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观看西方各种竞选的电视新闻的时候，常常感慨于他们的政治人物长于上镜、妙语连珠的风采。现代传媒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政府、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同时它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体现。因此，在西方，一旦你选择从政，你就得天天跟传媒打交道，甚至还得接受专门的"形象策划"和"形象包装"。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员们却少有此种训练和素质，许多官员在镜头面前要么显得笨拙僵硬、要么就是表演过度，因此根本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支持与喜爱。

   让我耳目一新的一位高级官员是龙永图。在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栏目特别策划的节目"2002·世界经济年度报告"中，作为"特邀观察员"出现的龙永图表现得十分耀眼。由一名副部级的高级官员出面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世界经济走势，在中国的电视上还是第一次。坦率地说，龙永图的长相算不上"英俊"，他如果与潇洒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久相比，甚至还有点"丑"。但是，在"其貌不扬"的背后，龙永图却有学者的渊博、官员的沉稳和新闻记者的敏锐，以及由此三者结合成的一种特殊魅力。在点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象的时候，他能够超越教条主义的束缚，打破保守思想的干扰；他不像某些官员那样居高临下，又不像某些经济学家那样故作高深；他既有指点江山的激情，又有切中肯綮的剖析。因此，在我看来，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中，龙永图与其说是一位"特邀观察员"，还不如说是一位"特邀评论员"--我们的电视上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评论员"，我们的观众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评论员"。

   龙永图，1943年6月生，湖南人。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后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78年开始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此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1997年2月，龙永图担任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在漫长的谈判中，他飞往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五十多次，几乎是"黑发人谈成白发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外国人说，可能你做的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中国终于叩开了世贸的大门。龙永图坦言，在最后的时刻，他的感受不是欣喜而是折磨："当时的谈判文件八百多页，每讨论一个段落，主席就问有没有人不同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又要重新来过。当时他一段一段地敲锤子，每敲一下我心里就'砰'的一下，几百段地敲下来，真是没有心脏病也被敲出心脏病来了。最后一记锤声，总算把我解脱了。但我的角色还转不过弯来，总觉得说不定又有什么意外要发生。"

   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龙永图说过几段很有意思的话：

   世贸组织好比一个党支部，美国现在是书记，中国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美国担心中国以后会跟他作对，于是趁你要求入党时好好考验一番。一个大块头和小块头发生矛盾时，大块头总喜欢把小块头拉到阴暗角落里单挑，小块头则希望到人多势众的地方找人主持公道。目前我国经济比较弱，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强，一对一解决我们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当然希望把问题拿到WTO多边机制中去解决。

   整个谈判都是一个互相让步的过程。有人认为哪怕后退半步就是卖国，其实只要你不是以自己国家巨大的利益作代价，那么为了求得一种双赢的局面，就必须做出一些调整。

   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一个工业的发展必须由国家保护起家，这完全是个过时的观念。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越是在开放的环境里，工业才能更具竞争力，就像打篮球，如果成天是山东对山西，河南对河北，在国内打得热热闹闹的，但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的篮球队。

   在我看来，龙永图"赤裸裸"地说出以上这些观点，显然需要不小的勇气。在今天的中国，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强大无比的既得利益集团，倡导"改革"很难；在今天的中国，面对千年闭关锁国的惯性和天朝大国的心态，倡导"开放"更难。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这间古老的屋子里，要想搬动一张桌子也要引起流血。因此，像龙永图这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注定了会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前些年，有不少人痛骂他"卖国"--在中国，最可怕的帽子就是"卖国贼"了。龙永图的处境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对外据理力争，对内饱受攻击。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不难猜测，以上的那些"龙氏妙语"，如果落到某些以"清流"自居的人手中，立即就能变成"卖国"的"铁证"。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就意味着选择一条悲壮的人生之路。

   日前，龙永图辞去了外贸部副部长的职务，改任非官方的博鳌论坛的秘书长。对此，文钊在《中华工商时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龙部长的声望在中国入世的时候上升到了极点，他无疑已经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高峰。如果不是相信博鳌论坛能够给他创造另一个事业平台，相信这样一个平台能够给他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满足感，甚至帮助他达到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年届六十的龙部长何必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因此，文钊认为，龙永图此举不是"退"，而是"进"。我部分地同意文钊的观点。但我同时又认为，以龙永图的才华和资历，他本该在政府序列中担任更重要的职位，在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发言权。然而，在中国入世刚刚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功成身退"，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龙永图的人生轨迹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晚清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一个半世纪以来，"开放"对于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像"鸡肋"一样的问题。今天的龙永图们不再遭受昔日的李鸿章们的屈辱，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之一。当年，当文官集团沉湎于"西学"与"中学"、"本"与"用"的争论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两次对话更让后人感慨万分。

   1885年2月，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向本国方面发表了对对方的评估。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伊藤博文则认为：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来看，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伊藤博文的这番谈话，中国方面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不久即看到了。看到了又怎样呢？中国并无改变，一切都被伊藤言中了。1895年3月，在甲午惨败之后，李鸿章来到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次，两人又有一番对话。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回答说："维时闻贵大臣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

   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未来"，从李鸿章到龙永图，我们绕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才明白这个真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未来"，龙永图所谈论的一切，归根结底无非就是这句话。如今，龙永图选择了非官方的博鳌论坛作为"二次人生"的平台，并且表示："如果过去自己的定位是在中国，那么今后的定位就是在亚洲。"让我们祝愿他成功。

   2003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