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网络上下的“杀人”

这种游戏是远在美国硅谷的华人发明的：一群人坐在一起，通过抽牌秘密产生出少数“坏人”和多数“好人”，“坏人”的任务是在“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尽量隐瞒自己，杀掉“好人”，直至把“好人”都杀完；“好人”的任务是尽快找出这些杀手，维护正义的力量。全部过程在一个法官（主持人）的引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当国内互联网业热起来的时候，“海龟”（海外归国留学生）们也将这个游戏带了回国。先是传遍了网络公司和计算机企业，然后是媒体和演艺圈，现在则有征服所有写字楼的趋势。

紧接着，一个名叫“网上杀人坛”的网站也隆重开通了。版主堂而皇之地介绍说：“这是网络上新开辟的杀人场所，开坛者就是主持人，杀手有密谋区。进入情境之后，你将发现，在网络上杀人比在现实中杀人更神秘，更艰难，通常过程也更长，一玩几天是常有的事。”

我想，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发明这类游戏的天赋，洋人看了之后一定会叹为观止的。这大概又能为中国人增添一项吉尼斯世界之最了。然而，我却对“杀人游戏”发明者和热衷者的心态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如此喜好“杀人”呢（尽管是“虚拟”的，也折射出他们实际的想法来）？他们的内心深处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烈的杀气？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古龙武侠小说中说写到的“杀气”，它让我透体生凉、浑身战栗。我们是读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大的，这些“古典名著”中描绘最多的就是阴谋和杀戮。弱者的生命随意地就被强者所剥夺了——谁让你是弱者的呢？其实，中国很早就产生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雏形，所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一下子就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我们的童年很少接触到安徒生和格林写的美丽童话，我们很少体验到那些优美的文字背后的爱、同情和怜悯。我们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身边的人们，仿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长此以往，我们对杀戮和鲜血逐渐麻木了，我们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珍惜和尊重，我们因为自己的“坚强”而感到骄傲。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些与生命的消逝有关的惨痛消息：某某矿井坍塌了，数十名矿工丧生；某某歌舞厅起火了，数百人葬身火海；某某大楼倒塌了、数十个工人死亡；某某船只沉没了，数百人被大海吞噬……然而，对于这些消息，没有多少人会留意、会惊诧、会愤怒、会悲哀。我们轻轻地就翻过了那页报纸。

我们的血液里孕育着粗暴、狂野、凶残的种子。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留学海外的“精英”们，也没有摆脱传统文化打在心灵上的烙印。虽然在科技含量很高的行业里工作，他们的心灵世界依然是一片荒芜。他们的智商可能极高，情商却可能极低。这一巨大的落差，导致了“青年才俊”们的精神处于不健全的、甚至是扭曲的状态。他们在“杀人”的游戏中体验到至高的快乐——可悲的是，这是他们的生活中仅有的快乐。我想追问：我们为什么要玩“杀人”的游戏，而不去实施“爱人”的行动呢？

就在我发出这样的追问的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一个曾经担任外企高级程序员的年轻人，为了抢劫数千元而入室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这个网名叫“无情”的著名“黑客”，曾经参加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红客入侵美国”的“战役”。他在监狱中居然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爱着我伟大的祖国。”他似乎认为，他参加过“远征美国”的“光荣战斗”，就应当享受“特殊待遇”——至少不应当被作为普通的刑事犯。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凶残的杀人犯，我无法理解他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祖国是由具体的土地和人民组成的，祖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一个人难道可以一边声称自己爱国，一边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吗？评论家马少华分析说：“一个在网上‘爱国’的人，在网下却不能爱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似乎不符合一般伦理的逻辑，但却是一种‘伦理的现实’。这个网络才子，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而爱国正是一个高层次的情感；‘爱人’却是一个较低层次的情感，因为后者更具体、更实在，不免要去爱那些低于他的评价标准的人们——这是难事。一个谁都不爱的人，竟然误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这当然不易证明，却也不易证否；而‘爱人’则比爱国更容易得到事实的检验。所以他的网名——‘无情’——倒更准确，事实证明他也的确如此。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他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还是庭审笔录上，他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此人是网络时代“新青年”的代表，只是他心灵中的恶在某一时刻突然迸发出来罢了。而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网络精英们，内心世界其实跟“无情”先生没有重大的区别。

对于网络精英们我宁愿保持十分的警惕，他们虽然拥有超凡的知识和技术，但在心灵层面上，他们也许远远比不过贫苦的民工。

8/22/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