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军训结束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他们的世界》的文章来回忆那段岁月，那是一篇感性的文字。再后来，我读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著作，福柯是为数不多的让我产生“战栗”感的思想家。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好像专门针对我刚刚经历过的军训而写的。于是，我明白了那些掌握权柄的人士为什么要对我们实施军训；于是，我写下了这篇长文。可惜的是，在收入文集《铁屋中的呐喊》的时候，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只剩下开头的两千字了——其他部分是“不适合”在大陆公开发表的。在这里，我让这篇文章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的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它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一九七五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发出这样一段警世之言。谁在行使权力?如何行使权力?对谁行使权力?谁替个人拿主意?谁禁止个人干这件事又不让个人干那件事?谁安排个人的行动和时间?谁强迫个人住在这个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解开这一系列谜团，是福柯后半生的主要工作。

   如果说前期的福柯，人生取向倾向于“普遍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以启蒙为已任；那么中后期的福柯则将自己限定为“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发现真理与权力的纠结之后，彻底的虔诚破灭了，沮丧之余，他所做的便是对假说的探求。“我从来阔步在历史的大道上，而总是在沟壑里踟躅”，他不愿充当宗教徒、教师或认知的主体，而愿充当一无所知的禅师。他的理论是“灰色”的，但背后有“伟大思想”的“蓝天”。他的著作中充满了问号，行文不停地被“也许”、“大概”、“可能”、“仿佛”这类字眼所打断。“一个人怎能在身体政治史的基础上建构现代道德谱系呢?”这是他在《规训与惩罚》的护封上的题辞。这是福柯后期最重要的权力学著作，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赤裸裸地揭示权力问题的著作。

   翻开《规训与惩罚》，首先看到的是一段详细描述封建时代肉刑场面的文字。当时，路易十五对行刺者波·达米安处以惨不忍睹的肉刑。“他的胸脯、胳膊、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将被烧红的铁钳撕裂，他那曾持刀弑君的右手将用硫磺焚炙，那些被撕去肌肉的部位将浇以熔化的铅水、沸腾的热油、滚烫的树脂、蜂蜡和硫黄的熔融物，尔后将四马分尸，他的四肢和躯体将在烈火中烧为灰烬……”君主制度认为，公开的，残酷的肉刑将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然而，效果恰恰相反，以野蛮手段惩罚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复犯罪。

   法国大革命取消肉刑后，却祭起了新式的断头台。断头台安放在城市的广场中心地带，以吸引最大多数的目击者。但是，断头台的发明者却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平民的愤怒从罪犯移到惩罚执行者身上，杀戮成为诱发民众骚动的催化剂。以血止血的思路，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流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

   时至今日，中国的中小城镇仍然可以见到对罪犯的“游街”情形，。一般是几辆警车开道，警笛长鸣，后面是庞大的解放牌军车。车篷去掉，左右两边面向外排着两行罪犯。罪犯头发已剃光，着囚服，胸前是标明其身分的木牌或纸牌，用毛笔大字写着“抢劫杀人犯×××”、“强奸犯×××”等字样。若是死刑犯，则在其名字上用红笔画上一个巨大的“×”，以示除名。我在小城曾无数次见到这样壮观的场面，观看这些场面曾经是我和同龄人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执行死刑一般在城外数里的森林或者荒地里进行，涌到那里去围观的群众如潮水一般，对此场面的津津有味的讲述则是小城人发泄过剩精力的手段。

   学者迈克尔·瓦尔泽在《米歇尔·福柯的政治观点》中指出：“自由国家保留了它对纪律各种要素及监禁机构的限定，而这种保留就等于加强了这些要素和机构的内在规则。相比之下，独裁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藐视这些限定，把教育变成说教，惩罚变成压制，教管所变成监狱，监狱变成集中营。”在前两年所谓的“严打”（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嘲弄）期间，我还见过一次盛大的游街活动。其中，一名杀人犯是我童年的伙伴，他是个无业青年，一天喝醉了酒，在卡拉OK厅门前闹事，与老板发生争执，一位好心人上前来劝阻，他猛然拔刀把对方给杀了。这天，在他执行死刑前，被拉到闹市区最后一次巡游，远远地，我看见囚车上昂着头的他，目光呆滞，一脸茫然。他眼角的余光扫过人群，不知是否看见了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敞开的壮观场面跟罪犯，跟惩罚已经无关，它成了一次盛大的节日。这从一个侧而说明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就“规训制度”而言，某些方面我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某些方面我们却还停留在前农业化时代。遗憾的是好学深思的福柯没有机会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

   法国在革命的帷幕落下之后，公开的对身体的惩罚逐步消失。现代司法体制的建立，使惩罚降低到次要地位， 改造、感化成为目标。“知识”大举进入惩罚领域，以“文明”的名义宣布自己为主宰，福柯指出：“现代灵魂和新型审判权的相关史，现代科学——司法相结合的系谱学，而惩罚权从这种结合里导出了它的基础、理由和规范，扩大了它的影响，并通过这种结合掩饰了它那过分的奇异。”现代社会在对惩罚肉体漫不经心的同时，却对控制灵魂乐此不彼。这一套思路、戴着启蒙运动以来仁慈、博爱、人性的面具，骨子里却是更加阴险毒辣的“战略”转变。

   在描述了惊心动魄的肉刑场面之后，福柯摘引了“为巴黎青年囚犯监狱”制定的规则，例如：“当看守者打开牢门的时候，第一记鼓声响了，犯人必须一声不吭地起床和穿戴。第二记鼓声响起时，他们必须穿戴完毕和收拾床铺。第三记鼓声响起时，他们必须排队到小教堂作早祷。每记鼓声间隔五分钟。”读到这段话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那一年，那不是“鼓声”而是锐利的哨声，哨声划破北国高远的黎明的天空。在哨声响起之后的五分钟之内，所有的学院必须整理好内务，穿戴整齐，来到楼前集合并准备出早操。那时，哨音将我们从美梦中惊醒，无情地催促我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所有的任务。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教官的面孔，但哨声跟他们的面孔一样严厉。

   代表着某种意义的哨声驱赶着身体，同时也控制了心灵，尽管我们并非囚徒。暴力缺席了，血腥气也消失了，然而，统治者却通过对他人思想的控制而达到其身体的屈从。如同福柯所说，“一种比酷刑有效得多的身体政治学的分析”，像鱼网一样网住了所有的罪犯和“非罪犯”。

   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他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十八世纪以来，深味此道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已经掌权的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建立起“模范”监狱。囚犯在里面不再受严刑拷打，而受严密的监视，服从清规戒律式的活动程序，接受一系列的严格操练：“强制性的运动、有规则活动、独自反省、共同劳动、沉默、用功、尊敬、良好的习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俨然也充当“帮凶”的角色，而且对这一角色沾沾自喜。十八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中，这样的心态昭然若揭，如狄更斯的小说。

   十八世纪末，主雷米·杰瑟姆发表了《圆形监狱》一书，此书一直遭到世人的忽视。福柯却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将它发现出来，他称这部著作为“人类心灵中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称作者为“警察社会的猎犬”。

   “圆形监狱”使权力成为一双眼睛。“通过透明达成权力”，越是私人生活透明的地方，权力越畅通无阻。权力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被了解。福柯揭示出，“注视的目光”比发展军备、增加暴力的作用更大。“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得到具体而细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价值。”路易丝·麦克尼论述说，在十八世纪出现的现代监狱体制中，用于犯人身体的“政治投入”的方法发展起来，并被加以精致化。在这些体制中，通过空间的控制，诸如个人的隔离、肉体的存在和活动动同化以及建立起永久而认真的监视，秩序得到了保证。约束技术也在另外一些新出现的机构体制中发展起来了，诸如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体制形成了一个“监狱群岛”（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时代，则发展成为庞大的“古拉格群岛”）。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兵营、医院，而它们又类似于监狱，这令人惊讶吗？”二十世纪以来，圆形监狱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政体。

   法国人鲍若望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在中国蹲了七年的监狱。他写了一本回忆监狱生活的书《毛泽东的囚徒》，里面的很多细节，可以看作是福柯理论的印证。鲍若望发现：“在中国，思想与行动是同样重要的，而斗争是使思想进入人的脑袋并控制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武器。”有一次，他所在的号子承担了斗争一个偷吃东西的犯人的任务。每个人每天在从田里收工以后的休息时间里斗他，连斗了三天。“从下午五点半到九点熄灯为止，我们又喊又叫，而其他号子里的犯人则自在地休息或打牌。人人都筋疲力尽了。”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有一次，同班的一个同学因为触犯了某项规章制度而在中队会上被点了名，区队长感到大丢面子，于是大发雷霆，责令我班全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在训练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其他班都在读书、聊天，我班十二个人却不得不正襟危坐，围成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他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时不时地区队长在窗口看几分钟（我们宿舍大门的上部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长官随时可以透过玻璃审视里面的一切。这里没有私密的空间）。当发现有个批评者面上带着笑容时，他冲进来将其训斥了一番。我们提心吊胆，没有比这样的会议更令人痛苦的了。

   大门上透明的窗户是一种精心的设置。后来，我看到著名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不禁感到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与肖申克相似的经历。学者莫里斯·布朗肖在《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一文中突出了福柯对“全景监狱”的论述，全景监狱显示了“完全可见性”所具有的绝对权力（这也是奥威尔小说的主题）。这种可观性（雨果甚至让该隐在墓中也受到这样的惩罚）具有一种可悲的优点，即它将过度的身体暴力施加于人，而身体却不得不屈服。“监视，受监视的状态，指的不仅仅是警觉的监狱看守所执行的工作，还包括一切令人顺从（遵守规章）并且具有生产力（因而有用）的行为。”可以说，石家庄陆军学院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全景监狱，如福柯所说：“在环形监狱式的社会里，禁闭是无处不在的盔甲。”

   鲍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监狱的一大特色就是犯人必须上交“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每月上交一次，每次用两个“学习时间”来写，然后向全体人报告，若不获通过则重写。鲍将其归纳为四条规则：一、思想的坦白应该是自觉自愿，它应该像化学反应那样，在每个公民犯了错误或违反规定的当时就自动地进行。二、如果不是这样，其他人就应立即给犯罪者以“耐心的帮助”。三、如果耐心帮助无结果，接着应进行“由具有良好愿望的人进行善意的批评”。四、再无效的话，则给予各种严厉处分——斗争，单独监禁，等等。这套规则是如此的有效，人的灵魂像被除草机修剪过一样，以致于鲍写道：“当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对其被判的刑期向政府及他们的狱吏表示真诚感谢的人时，我是怀着惊讶和轻蔑来看待他们的。后来，当我在第一监狱进行思想总结时，我也这样做了。不过有一点小小的内心保留。然而当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也写下这些话并且真心相信这些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