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的夜晚，我一边听中央电视台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边读王开岭的新作《跟随勇敢的心》。王开岭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些伟大的心灵、一些伟大的著作，这些伟大的心灵和著作像星辰一样照亮我们，像火焰一样温暖我们，“他们是锐角，暗夜中最嘹亮和惊险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钢钉、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是黑夜中最黑、最毒、最凶、最险的东西……他们是诗人，是作家，更是斗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真正的爱国者和人道者。”我被打动了，我觉得书中的文字仿佛在与音乐会中最动人的交响乐一起呼应、倾诉、回旋和呐喊，与金色大厅一起闪烁和荣耀。《跟随勇敢的心》副题为“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而我一直以为，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在咀嚼什么样的精神粮食，就可以洞察他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灵。这一次，王开岭没有让我失望。

   当许多中国文化人都在煞有其事地呼唤“有体系”的、“原创”的“思想”的时候，王开岭却通过讲述索尔仁尼琴、奥威尔、加缪、伯尔、克里玛等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天中国最匮乏的并不是貌似高深的“思想”和“学术”，而是直面现实、言说真相的良知与勇气。说出“常识”并不需要多么深奥的思想，却需要开罪于权力者的勇敢。对于那些“勇敢的心”，王开岭选择的是跟随而不是回避，是景仰而不是拒绝，是赞美而不是嘲笑。然而，今天大多数中国作家却已经沦落为《皇帝的新装》里的弄臣和小丑。在我们的书籍、报刊、电视和网络上，充斥着滔滔洪水般的假话、谎话、套话、空话、歌颂的话、献媚的话、言不由衷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和自欺欺人的话。连提倡说真话的巴金老人也并没有说出多少真话，更何况那些以“躲避崇高”自诩的后辈呢？多年在一间阴冷的地下室中读书和写作的王开岭，却正告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左右逢源、名利双收的文化人说：如果没有一颗勇敢的心，你们就不可能被历史所记住、被历史所感激。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与俄罗斯一样深重的苦难，我们却没有诞生一个我们自己的索尔仁尼琴。在面对那无边的苦难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配得上承担这种苦难？”而“龙的传人”们却在揣摩“如何坐稳这奴才的位置？”

   是做“深水鱼”，还是做“浅水鱼”？是在黑夜中寻找光明，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索尔仁尼琴把自己比喻为一条“深水鱼”、一头固执地去顶橡树的“牛犊”。黑暗是存在的，然而最可怕的并非黑暗，最可怕的是习惯黑暗并歌颂黑暗；镣铐就在身上，然而镣铐并非最痛苦的折磨，最痛苦的折磨是什么呢？“不能浮出水面，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不能用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尤其不能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而是把他们白白拱送给敌人去毒化、去‘培养’——这是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深水鱼’们每天都遭受着的炙烤和煎迫。他们几乎听得见灵魂咝咝冒烟的焦糊味……”有多少中国作家会感受到这样揪心的痛苦呢？“多乎哉？不多矣。”在同样的绝望中，中国诗人食指写下了《鱼儿三部曲》，其中有如下几句——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食指疯了，索尔仁尼琴却目睹了帝国的崩溃。当圣火复活的时候，黑暗只好仓惶逃遁。石映照在《苏俄流亡者的复活》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为什么这么黑暗?现代极权统治如何轻易地就毁灭了这么伟大的国度?作为观光客的罗曼·罗兰说不清楚，研究权力异端的茨威格也说不清楚，它需要一批来自这个国度的真的勇士和警世者的努力，《日瓦戈医生》这样做了，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紧随其后，然后还有扎米亚京，他的流亡成果是《我们》。”确实，自由只属于那些有勇气追求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人，自由从来不会自动降临到那些企图“守株待兔”的人身边。当年，在克格勃特务们阴毒的目光下，索尔仁尼琴义无反顾地宣称道：“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是的，他的笔就是一把铁锹，撬动了帝国用花岗石建造的基座。

   在《跟随勇敢的心》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主题——“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个主题是由一个小故事引发的：苏联东欧的专制制度崩溃之后，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好奇的局外人大概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熬过来的？这位平时嘻嘻哈哈、性格活泼的女生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这哭声引起了远在万里之外的王开岭的思索：是的，“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和各种威胁打交道的严峻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良知面临诘问与挑战的精神性质疑，因为它还有另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问答。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庆幸与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无论是加缪《鼠疫》中那些侥幸的幸存者，还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生活在“老大哥”阴影下的人们；无论是写下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的高尔基，还是写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昆德拉……

   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留在祖国”。王开岭认为，对该问题作出了“最有力和最让人信服的回答”的是捷克作家克里玛。克里玛是这样说的：“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在这里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更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作为一位作家更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漠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对国外能享有的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创造它，因此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正如我不可能感受到他们国家的悲哀一样……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我熟悉并理解它的历史……”正如丹东所说的“我不可能把祖国放在鞋底带走”，克里玛选择了留下，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以勇气为写作的源泉，以信仰为生命的支柱，他不惧怕更为艰难的“内心的流亡”。克里玛不愿意离开，是因为爱；他不愿意说谎，也是因为爱——爱街道上的鹅卵石，更爱走在鹅卵石上的每一个坚忍不拔的同胞。对此，王开岭评论说：“‘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也就是说，之所以选择留守而非流亡，就因为‘我’想亲手参与自己国家的‘创造’，之所以没有率先踏上自由之路，就因为‘我’有一个梦想：要把生命和信仰的种子，最直接地埋植在这块土地上，要亲眼看到贫瘠的它是怎样一点点升起自由、尊严和力量……就像一位农夫，只有吃到亲手栽的蔬菜、亲手烤的面包，他才会欣慰而笑，才会获得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地器重自己。”让人欣慰的是，克里玛和哈维尔都迎来了这一天，自由像阳光一样抚摸着他们皱纹深深的脸庞，“亲手创造”的幸福充溢着他们的心房。他们用生活和写作证实了人身上存在的高贵性，他们用生活和写作申明了一个永恒的信念：虽然不是每一个农夫都能够吃到自己种植的香喷喷的粮食，但是收获的那天最终会来临，你的朋友、亲人和子孙都将享受到你的福荫。他们都会对你的劳动和奉献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愿意与王开岭一样，成为那些勇敢的心的不悔的跟随者。

   1/29/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