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狐狸洞”与“包二奶”

关于“狐狸洞”还有一个传说：南宋年间，大理学家朱熹曾经在武夷山聚徒讲学，一时间门徒兴盛。由于原配夫人不在身边，日常家务让老夫子不胜繁杂。恰好在这时，当地有一个胡姓的美貌少女，因仰慕夫子的才学，偷偷来到书院，一边听讲，一边帮助照料夫子的日常生活。日久生情，两人不是夫妻却胜似夫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包二奶”）。

然而，朱熹乃是一代理学宗师，白天在课堂上讲大道理，晚上在后院里行苟且之事，毕竟有损于清誉。消息传出去以后，其他学派的学者对其大加指责。消息传到京城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下诏过问此事。眼看自己即将身败名裂，朱熹一筹莫展。好在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大弟子。大弟子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胡”者“狐”也，将小女子扣上一顶“狐狸精”的帽子，不就能够解救老师了吗？于是，大弟子上奏朝廷说：老师的品行无可指责，有风言风语乃是因为山上狐狸精太多，有的狐狸精企图勾引老师。但是，老师依靠其理学修为将狐狸精逐出门外，使得这些精怪再也不敢前来骚扰学堂。于是，一桩丑闻被描述成朱熹美好品行的彰显。

老夫子倒是“顺利过关”，但是，以身相许的小女子却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这名胡姓女子刚一出门，便有乡亲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狐狸精化、是妖怪。大家突然像躲避病毒一样躲开她。在羞愤和忧郁中，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子不到三十岁便去世了。后来，朱熹为了纪念她，便把她葬在武夷山最美丽的这座山峰上，后人戏称为“狐狸洞”。

我相信，这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语文”，姑且听之，不可信之。不过，我一向讨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他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人格分裂，心灵扭曲，一生做戏，从来没有活出过真实的自我来。胡姓女子是无辜的，杀害她的正是朱熹的学说；而朱熹本人却逃避了外部舆论的压力和自我内心的反省，成就了完美的道德和文章。儒学是吃人的学说，朱熹是千古的罪人。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当地县民的婚娶习俗非常自由，不拘聘礼，自行结合。朱熹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乖违礼典，渎乱国章”，将会“稔成祸衅”，下令予以禁止，并申奏朝廷，请求颁布正规的“婚娶仪式”，以对民间自由婚娶的行为严加约束。接着，朱熹又下令在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其行动有声，便于察觉，以防其“私奔”；下令妇女出门必须以巾蒙面，只留孔隙看路。这一道道命令，如同一道道枷锁，结结实实地套在了属民的头顶上。有论者评论说：“这与刚刚覆亡的塔利班政权所做出的一系列规定，可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不难想见，如果朱熹仅仅是个主簿，而不是拥有强大人格力量的学问家、教育家，恐怕他的学术观点就不那么容易转化为社会实践，更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与文明造成如此久远的影响。朱熹给中国社会与文明套上的枷锁，并不止于这些。他的最终目的，是把人们都变成不会反抗、只会服从的活机器。”这个流氓老夫子，虽然管不住自己的性器，却热衷于管制别人的性交和爱情。我猜想，他一定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可怕的是，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却成了主宰中国数百年伦理教化的“理学大师”。

从古到今，“二奶”们都是首先被吞噬的一个若势群体。包括胡姓女子在内的历代“二奶”们，都遭到了礼教力量的“妖魔化”。在“二奶”多如乱麻的现今社会，人们毫不留情地对那些贪慕虚荣、甘当“二奶”的女性进行道德上的指责。但是，更应该指责的，难道不是那些利用金钱、权势和名望来“包二奶”的男人（包括朱熹朱大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属于官爷和款爷）吗？对于这群悲剧的“制造者”们，舆论却一直保持着让人羞辱的沉默。“包二奶”的男人们，一般都是直到东窗事发之后，才被揭发出有“包二奶”的恶行。我仔细一想，原因很简单：大官和大款们都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男人。正如正史中不会出现对朱熹的指责一样，在现代的媒体上也难以看到对那些“包二奶”的“成功男人”的批判——除非他已经垮台。

与朱熹妖魔化“二奶”的故事如出一辙的“现代版本”，是原四川省乐山市的副市长李玉书的故事。日前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判处死刑李玉书，曾经包养了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情人。这个名叫刘雅丽的女孩，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个偏僻山村。十五岁的时候，她就来到成都打工，在一家海鲜城当领班。1999年4月的一个傍晚，刘雅丽结识了前来海鲜城用餐的李玉书。第二天下午，李玉书打来的传呼，邀请刘雅丽到喜来登酒店吃饭。在酒店的一个包厢里，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李玉书谎称自己是新加坡来华经商的商人，并许诺说，他可以帮助她赚到很多钱，并帮她开个店。有这样的好事，刘雅丽当然求之不得。当晚，她陪李玉书喝了很多酒，并且任由他的摆布。

1999年6月，李玉书以刘雅丽的名义在成都丽都花园买下一幢价值61万元的豪华别墅，两人开始同居。而此时，刘雅丽也知道了李玉书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竟在不经意间傍上了一个高官，心中不由一阵狂喜。而身边有了美人做伴，李玉书仿佛找到了再生的感觉。作为成乐高速公路总指挥，李玉书每天一下班，就通过高速公路飞车赶到成都与小情人过夜，天天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两地之间。三个月后，他将刘雅丽的户口从攀枝花迁到成都。除此之外，他还花107万元在成都百花东路为刘雅丽购买了一处旺铺，开了一家“悠悠茶坊”。另外，他还为刘雅丽买了一辆白色富康车。

靠上李玉书这座大山后，刘雅丽就像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然而，她发现李玉书这个大人物的心眼小得连一根丝线也穿不过——即使外出购物，也要事先向打电话请假，说明外出的时间、地点等，回家后再及时销假。李玉书还在卧室里偷偷安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监视刘雅丽的一举一动。两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刘雅丽实在无法忍受李玉书的折磨，便哀求他给自己一点起码的自由。然而，李玉书却无耻地提出赔偿二十万元再分手的要求。刘雅丽最后想到了死。2000年5月29日凌晨，她匆匆给父母和李玉书写下两封遗书，一边哭喊着，一边掏出安眠药吞进了肚里。随后，她又举起水果刀就向自己的双腕动脉割去。这一幕恰巧被回屋取公文包的李玉书碰到，他慌忙叫司机把刘雅丽送进了医院。2001年6月10日，尚在康复之中的刘雅丽就听到了李玉书因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消息。

李玉书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不久，刘雅丽的小车、洋房就被依法没收了，她只好另外租了一间廉价的房子安身。此后，李玉书的亲戚三天两头找上门来骂她，找她的麻烦，都说是她害了李玉书。无奈之下，刘雅丽不得不凄凉地离开了这座给过她荣华富贵，也给了她无尽痛苦的城市。就在此时，她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流落到四川省雅安市，为了能顺利生下孩子，她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为了省钱，她经常挖些野菜做口粮。2002年1月18日下午，刘雅丽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死刑……”消息还未看完，刘雅丽早已支撑不住。由于恐惧、惊慌和不安，她一头栽倒在路边，被附近村民送进了医院。这一摔，她永远地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我不知道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如何开始她新的人生道路。从李玉书的家人到大众传媒都参与了对她的“妖魔化”。最让人愤怒的是李玉书的家人，他们居然指责一个弱女子将他们的市长丈夫、市长爸爸拉下水，这其实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祸水论”在作怪——反正女性是没有话语权力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她们的身上吧。那样，作为始作俑者的男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于自己的人生悲剧，刘雅丽当然要承担一份的责任；但是，谁有权利将李玉书的罪孽依附在她的身上呢？

从朱熹到李玉书，都是儒家文化酱缸中培养出来的蛆虫。虽然一个是学术大师、一个是地方父母官，但在他们骨子里都一模一样。正如学者熊晋仁所指出的那样，礼教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目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则，经由汉武帝的赏识，它逐步与君主专制政权合流。礼教的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而仁道的真精神则被普遍的恐惧、暴虐、虚伪所消解。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构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观园。这是中国的大悲哀，这种悲哀在谭嗣同、鲁迅身上达到了近乎绝望的极致。对“二奶”的“妖魔化”正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吃人”的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狐狸洞”的黑暗，足以让儒家所有冠冕堂皇的典籍都原形毕露。

9/6/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