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曾慧燕：大陆文坛的异数余杰为自由写作

余杰在海外的文学知音、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指出，余杰在中国大陆的存在和发展，实在是一个「异数」。早在前些年，余杰作为北大「抽屉文学」代表人物的时候，已经声名远播。「如今，他不仅以自己的辛勤耕耘列入了中国大陆著名作家行列，更重要的是他正在努力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中国大陆日益紧缩的意识形态大环境中，他不断有《火与冰》、《铁屋里的吶喊》、《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文明的创痛》、《想飞的翅膀》等著作相继问世，让人不啻感到「于无声处」雷声滚滚而来。

余杰此行访美，是参加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BureauofEducationalandCulturalAffairs,U.S.DepartmentofState)资助的国际访问者计划，从6月8日起，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德州和旧金山等地参观访问。

他说，此行主要观察美国三方面，一是新闻自由；二是大学教育；三是宗教信仰，行程包括到多所大学参观、演讲，与著名作家见面、参观历史文化名胜、教堂、博物馆以及作家故居等。

余杰将于7月7日在纽约接受万人杰新闻文化基金会颁奖。7月8日，他将应邀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演讲「如何避免中国转型期的暴力问题」，预定7月12日返大陆。

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有关资料，将余杰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青年作家之一」，并介绍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写作多部全国畅销书籍。他在春节前最新出版的两部小说，在大陆和港台销售量达50万册。

余杰说，此行对美国的观感与他的想象比较一致，有的大陆来客来美后走马观花，认为纽约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程度，不及上海和深圳，他认为这是「肤浅的看法」，他着重了解的是美国的法律和民主制度。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大陆《南方周末》上，曾批评余杰「美化美国、拥抱美元，就像当年中国人崇拜苏联一样」。余杰说钱理群忽视了美、苏在政治体制上的根本差异，所以对他的批评无从谈起。余杰对美国的看法，正如丘吉尔所说，只有最不坏的政府，他本人也认为美国不是最理想的制度，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他说作为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他对美国也有批评。有些人骂他是「一夜美国人」，他认为「这是根本不了解我的基本立场」。

即使目前人在旅途，余杰对处在困境中的同道中人，仍充满人文关怀。他特别提到在他动身赴美的前几天，北京「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和张宏海，分别被重判十年和八年有期徒刑。他说:「他们都是跟我同龄的优秀学子。这四位青年仅仅是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起思考和写作，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说，在华府访问期间，他已就「四君子」事件向美国国务院官员陈情，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命运。他谦称，杨子立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美领奖，「我所做的一切，跟他们相比如同沧海一粟。」

＊一夜之间完成「成年礼」

沿着余杰成长的足迹，回顾他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他的人生轨迹和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

1973年10月3日，余杰在「天府之国」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偏远而山青水秀的小镇出生。他从小寄居在外公、外婆家，外公是中医师，家中藏书甚丰。文革时，外公将外曾祖父留下来的几箱子线装古书藏在阁楼的夹层里，侥幸逃过了红卫兵的搜查。

正是这些线装的古书，成了余杰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读物。这些古书中，有《诗经》、唐诗、宋词、楚辞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从中汲取大量的文学养料，进入文学世界。

平原优美的大自然风光和泥土香，也滋润了他的文采风流。少年时代，他在蒲江中学（前身为南宋鹤山书院）受到良好教育，开始尝试写作。从13岁起直到中学毕业，早慧的他已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

1989年6月，16岁的余杰正在念初中三年级，北京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也燃烧到他居住的小镇。

他回忆:「我的一位最尊敬的老师，在中学校门口，贴了一张为大学生们募捐的信。那段时间，每天晚上10点，我上完晚上的自习课后，走过一段长长的泥泞山路，回到家中，就躲在被窝里，打开小收音机，如饥似渴地倾听美国之音、英国BBC和法国广播公司等电台节目。

「通过缕缕电波，我彷佛来到汹涌着民主大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彷佛与那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们一起呼吸，一起吶喊，一起静坐，一起哭泣。6月4日，我在电波中听到了枪声，听到了惨叫，闻到了屠杀的血腥。」

就在那一晚，余杰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他在泪水中看清楚了是与非、善与恶、黑暗和光明。「那座中共享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既是母亲的孩子，也是六四的孩子。我与六四之间联结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六四，我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的猪圈里的猪，对自己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一无所知。」

那天晚上，余杰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考上北大，因为那里有我的兄弟姐妹。」

余杰由此想到俄国大文豪赫尔岑在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当时，沙皇当局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当场处死五个12月党人的领袖，那时赫尔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但与当时最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感到最深切的耻辱、痛苦和愤怒，他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

他强调，之所以引用赫尔岑的故事，并非是将自己与他相提并论，他想说的是，他与赫尔岑一样，在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次精神的炼狱，一次灵魂的洗礼。「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拒绝谎言。」

1992年，在没有任何后台背景支持的情况下，余杰凭个人努力，如愿考上大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再攻读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北大七年，他如饥似渴的学习，从教授和图书馆那里，获得更多的文学知识，如鱼得水，终身受益。

余杰钟情北大，除了「六四情意结」，还与他追求「北大精神」有关。100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万千学子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

＊成名作《火与冰》

1998年，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这也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行文老辣，颇具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锋芒毕露，甫出版即受到思想文化界的广泛重视，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他也被封为「1998年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接着，他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吶喊》和《说，还是不说》等力作相继问世，继续他一贯的怀疑精神、批判立场和边缘姿态，对中国当下现实直接针砭，独特的见解和青春之气跃然纸上，字里行间灵光闪烁。他的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曾获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

至于何为「抽屉文学」？余杰得意地说是自己「创造的概念」，因他一些尖锐的作品经常触怒当局，一时没办法发表，只好锁在抽屉里等待时机。所以他自认满意的作品，常常要在抽屉里呆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几经曲折才能重见天日。

余杰的「异数」还在于，大陆当局要封杀他的作品，但由于他的书畅销，有固定的读者群，出版社经过市场评估后，认为有利可图，愿意冒险打擦边球帮他出书。也有的出版社是基于开放立场，希望推动文学繁荣，也都愿意为他出书。尽管他每出一本书，都一波三折，但最终仍能出版。

在目前已面世的13本书中，他比较喜欢哪一本？他说每一本都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像自己「十月怀胎」的孩子一样，都非常有感情，很难偏心说喜欢谁多一点。而他最喜欢的一本，则是未来计划要出版的书，就像球王比利说的那样:「最精彩的球要待下一次才出手。」

《压伤的芦苇》是余杰的随笔集，写出自己对人生的思考。自传式小说《香草山》，用书信体形式，讲述了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他坦言书中男女主角的情书，就是自己当年与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恋人宁萱的往来情信，此书一返他平日的锐利之气，换之以缠绵文字。

《老鼠爱大米》是余杰另一本评论文集，分「屐履」、「读书」和「沉思」三卷，象征作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缩影，张伟国评论说，这本书与读余杰其它文字一样，字里行间，不时被他横溢的才情打动，被他的思想火花激荡，「尤感欣慰的是，这本书更多的表露出他对人、人权、人的尊严、人的本性、人的精神、人的教育等一切与人有关的社会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及其满腔热血的关怀」。

＊挑战文化名人余秋雨

余杰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发表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质疑大陆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引起文坛热烈论战。余杰对大陆现实直接的针砭、对西方文化借鉴性的思考、对感情世界的探索、对中国文化史的挖掘等方面，均有新颖独特见解。评论界惊叹:「余杰的文字是世纪末中国文坛具有青春之气的鲜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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