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黄玉振:追求自由民主．挑战专制政权──介绍《拒绝谎言》作者──余杰先生──

黄玉振:追求自由民主．挑战专制政权──介绍《拒绝谎言》作者──余杰先生──
美国万人杰新闻文化基金会，7月7日在纽约中华公所举行第11届颁奖典礼，余杰先生是今年获奖者之一。他代表大陆新一代知识份子崛起，怀着批评专制的使命。
   最具才华青年作家
   余杰先生1972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平原蒲江县，在山清水秀的小镇上度过童年，外祖父是中医世家，丰富藏书供他博览，及就读北大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对他的气质学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2000年7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北大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他出
   版处女作散文集《火与冰》，恰逢北大百年校庆。他对中国现实乃至北大现状的批评，受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广泛关注。这本《火与冰》畅销60万册，出版前在北京九间著名大学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到2002年已出版的著作，有《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说、还
   是不说》、《尴尬时代》、《想飞的翅膀》、《老鼠爱大米》、《爱与痛的边缘》、《压伤的芦苇》、《香草山》等30多本，另发表他研究近现代史的文史论文数十篇。香港多本权威杂志经常发表余杰文章把它们列为首选，这说明余杰先生是中国大陆最有才华、最受欢迎
   的青年作家之一。
   近年余杰先生应邀为海外媒体撰写不少评论文章，涉及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评论许多热门话题、国际问题、臧否人物，直抒胸臆，针贬时弊。他将在海外发表的政论文章，即“漂泊在本土之外”而不能在大陆媒体公开发表的，在香港出版，书名：《拒绝谎言》，另一本
   论文集《彷徨英雄路》即将出版。
   揭露丑恶挑战专制
   《拒绝谎言》收集他64篇海外政论选，分为“政治观察”、“文化思考”、“中国与世界”三大类。余杰先生凭他渊博学问，掌握丰富正确资讯，本着大无畏的道德勇气，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强烈批判中共专政祸国殃民，公开揭露特权集团虚伪丑陋，直接挑战以言论封杀
   为特征的思想专制。余杰先生以诚实的言说，揭破虚伪，笔力千钧，痛快淋漓，激情洋溢。如他列举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大跃进”，搞垮国民经济，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饥荒，8千万人民死亡，饿殍遍野。而北大博士旷新年还是对毛狂热崇拜──余杰批评这名新左派称：
   “假如一个人念书念到博士阶段，还连基本的是非善恶都分不清，那么他拥有的知识多半是垃圾；如果这样的人也能够获得北大的博士学位，那么北大的教育水准已经堕落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余杰先生文章指出，毛泽东的阴影游荡在中国大陆上，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1976年毛去世，被打倒的邓小平死里逃生，从华国锋手中夺得政权，倡导有限度的改革开放，马上阻止对毛的批判和反思，因为邓知道，对毛的否定将直接导致对整个中共极权主义体制的否定，所以直至今天，中共还是死守“四个坚持”。
   评价台湾民主选举
   中共前任总理朱镕基对台湾民主选举，轻蔑地说：“我们认为根本是个笑话。”余杰在文章中回应说：
   　　“朱镕基作为一个堂堂大国政府首脑，对彼岸的进步视而不见，
   　　对自身的落后讳疾忌医，对民主制度缺乏起码的尊重，这才是一
   　　个真正的笑话。”
   　　“而此次台湾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通过全民的选举，没有流
   　　血、没有死人，一日之间，政权象小孩过家家一样转移了。败者
   　　尊重民意，乖乖下台；胜者秉持公心，并不‘宜将剩勇追穷
   　　寇’。以相差无几的百分点败落的宋楚瑜，在获知失败的消息后
   　　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不管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都是民主的
   　　胜利。’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次台湾选举的意义，可以说它在
   　　中国的历史上将是划时代的，它象征着专制体制的彻底终结和民
   　　主制度的初步建构。同时，它更启示大陆人民：我们也能够争取
   　　到民主，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耐心、勇气和韧性，只要我们具备
   　　相当的理性、智慧和善意。”
   《拒绝谎言》书中有多篇直率指责专政以谎言掩饰的荒唐事件和悲惨灾难，以及揭发中共出卖国土的事实，读之令人哀伤痛愤。
   文章精彩好评如潮
   《拒绝谎言》文章篇篇精彩，好评如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余杰是20多岁的中国青年学子中，‘5．4’精神与鲁迅精神最优秀的传人之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说：“余杰文章中的批判精神与对自由个性的向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许多热血青年视他为心中偶像，许多中年才俊视他为同道，许多执著的老年人视他为忘年交。”
   北京文学评论家刘晓波说：“余杰恰逢其时地崛起于世纪末的中国景观之中，这种世纪末景观在更深的意义上绝非物理时间的尺度，而是民族精神的衰败的广度和深度。故而，余杰的出现既是一个异数，也是一种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冲击，万马齐暗的舆论环
   境需要锐利呐喊的刺痛，刻意制造出的繁华盛世需要批判勇气的警醒，被淘空的记忆需要真实历史来喂养，灵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润，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爱的温暖。”
   承传春秋大义精神
   众所周知，中共暴政所赖以支撑的是靠两个法宝，一是恐怖暴力，一是谎言。苏俄大文豪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反抗专制应当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是靠大家跟着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就难以维持下去。”余杰先生
   政论文集用“拒绝谎言”为书名，真是妙绝、传神。《拒绝谎言》是承传了中华民族春秋大义的传统精神，历史上不断出现捍卫正义公理、讨伐暴君的圣哲，有铁笔记载史实不怕杀头灭九族的史官。在国家民族濒临危亡时，总有有良心、有骨气的读书人挺身而出为民请
   命，支撑危局。最近香港出版《脊梁》，评论三代自由知识份子，即中国受“5．4”薰陶的老一代、经文革锤炼的中年一代，和受“6．4”洗礼的年轻一代已经并世而出，出现了一个既有深厚知识素养又有独立人格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的希望。
   新一代知识份子崛起
   余杰先生是属于年轻一代的“中国脊梁”之一。还有10个青年知识份子出现于2000年10月联名声援被作家协会剥夺工作权利的余杰。70年代前后出生的新一代知识份子，在经历了“6．4”血与火的考验，经过10多年的艰苦挣扎和努力之后的崛起。美国最有影响的《纽约时报》曾以半版篇幅报导了剥夺余杰工作权的令人愤怒的事件。流亡海外民运领袖王丹也发表《余杰浮出海面》的评论，称这是“89一代青年学人开始展示实力”，“这使我们看到了89一代青年学人的锐气和清醒，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希望，当更多的人象余杰一样浮出海面之后，一个独立的批判性的知识份子群体才会出现，知识份子才能真正有效地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作家汤致平说：“一个日子，成为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觉醒的起点，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1989年6月4日，正是这样一个让许多中国人刻骨铭心，让许多中国人开始觉醒的日子。它也促成了一个群体的诞生，这就是‘89一代人’，他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是极权社会的反叛者，是专制制度的掘墓人。因为那一夜黎明的枪声击碎了他们对这个制度残存的希望，鲜血染红了他们年轻的信念。这一代人注定了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也是伟大的1989赋予他们的使命，追求自由是他们永远的理想。”
   满怀庄严使命感
   余杰先生就是怀着如此崇高庄严的使命感，在他《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有一段话，令我非常感动，他说：
   　　“我深知，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名思考者、言说者和
   　　写作者，需要为自己的观点付出特殊的代价。我有这样的思想准
   　　备，也不回避任何不公正待遇的来临。即使失去了应得的工作，
   　　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写作在自己的祖国生存下去，尽管生存会变
   　　得艰难一些。我深爱这片苦难的土地和生活在它之上的苦难的人
   　　民。我为自己而写作，也为苦难的土地和苦难的人民而写作。同
   　　时，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作为一个强调“民主和法治”的
   　　国家的公民，我更要捍卫自己天赋的权利。我相信，在我的背后
   　　还有法律、正义和良知。我不愿意象我的长辈一样，在不公正的
   　　待遇降临的时候，只会屈辱地承受、默默地忍耐。我将拿起法律
   　　的武器、运用舆论的力量，以一种相当理性的方式，为我自己
   　　──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而奋斗和抗争。其实，这也是为每一位
   　　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份子的命运而奋斗和抗争。抗争的结果对
   　　我来说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抗争的过程本身。
   　　“我生活过，写作过，抗争过，这就够了。
   　　“从这一刻起，感到恐惧的将不是我，而是那些躲藏在黑暗的角
   　　落的家伙。
   　　“从这一刻起，我让自己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我将生活得更
   　　加充实和快乐、更坚强和自信。我将不畏惧任何的伤害。”
   余杰在《自由与阳光》文中，更写了以下无比沉痛的一段话：“……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遇罗克、林昭。他们当中，有的在与风车的大战中精疲力竭而死：鲁迅死于肺病，去世时体重不足40公斤；胡适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缓缓地倒在台阶上；殷海光死于癌症，最后连住院的钱都差点缴纳不出来。也有的是以更加惨烈的方式死在与罪恶的公牛作战的斗牛埸上，他们惨死的时候，周围全是兴高采烈的看客：储安平在被侮辱和殴打之后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遇罗克在一片狂热的‘打倒’声中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枪杀之后，比法西斯的政权居然强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钱的‘子弹费’！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份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
   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重新阅读梁启超和陈独秀的文字，我依然感到元气淋漓、入木三分。然而，他们所诅咒的“黑屋子”、他们所谴责的“奴隶性”照样岿然不动；他们所梦想的“新中国”、他们所呼唤的“新青年”也还是没有浮出历史地表。罪恶依然罪恶着，黑暗依然黑暗着。所谓“三讲”，无非是“讲权力”、“讲金钱”、“讲女人”；所谓“三个代表”，无非是“代表着政权腐败的极致”、“代表着民众苦难的顶峰”、“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反方向”。马基雅维弗利《谈话录》中说过：“有人谈到，现在有许多人从事抢劫等犯罪活动，他们会发现这些犯罪活动都源于这样的事实：那些统治者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犯罪团体就是权力阶层。贪婪已经变得无法制止，掠夺已经变得明目张胆。从江西芳林小学那些手捏着鞭炮引线的孩子的尸体，到广西南丹煤矿中惊天动地的爆炸，从陕西烽火村武芳那被硫酸腐蚀得千疮百孔的面容，到山西那被警察割掉舌头的检举者李绿松……正义在哪里？良知在哪里？同情在哪里？悲悯又在哪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流氓人格和犬儒精神泛滥成灾。人类公认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和陈独秀没有过时。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声音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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