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文文学中，影响力能够与金庸武侠小说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高阳的历史小说了。就小 说技巧而论，高阳深得传统小说之神髓，安排故事情节，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时时给读者以桃源洞口豁然开朗之感；塑造人物形象，则音容笑貌流淌于薄纸之上，常 常让读者有“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就史学功底而论，出生于浙江钱塘望族的高阳，虽然没 有在学院中接受过严格的现代史学训练，但自小目熏耳染，经史子集尤其是典章制度、笔记野 史，洞悉于胸，为一般“正途”出身的史学家远不能及。高阳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历史小说， 自成一恢弘壮丽之文学世界。此一高阳的“文学世界”，可以与官修史书相互参照，如同一对 双胞胎兄弟，各有优长、相映成趣。

   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高阳的慈禧系列、胡雪岩系列、民国系列等。每一个系列都堪称一个 曲径通幽的园林，既有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也有梅兰竹菊之类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而目不 暇接。最近，我读完高阳的“红楼”系列，则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又有崭新的阅读体 验和思想启示。高阳虽然不是所谓的“红学家”或者“曹学家”，但以他对清史研究之透彻和 对《红楼梦》把玩之深切，着笔写曹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的盛衰荣辱，宛如一 幅清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一系列的“曹氏小说”中，高阳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 一体，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以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彼此诠 释的精彩文本。

   我最感兴趣的，显然不仅仅是曹家的家事。曹家虽然是“包衣”——也就是给满人当奴才的 汉人，但当的却是最高级的奴才、“九五至尊”的皇帝的奴才，所以其地位和财富甚至有超过 了封疆大吏和翰林学士。曹家的祖上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这不仅是一个掌握着江 南金融税收大权的肥缺，而且是皇帝亲自安排在南方、独立于督抚之外的“耳目”。因此，高 阳明里是在写曹家，暗里却是在写皇家，写专制制度的暴虐和僵硬、写帝王的阴险和残忍、写 官场的黑暗和腐败。高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反思，在他 那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隐藏着良苦的用心和痛切的忧患。譬如，他写胡雪岩的成功与幻灭， 其实是写一种文化以及它所缔造的生命形态的溃乱乃至衰亡。胡雪岩固然有过人的手腕和权谋 ，固然能够以布衣之身崛起于垅亩之中，但在近代逐渐逼近中国的西方先进的文明形态面前， 他即便绞尽脑汁也无法应对，最后只能像飞蛾扑火般走向灭亡。高阳写胡雪岩，本意在“讽” 而非“扬”。然而，大多数读者却以为胡雪岩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样板，所谓“经商必学胡 雪岩”，导致《胡雪岩》与《厚黑学》一起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圣经”。我想，假如高阳地 下有知，对此“缘木求鱼”之举，大概只有抱之以苦笑吧。

   与二月河之流拼命美化帝王统治，将杀人皇帝雍正塑造成“改革皇帝”，并大肆为雍正残暴 的杀人行为寻找“历史合理性”的荒唐思路迥然不同，高阳层层剖析帝王们阴暗的心理状态， 并向我们揭示出：当人性的恶与制度的恶相结合之后，将对人间的真、善、美具有难以估量的 、毁灭性的力量。“红楼系列”之一的《大野龙蛇》，从乾隆的皇后投河自杀开篇，以曹雪芹 一家的日常生活为发散点，逐步顺藤摸瓜，透视乾隆朝的军国大事和政局变幻。为了巩固专制 君王的权威，乾隆学习父亲雍正的办法：“用人用其长，不用用其短”——时值四川大小金川 叛乱，战功显赫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奉命征伐，乾隆故意派遣刚愎自用的大学士讷亲作为钦差大 臣前往督战。讷亲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派往前线，这是乾隆一时糊涂吗？不，这恰恰是乾隆手 段厉害之处，正如高阳所论：“讷亲在皇帝有尾大不掉之苦，想甩甩不掉；张广泗何尝不是功 高震主，为皇帝所忌？因而才使出这条一石二鸟的毒计——如果张广泗领悟到了皇帝的深意， 坐视讷亲偾事，那一来，讷亲固然难逃死罪，张广泗又何尝不该负怀私藏奸，坐视成败之罪。 倘或张广泗拿出主张来，依讷亲那种刚愎偏执、妄自尊大的性格，一定不肯见听，将帅不和， 而讷亲位尊，则必痛劾张广泗不服调动，甚至骄恣跋扈，那样便是借讷亲的刀杀张广泗，而讷 亲不知兵，没有张广泗必败，于是又可将讷亲置于法了。”所以，张广泗是皇帝杀讷亲的一把 刀，讷亲则是皇帝杀张广泗的一把刀。这样，乾隆皇帝就可以手不执兵、不露痕迹地将两人除 掉。果然，后来讷、张二人都被问斩，而群臣们深知“杀鸡儆猴”的道理，在皇帝面前更是如 履薄冰、五体投地。乾隆变化莫测、恩威并施的统治术，由此凸显得淋漓尽致。他并非一个只 知道诗酒玩乐、风花雪月的风流天子，而是一个心思缜密、性情刻毒的冷血君王。假一名在养 心殿值班的侍卫之口，高阳对雍正和乾隆有这样一番比较：“先帝看人，稍嫌过分，人有六分 好，他说成十分；倘是他讨厌的人，两三分的过错，就是十足的大错。至于今上，加恩固然很 大方，不过他不以为那是应得之赏，往往一方面夸奖，一方面又贬低人家，俗语说的‘一把砂 糖一把矢’，就是今上驾驭人的手段。”这种评价，对雍正与乾隆来说，真是“增一分则肥， 减一分则瘦”。

   我向来相信“皇帝之中无好人”。一是因为人本身所背负的罪性；二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 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被帝王控制的各级官吏无不性情乖张，即便是控制他 人的帝王本人，最后也被权力所异化。在小说中，曹家的靠山和姻亲平郡王讲了一个意味深长 的故事：“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在后园玩儿，无意间摘了一朵芭蕉的花，搁在嘴里 ，吸了一下，发现花露是甜的。当时大为惊异，不过，光有一丝甜味，自然心有不足，于是一 朵一朵摘、一朵一朵尝，一百来朵芭蕉的花，都让我糟踏尽了。皇上如今是尝到权力的甜头了 。”这个精妙的比喻，不是深知历史之“三味”者，绝对说不出来。那么，人是不是只有被动 地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呢？其实，要对权力的毒害进行最大限度的“过滤”，唯一的办法就是引 进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高阳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他身处六七十年代“蒋家王 朝”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台湾，“今上”玩弄权术的手段比起两百年前的乾隆来，又是“更上一 层楼”了。因此，有的话他没有办法完全说破。

   高阳一生孤寂落寞，以布衣之身而笑傲王侯。他不与权力有丝毫的沾染，洁身自好而寄情翰 墨，仿佛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曹雪芹。在他的小说中，朝堂之上都是些了无生气的“死人” ，而只有在“大野”之中，才有可能蕴藏着生机勃勃的“龙蛇”——我想，这也许就是高阳将 这部精心打造的长篇命名为“大野龙蛇”的原因所在吧。

   7/13/2002