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未来的中国宪法委员会：
   
    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什么最重要？我的回答是：宪政最重要。宪政不等于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宪政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保证宪法必须是良法，必须是真正保障公民自由和民主、人权的最高级法。如果一个国家，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就不能说有宪政，更不能说这个宪法就是真正的宪法。

   
    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宪法的重要意义就是明确和保障公民有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示威的自由，这五大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限制和阻碍这五大权利的行为，都是违宪的，都将被公开曝光和指责的。在一个有宪法并有宪政的国家，违宪案件都将会受到宪法的追究--不管对方是主席，还是老子。
   
    我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宪法的，但是否有宪政，我想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中国宪法委员会来回答。关于本文，我想要强调的主题，就是捍卫言论自由，具体就是捍卫王怡们的出版自由。王怡的捍卫宪法出版自由行为，也不是王怡一个人的行为，而是更多的捍卫出版自由和宪法权利的王怡们的行为。
   
    事实是这样的：2005年3月21日下午5时，成都的学者王怡将用于朋友学术交流的私人印刷物四种（王怡评论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康正果自传《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小说《有没有》，均标有"内部交流、严禁翻印"字样），共906册，打包之后委托成都奔马快递公司，门对门寄往十一位外地朋友。我就是这十一位外地朋友之一，托运前他通过手机短信问了我的地址。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在王怡发出印刷品十日内我就可以收到了。可是，至今我已经等了八十多天，我渴望得到的"精神食粮"还不能如期没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非常不幸，王怡的印刷品被当作非法出版物，被当地的所谓的新闻出版部门没收了。
   
    王怡介绍，3月21日晚10时，四川省新闻出版署市场稽查总队表明身份的行政执法员两名，及未表明身份的其他人员六名，来到他的住所，向他口头通知，上述托寄包裹，已于当日6时后，例行检查奔马快递公司库房时发现，开拆，并当场决定暂扣全部物品。并询问被扣包裹是否属他托运。当时，王怡认为要服从行政调查，声明这些印刷物系他所有和托寄，承认家中还存放有部分印刷物。同时，并对如此非法查扣提出了口头异议。 　　
   
    3月23日，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明确告知，王怡涉嫌非法出版的违法行为，理
    由是上述印刷物的内容涉嫌违反宪法所确定的原则。我看到这一套貌似认真而庄重的"说辞"觉得非常可笑了，宪法所确定的原则是第三十五条明确的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示威自由。国家和政府什么时候对这些原则设置"行政许可"了？谁有资格来认定王怡的印刷物品涉嫌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原则？我认为，不但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没有权力对这些宪法原则设置"行政许可"，更没有资格来认定王怡的行为违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出版的自由"。事实上，王怡是在行使宪法权利，而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则是明目张胆地违宪--打击和迫害捍卫言论自由的王怡，使其无法行使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根据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条2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不但不明白什么是宪法规定，而且还不知道尊重公民权利。这一非法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破坏我们的宪法，使我们的国家不
    但现在即使是将来也无法达到宪政国家的标准。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人人享有的基本自由。宪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普通民众。既然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政府领导的，就应该无条件地保障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行使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应该建设宪政国家。即使到了将来，我国实行了宪政，但若是我们的国家还有一个公民不能享有自由的言论和出版权，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能称之为宪政国家，我们的宪法就有可能退回到成为一纸空文的政治黑暗时期。面对建设宪政的重任，我想我们脚下的路很漫长，未来还很遥远。
   
    本来，我这封"捍卫王怡的出版自由"的公开信，是准备写给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的。但是，我想了许久，不知道发给谁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得到回应。比如某长、某总、某大人等等，似乎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然后，再想，甚至我把收信人指定为一个死去的人，那就是胡耀邦总书记。本文原本是这样写的开头：胡耀邦总书记，我假如您还活着，王怡们就不会有今天的遭遇。但是我又觉得不该把这封信写给他--一名逝者，是无法解决我提出的问题的。只是他的精神尚在值得我借鉴，比如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终生都在为了理想而活着，一旦自己面对的现实出现危机，使理想失去根基，他仍然以死抗争，永远不服从。
   
    王怡已经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了，2005年5月14日，他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声明不服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所谓《行政处罚决定书》，川新出图罚字20051号），申请复议要求：1、确认该行政处罚决定适用行政法规错误，所依据的事实超越行政执法权限。要求撤销其非法行政行为；2、要求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没收的私人印刷品包裹共计906册。最后，轮到我自己加入王怡们践行捍卫宪法权利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了（这906册印刷品中也有我的一部分），虽然我知道当前的中国，把解决任何一件事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是多么幼稚的事，是多么地违反常识。任何人，恐怕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只有每一个有宪法精神的人努力，大家努力起来，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赶上这个时代的具有宪法精神和负有时代使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在面对现实的同时，着眼未来，因为中国的出路在未来，中国的宪政在未来，中国的繁荣与和谐也在未来。
   
    所以，我决定把这封捍卫王怡出版自由的公开信，献给将来的宪政时代和"未来的中国宪法委员会"，就像四百年前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根据当时的流行做法把自己的作品《堂．吉诃德》献给一位公爵一样，我把此文献给未来中国的宪法委员会--未来，只要有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中国就能够实行宪政，公民就能够真正享有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示威的自由。
   
    为未来，为王怡，我们行动起来吧，捍卫王怡的出版自由，也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的人出版自由，也就是捍卫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宪法权利--直到我们最后赢得宪政的胜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