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借秦晖文送给出访前的余杰小伙子。

   我要说的秦晖文章余杰肯定是看过的，不只一篇，但主要是这一篇：《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秦晖的重要文集《问题与主义》的开卷第一篇。文章一开始就重重地摆出来一个问题：黄兴涛、杨念群与刘东、王元化们所作引进西人著述的意义分殊。秦晖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今天西方对中共中国的态度主要是商人型的，比起近代的西方教士型态度来，已经大大不如了。

   余杰即将应美国官方的邀请赴美作短暂观察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值得中国进步知识界关注的青年学人受邀访美，这是近年第二例了，第一例是余世存。余世存因为比余杰大几岁，对许多现象，包括对中国进步知识界的落后、萎琐和一些微妙的文化商业行为，都有很清醒、深刻的感受，也能够差不多直言不讳地用他独特的语言加以解剖、批评。余世存是中国思想界对苦难体验得最为独特、深沉、全面的一位，就是将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妨碍我的这一判断。遗憾的是像秦晖一样，他的文字不是很适于传播，加上对著述不是那么感兴趣，他十分注重行动，于是生活得不免淡泊、艰辛了些。1999年，有一次我读了余世存的文章，立即请能与他联系上的朋友设法劝慰，我怕他抛弃这个黑暗的世界——那至少是性情、气质上的一种合理预感。余世存在美国对美国是有批评的，在欧洲也丝毫没有“旅欧”的心情。余杰在性格、气质上面就大不同了。

   熟悉我的青年朋友都知道，面对一些大学生对余杰的批评，我是用心为余杰辩护的；面对南京民间基督教人士对他们的兄弟余杰的批评，我则保持沉默——怎样与信教的朋友对话，我至今不得法门，甚而颇感拘束。中国的大学生能够出现余杰，我当然非常清楚：是多么的难得呀！顾准曾对“才气”表示过不敬，台湾的李敖是有“才气”的，大陆的余秋雨是有“才气”的，韩少功、孔庆东推崇的新左“三博士”……是有“才气”的，有“才气”的人最容易轻视制度、常识理性，最容易走到刘小枫或者钱钟书那样的“炫（玄）学”套路去，最容易回到旧式文人的小我满足。但是这一切与才气本身当然没有必然联系。我曾经与香港的朋友说：我这辈子怎么独上高楼、为伊憔悴也不可能写出刘晓波、余杰那样好的文章了。我并不止一次与朋友说到：有刘晓波的文章读，是此生的幸福。（当然，中国还没有出现我企望中的“历史性文本”——中国最急需的当然不是文本，文本是没有行动时的心理需要。6月3日中午我与南京一作家朋友通话时这样说。）

   “才气”还很容易与“商业”联姻。“商业”本身当然不是坏的，书商贺雄飞对中国的推动有目共睹。但“商人眼光”有着天然的局限性，中共将政治犯作为商贸筹码，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商人是不是利用着“奸商中共”呢？只要在中国有钱赚，就不怎么关心中国劳工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相反，将中国没有独立工会、农会，视为中共的无上馈赠，对人权、民主、自由、法治至多只有服务于利润意义上的考量，是不是这样呢？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极度关注公正的秦晖式自由主义者，尽管无法行动，但思想上没有不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外商人眼光”的！

   1999年，我提出“联合国精神”，从那时起，我基本上抛弃了“中西对置”的话语模式。联合国精神甚至与现实的联合国不相统属，一个连卡扎菲、萨达姆、金正日、中共核心都可以人五人六的“官方组织”，与“联合国精神”（人权至上）有什么关系呢？法国与《人权宣言》有什么关系呢？谋杀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的利益集团与《独立宣言》有什么关系呢？潘恩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君主立宪有什么关系呢？“天安门母亲”与“发展中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在这里我有了笛卡尔的灵肉分离论倾向，但是，如果余杰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带了笛卡尔方法进入美国。当然，我这些话都是因为记住了不仅是秦晖的“审美”观，针对具体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的。

   从踏上美国的那一刻起，余杰就一定要为新左派加给他的“亲美”帽子辩诬。我的老师、颇有思想政治智慧的郭罗基先生，去美后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我的兄长、与我的老师发生了严重争论的徐水良先生，去美后仍然留着“新人本主义”的宏大理论构想（我特别注意到他的私有化并不必然有利于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这些应当都与对美国的零距离感受有关吧？我注意到余杰将就“中国转型中的暴力问题”发表演讲，我希望他能够就“商人眼光”也发表演讲——我的基督教朋友们口口声声责难人性，我要劝基督徒余杰：不要这样说，应当设想“后现代问题”主要要解决的困难是“商人眼光”！“中国的‘商人眼光’”则基本上是一个前现代问题——余杰走到哪里，就要将最近发生的“孙大午事件”揭露到哪里！

   限于篇幅，就说这些吧——祝余杰往还平安！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6/11/2003 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