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贾平凹说过，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有一次，他去火车站接作家莫言，打着写着“莫言”的招牌。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话。原来，人们以为他在做一个行为艺术，人们把“莫言”理解为“不要说话”的警告。那真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后来，莫言还念念不忘那天的场面。１５年以后，他还在新作《檀香刑》的后记中写道：“我还应感谢１５年前他高举着题为‘莫言’两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上迎接我、把周围的人吓得不敢说话的一段情谊。”　

   　　平常出门的时候，贾平凹经常提着一个提包，这是一家聋哑学校送给他的。他每每把包上印着的“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他倒觉得很自在。　

   　　我很羡慕贾平凹有这样一个印着“聋哑学校”字样的普通布包。我也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而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却又不得不说话——因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全都是“话篓子”，客人一上车，他们便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他们从国际新闻谈到国内新闻，再从全国大事谈到北京大事，最后才是谈论天气变化和交通状况。他们有鼻子有眼睛地谈论小道消息时，仿佛刚刚开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乘客来插话、来询问、来配合。如果乘客不搭理他们，他们说话的兴致受挫之后，说不定会气得猛踩油门横冲直撞、或者干脆绕上一大圈路。他们认为“说话”是表达“热情”的方式，我却认为“说话”是一大苦差使。我宁愿把眼睛一闭、把嘴巴一关。我不是害怕“言多必失”，而是希望在宁静中进行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大学和书店里，跟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也是不加选择地说自己的心里话，既容易得罪人，又给自己带来“狂妄”的名声。但是，我依然不愿意训练自己的说话“技巧”，我永远也学不会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字斟句酌、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我不会揣摩并迎合谈话对手或者听众的心理，大多数时候，我宁愿选择“倾听者”的身份；如果非要开口，我也只是一个“自言自语者”，而不是一个善于交谈的人。在许多公开场合，我更是不善于说话，尤其是在面对摄影镜头和诸多听众的时候。我不会说违心的话、虚伪的话、附和的话、拐弯抹角的话、虚晃一枪的话、表里不一的话，我只会说自己内心的话。电视台请我去做过几次“嘉宾”，我说的几句老实话却怎么也跟现场的气氛不协调。后来，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的那一段话几乎全部被剪掉了，电视台的朋友责问我说：“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说话？”我只好深表歉意地说：“非常抱歉，我只会以自己的方式说话。”相反，我倒觉得电视台的那些主持人、尤其是那些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们，简直就是一类我无法理解的动物———他们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说假话、空话、套话呢？他们是一群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说假话、空话和套话的时候，不仅不会感到痛苦，反倒感到快乐；不仅不会有良心上的压力，反倒会有功成名就的崇高感。

   　　我不喜欢口头上滔滔不绝的人。最近读到卢跃刚写的关于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报告文学《东方马车》，其中写到了新东方老师们的口才，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过他们的授课，但书中的描写已经让我身临其境。比如口才最出色的徐小平，他的语汇里没有中性词———“伟大！”、“绝了！”、“深刻！”、“极致！”、“辉煌！”、“无与伦比！”、“美仑美奂！”、“登峰造极！”都是用惊叹号才能结尾的词语。他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经常不客气地说：“不好意思，我是这方面的天才。”好像他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似的。他兴之所至妙语连珠，什么“推开领馆这扇窗，看到签证多凄凉”、什么“山穷水尽无签证，柳暗花明有小平”。新东方的主帅俞敏洪说：“小平只要一出场，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声。”　

   　　这样的一种“英语传销”让我头皮发麻，这样的一种“领袖语言”让我不寒而栗。这种地毯式轰炸的语言，足以让学生半天找不着北。李阳的“疯狂英语”使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我宁愿学不好英语，也不会让自己“疯狂”的。语言的膨胀往往会带来内心的膨胀，独裁者们通常都是运用话语的天才，希特勒的演讲能够让素来重视理性思维的德意志民族都成为疯子，可见语言的破坏性有多大。　

   　　那么，我愿意继续对那些太善于说话的人保持警惕，我也愿意继续向自称不会“说话”的贾平凹学习。

   9/3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