后的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以美军为首的北约军轰炸；接下去，2001年4月中美军用侦察机在海南空中撞机；直到到今天，大小摩擦都成为过去，又回到最大的老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或障碍）。“中国才是更可怕的敌人，美国应作好和中国作战的准备。”2005年6月，新出版的美国老牌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这样提到，该期杂志封面是一排身着白衣的中国海军士兵巍然肃立，一位面容刚毅的海军士兵坚定地看着远方。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 •卡普兰撰写本期重要文章《美国将如何与中国作战》时，以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如此警告。
   在当前全球化的政治环境下，假如中美关系从对立到对抗，都将两败俱伤。中美关系好，中国人有福，美国人也有福；中美关系不好，中国有人是牺牲品，美国也有人成为牺牲品。我想回顾中美关系百年史，司徒雷登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不容分说的无奈的“政治牺牲品”。
   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
   写下这个小标题时，我已经寻思了好一阵子，我想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他在中国办大学，拿着在美国筹集来的美国人的钱，来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献身，无论是在那个制度条件下，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千秋事业，利在千秋。今天，中国舆论排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学校长排行榜，若没有司徒校长的坐席，那么这样的排名是有违历史的，是偏见和狭隘的，或者是不负责任的。
   司徒先生曾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遗作《在华五十年》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1876年6月24 日，清光绪二年，他生于中国杭州武林门），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一跃而被提升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南京）；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如今仍处于不幸的国家”。这本遗作于1954年5月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1982年4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内部发行。由于包含大量称赞蒋介石和反共的内容，一直为收藏者所热门搜集的旧书。
   从血统上追溯，司徒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从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当年还在杭州天水桥耶稣堂弄（地名至今未变）办了一个幼儿园。由于司徒生在杭州，从小被华佣照顾，所以会说软硬适当的杭州话，11岁时，他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从此，他开始扎根中国，全身心甚至是忘我地从事教育事业，先是南京金陵神学院，后是著名的燕京大学——当美国大使只是其中一段灰色的插曲而已，蒋不善待他，共产党也都是冷嘲热讽，而美国政府，也处处觉得司徒没把工作做好。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司徒先生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美国的知名度。
   扬名美国的北京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综合性大学，是教会学校，1919 年1月司徒受美国指派离开南京到北京开始筹办。当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了北京，是雇了一辆黄包车，冒着寒风来到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商量如何开展工作。6月份他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当时正筹建的燕京大学本部在城区内的盔甲厂，其景象是这样的：只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条件差不说，他上任后就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 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而此前的1918年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就已经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 •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刚开始，司徒遇到的问题不止一处，学校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叫校蚱锩浚蚱镒孕谐底榱吮本┧慕家参茨苷业揭豢?lt;br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就是现在的北大校园（1926年燕大迁往此处），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司徒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燕园在一位美国建筑师墨菲的设计下，具有古典园林风格，前后透着中国古典文人园的诗情与画意，这是后话。但当时司徒雷登先生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
   在燕京大学初创之时，起名字就费了不少心机。早先，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 ──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00年庚子事变，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校舍被毁。重建时两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这两所学校的创办者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四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的人选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后来他们终于感到，必须由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而且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来担任校长。这一艰巨的使命落到正在中国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头上。最后司徒以基督徒的责任感承担了下来。有了大学，还要有个好名字，经过几番努力，他决定最后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先生认为诚静诒博士“或许是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基督教领袖”。“燕京”是古代燕国的首都，是一个有魅力的字眼，美国人觉得很喜欢。1926年 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路爱玲就在燕园一个庭院里患伤风等引发重病而离开人世，终年48岁。这一年，司徒51岁。路氏的墓地已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从此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每年的6月24日，司徒都要赶到燕园，包括在南京当了大使以后。同时，燕大的学生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非常不幸，1949年6月，司徒尽管作了安排和努力，却未能再次来到这里过生日。后来的1952年，燕京被并入北京大学等，校址也并入了北京大学，燕大从此消失，司徒虽心怀希冀，但最终成为梦想。
   创办教育，经费是最头疼的一件大事，最初他们只有5万美金的开办经费，已经花在购置学校需用方面了。包贵思女士（当年的学生和教员冰心女士的老师）在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这样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后来的学生达到五六千人之多），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留校。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BR> 司徒在接手燕大后，虽然他对指派方有关于不管经费的约定，但事实上司徒总是在管经费的事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梦想的实现是要花费金钱的。”为了筹钱，他十次往返美国，“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他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要向他们乞求，虽然觉得“很不是滋味”，但是最后还是要了，只要对方不过问花钱，他可以不过问这些金钱的来路。194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回忆，燕大一开头就跟美国垄断资本挂上钩，头一回得到的一笔基金是罗克费洛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拨给的50 万美金，让燕大为协和医学院开设医科的基础课程。后来燕大在美国的基金有 250万美金（1937年）。支持者有大老板，也有主办《时代》和《生活》周刊的传媒集团老板卢斯博士等精英捐助资金，但都没有接受过美国政府的支持。当然，所有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赠给的，美国政府没给一分钱，政府只有保护的义务，却没有管理的权限。司徒为了在中国办好教育，在美国学会了种种可以实行的方法去弄钱，据陆先生说，有的事连司徒本人在回忆录里都不好意思说起。例如有一次回国，费了好几个晚上去拜访一位老寡妇，跟她抹骨牌，希望她在遗嘱上给燕大写上一笔，结果是一场空（《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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